立法院長韓國瑜今年國慶講話，提出保護中華民國、保護民主自由、維護美台關係與維護兩岸和平。這些目標，我都可以贊成。但是，政治人物的責任，不能止於提出人人願意接受的願望，更要說明：這些目標如何實現？當它們發生衝突時，又應如何取捨？

我對這篇講話的主要疑問，就在這裡。

談到两岸和平，韓院長強調同文同種、相近的節慶與信仰、共同的祖先，以及台灣人民不希望打仗的心願。但是，這些說法沒有回答兩岸和平最關鍵的問題：誰在威脅使用武力？誰要求另一方接受自己所指定的政治安排？又是誰不肯承認對方人民自主選擇生活制度的權利？

和平當然重要。我也希望自己、家人，以及所有台灣人，都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然而，和平不是我們單方面希望，就能實現的事情。更不能因為我們希望和平，就推定我們只要退讓，和平便有保障。

如果一方說：「你接受我的統治，我就不打你」，另一方拒絕，難道拒絕的人就成了和平的破壞者？

這正是和平論述必須釐清的責任問題。

蔣介石領導抗日，沒有把停止一切戰鬥當成最高原則；澤連斯基抵抗俄羅斯侵略，也沒有因為抵抗會繼續付出生命代價，就放棄國家的自主。他們的選擇與具體作為，當然都可以討論，但不能因為抵抗使戰爭持續，就把破壞和平的主要責任轉移到抵抗者身上。

如果停止抵抗便是和平，侵略者只要提出投降條件，就可以自稱和平的倡議者，而把拒絕屈服的人說成好戰者。這樣的責任判斷，我不能接受。

我珍惜和平，卻不認為任何形式、任何代價的和平，都應凌駕自由、尊嚴與人民的自主權。停止交戰，與建立值得人民信賴的和平，並不相同。

同文同種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文化親近可以成為交流的基礎，卻不能成為一方統治另一方的權利來源。同文同種的人，仍然可能彼此壓迫；不同文、不同種的人，也可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何況，台灣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祖先、信仰與文化背景的社會。和平應保障每一個人的生命與自由，不必先以共同血緣作為資格。

因此，我願意把話說得更明白：即使兩岸具有深厚的文化聯繫，台灣人民仍有權拒絕中共統治。文化上的親近，不能取消政治上的自主；共同的祖先，也不能代替今日人民的同意。

台灣堅持自身主體性，是罪惡嗎？台灣人民希望保有民主自由，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選擇嗎？

尤其，可能要求我們讓渡主體性的對象，是一個不容許人民自由更換執政者的中共體制。這個制度差異，難道可以用共同節慶與共同祖先輕輕帶過？

當然，台灣政府的政策與言行可以受到檢討。有正當的權利，不代表每一種策略都審慎；主張維護主體性，也不代表可以不計代價、忽略風險。但是，策略是否明智，與侵略是否正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如果韓院長認為某項政策增加戰爭風險，他可以具體指出，提出證據與替代方案。不能只說不要破壞和平，卻不說清楚何種行為構成破壞，讓聽眾自行把責任填到某一方身上。

我也承認，韓院長並沒有直接說台灣就是和平的破壞者。因此，我不能把這個意思當成他已明白說出的主張。然而，他對台灣內部提出鮮明的勸告，對北京的武力威脅卻沒有相應的要求，這種責任分配的不對稱，仍然值得批評。

國會議長無法命令中共放棄武力，不代表在評論是非時，也不必指出武力脅迫的問題。沒有能力控制威脅者，與不願清楚說明威脅者的責任，是不同的事情。

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果台灣不宣布法理獨立，北京是否就願意接受中華民國長期存在，並讓台灣繼續保持民主自由？

這不能憑我們的願望作答。

北京的《反分裂國家法》保留使用非和平方式的條件，並不限於台灣正式宣布獨立，也包括它所認定的和平統一可能性完全喪失。北京官方立場也反對兩個中國與一國兩府。因此，不宣布法理獨立，並不等於北京已接受中華民國持續自主存在。

這不表示戰爭必然發生，也不表示兩岸交流沒有意義。它只是提醒我們：問題不僅在於台灣是否宣布獨立，更在於北京是否容許台灣人民長期拒絕接受它的統治。

韓院長既然主張保護中華民國與民主自由，就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如果北京要求的和平，以台灣接受其統治安排為條件，他是否拒絕？如果拒絕，他是否同樣認為這項拒絕具有正當性？

關於「真獨裁」的說法，我也有疑問。

韓院長是以警告台灣不能被世界如此看待的方式提出這句話，而不是直接宣布台灣已經成為獨裁國家。但把行政、立法衝突放進這個脈絡，仍然需要具體論證。

一個由在野黨掌握多數、能夠持續制衡行政部門的國會，至少足以使「執政者已全面壟斷權力」的描述受到重大質疑。政府是否違憲、是否侵犯人民權利，當然應逐項檢驗；但政治衝突本身，不能直接當作獨裁的證據。

同樣，罷免的理由、動員方式與政治效果都可以批評，卻不能只因為它針對反對黨，就認定它不是民主。人民的罷免權，本來就是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

至於行政院不副署，我認為也不應以一句違憲或不遵守法律，就結束討論。

我曾長時間思索1950年蔣介石「復行視事」的故事。這件事存在重大憲政爭議，國史館也記載其未經法定程序復職及當時的反對聲浪。我個人認為，在當年的危局中，那項選擇有其救亡圖存的積極政治意義；但這不等於它的憲政問題便不存在。

我提這段歷史，是要追問評價標準是否一致，而不是認為過去可以例外，今天便可以任意例外。中華民國的處境特殊，對憲法的依循與否可能也存在特殊困難。所謂「違憲」的罪名，也應該格外慎用。

行政院的不副署是否成立，仍須依今日的憲法規範、權力分立與具體情勢來論證。行政院提出了維護憲政與財政秩序的理由，這些理由必須接受檢驗；立法院認為行政院無權拒絕副署，也同樣必須提出完整論證。

立法多數不會因為掌握多數，就自動取得憲法解釋的最後權威；行政部門也不能因為自認救國，就免於憲法約束。雙方都應接受同一標準。

我不是反對韓院長同時追求和平、民主自由與良好的對外關係。這些目標值得共同努力。問題在於，把目標並列，並不等於已經提出實現目標的辦法。

至於他是否為競選總統鋪路，僅憑這篇演說，我無法斷定。我更在意的是：這篇講話是否幫助人民理解我們真正面對的處境，還是以大家都喜歡的願望，遮住了最困難的政治問題？

所以，我想請韓院長正面回答：

您所維護的兩岸和平，是否包含台灣人民拒絕中共統治、繼續保有民主自由的權利？

如果包含，請您同樣明確要求北京尊重這項權利，並放棄武力脅迫。

這才是保護中華民國、保護民主自由與維護兩岸和平，能否同時成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