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就一直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於西方，甚至落後於日本，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相對於近代西方人，乃至近代日本人，中國人較缺乏工具理性。當然，這個想法需要經過嚴謹的論證或驗證過程，目前只能算是一種大膽假說。

順著關於工具理性的思索，我開始思考另外一個相關問題。共產革命得以獲得中國的執政政權，是不是也因為不同政治勢力之間工具理性化的程度有別？當然，這個假說即使成立，也並不排除一般已經被認定的其他成敗理由。工具理性可能只是一種更基底的影響因素。這種比較除了實際要進行很困難，而且，不同時期也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也或者，從不同的時間跨度、指涉範圍來看，答案也不同。無論如何，相關的討論應該很有意思，值得進行，即使沒有確切的答案，也可能從討論中獲益。

順著上述思路，容我嘗試比較蔣介石與毛澤東兩個人的執政風格，以兩者中何者較符合工具理性特質作為檢視的判準，一方面看是否與兩者最後的勝敗結果一致，也幫助思考兩者長期可能產生的影響意義。

這裡的比較或許會顯示：善於政治鬥爭、能夠奪取權力，與善於治理國家，是不同的能力；前一種工具理性很強，後一種仍可能嚴重不足。

我的基本判斷是：在政治動員、敵我分化與奪權策略上，毛澤東通常比大陸時期的蔣介石展現更強的工具理性；但在治理國家、尊重客觀限制與維持政策糾錯方面，尤其是大躍進及文革時期，毛的工具理性受到更嚴重的破壞。蔣的問題則較多表現為：建國目標、行政手段與實際權力結構彼此牴觸。

這是分領域的歷史判斷，不宜逕行簡化成總論性的「毛比蔣理性」或相反。

一、先把比較條件說清楚

蔣的大陸執政時期，主要是1927至1949年；毛則應分成1949年前的根據地治理，以及1949年後的全國執政。

兩人的條件很不一樣。蔣面對地方軍事勢力、日本侵略與長期戰爭；毛在1949年後逐步取得更深入、更全面的組織控制。因此，不能直接用「蔣丟掉大陸、毛建立政權」推定毛在所有方面更合理，也不能把治理成果或災難全歸於領袖個人。

以下採用的判準是：能否選擇合適手段、掌握真實資訊、比較代價，並根據反證修正政策。

二、政治策略方面，毛的工具理性確實較突出

毛在部分時期，很能區分長期目標與當前手段，不要求每一步都立即實現最終理想。毛澤東在執政前提出的系列政策路線，展現了一定程度的工具理性的特質。「農村包圍城市」就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重要戰略主張，而且顯然了獲得相當的成功。

又例如，1940年的〈論政策〉明確主張：不能在抗日根據地立即推行徹底土地革命；減租減息不能破壞借貸與生產；應讓資本家保有適當利潤，鼓勵私人企業，避免損害有用的經濟事業。這些文字顯示，他能考慮政策的間接效果，而非只有革命口號。當然，政策文件不等於實際執行完全如此。

這種策略思考的特點是：為了擴大政治支持，可以暫時限制某些激進要求；為了孤立主要對手，可以與其他力量合作。

從工具理性看，這是相當成熟的目標排序與手段選擇。

蔣也懂得結盟、妥協與利用外交，不能說他缺乏政治計算。但我的比較性解讀是：毛較擅長以政治組織改造既有力量關係；蔣則較常在既有力量關係中，設法維持領袖地位與中央權威。前者可能創造較強動員，後者則容易受到原有聯盟牽制。

三、蔣的治理矛盾：需要現代行政，卻難以擺脫個人與派系政治

蔣希望建立統一、有紀律、有建設能力的國家，但其中央政權必須處理地方軍事勢力及不同政治派系。孔祥熙等人的檔案，也保存了中央與地方軍事、政治派系關係的相關材料。

從這個結構出發，可以理解一種困境：

- 任用可靠的人，有利於維持政治控制，卻未必最有利於專業行政。

- 整頓貪腐有利於國家財政，卻可能傷及維繫政權的關係網。

- 授權有利於專業判斷，卻可能增加中央失去控制的疑慮。

這不是說蔣完全不重視能力，而是說：當政治可靠與行政能力衝突時，前者容易壓過後者。舉例來說，蔣在國共內戰東北會戰中，選擇繼續支持杜聿明，而壓抑孫立人，就可能帶來極關鍵的戰局影響。

更早之前，蔣介石接受杜聿明將軍的意見（據說違背之前遠征軍中國指揮官羅卓英的意見），讓中國遠征軍在入緬第一階段戰役失敗後從緬甸直接返回中國，而不是依照印緬戰區指揮官史迪威的要求，進入印度，結果國軍因此遭到重大損失。

總體來看，蔣介石的某些安排舉措可能符合短期維持權力的理性，卻妨礙自己宣稱要建立的現代國家。這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內在扞格。

四、金圓券顯示：蔣政權也會用行政意志對抗客觀限制

1948年的金圓券改革，是檢驗工具理性的重要案例。

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在改革推出之初，就指出：戰爭造成的財政赤字與發鈔需求仍然存在；即使強力打擊囤積及黑市，也難以根治通膨。改革並要求民間交出金銀外幣，且限制物價上漲。這是當時觀察者的判斷，並非事後才出現的批評。

由此可以提出的批判是：如果沒有處理財政與供給條件，卻期待靠換幣、強制兌換及價格命令恢復信用，就高估了政治命令的經濟效力。

不過，同一份電報也記錄，部分官員把改革視為爭取時間、等待外援的過渡辦法。這提醒我們：它可能包含短期求生的計算，卻缺乏可持續的穩定機制。不能一概理解為決策者完全不懂經濟。

蔣介石在蔣經國上海打老虎時期，因為涉及孔家而停止了後者的行動。他對兒子提到了家庭倫理的考慮。這可說是因為社會網絡考慮而干擾工具理性行動的一種態度表現。

五、毛的突出矛盾：能精細計算政治關係，卻可能粗暴處理生產與知識

毛在革命策略中能夠承認條件限制，但這種能力並未穩定延伸到全國治理。

大躍進的研究指出，把農業資源轉向工業，以及過度徵購糧食，是生產崩潰的重要機制。另有研究發現，地方官員競相誇大產量、迎合上級期待，造成嚴重資訊失真。大躍進運動的結果，大約造成三千多萬人的非正常原因死亡，主要是飢餓死亡。當然，文革造成的遺害恐怕更嚴重，至今猶未完全消失。

這些已經不只是「目標太崇高」或「執行不夠好」，而是工具理性的核心條件受到破壞：政治熱情不能代替生產條件，服從程度不能代替資訊可信度，動員人數不能代替技術效能。

值得注意的是，毛1940年的政策文字，已能理解利潤、信用與生產誘因的重要性。對照後來的政策，問題便不宜簡化為「他從來不懂務實」，而應追問：為何他在某些時期能接受現實限制，後來卻讓革命意志與個人權威壓過這些限制？

我認為，缺少能約束最高領袖的糾錯機制，是其中關鍵。

六、文革則顯示：政治鬥爭的有效，不等於治理的合理

對文革不能只用「毛為了奪權，所以一切都很理性」來解釋。

中共1981年的歷史決議，也承認毛晚年對許多問題判斷錯誤，以及個人專斷、個人崇拜，使黨和國家難以阻止文革。這是具有政治立場的官方自我評價，不能代替全部研究，但至少說明問題涉及決策與制約機制。

毛可能藉由群眾運動打擊政治對手，但若同時破壞教育、行政與組織秩序，就必須區分：

- 對某一場權力鬥爭，手段可能有效。

- 對國家治理與長期發展，手段可能具有巨大破壞性。

- 對他自己宣稱的革命目標，也可能適得其反。

不能只因他最後仍掌握最高權力，就把所有後果都算成工具理性的成功。

七、蔣介石、毛澤東兩人的主要差異

下表是根據前述案例提出的比較性概括，不是量化評分（比較面向 ：蔣介石以大陸時期為準備；毛澤東則分期觀察）：

蔣：有結盟與權力平衡能力，但受既有聯盟牽制；毛：革命時期的分化、結盟與動員能力較突出。

蔣：重統一、紀律及國家建設，實行受派系與戰爭限制；毛：能建構深入社會的組織，也容易以政治運動取代常態治理。

蔣：接受現實限制 有務實安排，也有以命令處理經濟困局的傾向； 毛：早期部分政策相當務實；大躍進時明顯高估意志與動員

蔣：個人權威與政治關係妨礙專業判斷資訊與糾錯較弱；毛：高度集權與路線鬥爭，使反證更容易成為政治風險

蔣：主要理性缺陷在維持政權的方式，妨礙改善政權；毛：革命與維權的方式，破壞治理及糾錯條件。

還需要補上一個概念上的區分：蔣、毛兩人都有強烈信念，但強烈信念本身不等於「價值理性」。只有行動者基於某種內在價值，即使承擔代價仍認為應當如此，才涉及韋伯所說的價值理性；它也不自動表示那個價值值得我們接受。個人威望、固執與誤判，不能一律美化為價值堅持。

所以，若要直接回答「誰的工具理性較高」，我的答案是：

毛在革命與權力鬥爭中，通常顯示較強的策略工具理性；但這項優勢沒有保證他具有較高的治理理性。尤其在大躍進與文革中，他對事實、成本與糾錯條件的破壞，比蔣大陸時期的主要治理失誤更為激進。蔣則並非缺乏建設意圖，而是經常無法使維持權力的安排，與實現建設目標所需的制度相容。

這也正好呼應我之前關心的「合理制度」議題：制度不能只看領袖有多少聰明手段，更要看它能否讓領袖的錯誤被發現、被阻止、被修正。

八、結語

我曾經大膽猜測，毛澤東可能有類似ADHD（一般譯為過動，但是，這個譯名太簡化，也包括難專注、易衝動）的性格。處在革命巨變時代，他可能呼風喚雨，成為英雄人物；但是，在傳統社會裡，他這種人較可能成為社會邊緣人、失敗者。他的高智商與發散性思考，有利於他提出靈活而較符合工具理性的革命、奪權路線；但是，他對權力的執著與對改革的浪漫期待可能又讓他採取了違背工具理性的治理策略，譬如推動大躍進與文革。

蔣介石性格相對較僵硬而堅毅，較少發散性思考，可能還有胸襟不夠開闊的問題。長期來說，我相信蔣介石較可能獲得中國社會的肯定評價。當然，這可能要等到後中共時代。蔣在大陸的失敗，除了時代本身的困難，再就是蔣介石的傳統性格對工具理性抉擇常有隔閡。

跳出蔣、毛性格、路線的比較，我會說，蔣、毛之間的慘烈鬥爭，反映的是中國社會整體欠缺工具理性的底蘊。這才是中國社會最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