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跟帖批評我的貓靈子先生，回應了我稍早貼出的長詩「世界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見附錄）。

他的說法看似很老練，但是實際上恐怕是把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混在一起了：他從「政治不能只靠善良願望」推到「政治不是道德之事」；從「政治涉及利益競爭」推到「政治只有利益」；再從「強者往往占優勢」推到「順從強者才是智慧」。前半段含有現實主義的合理提醒，後半段卻滑向「犬儒主義」與「機會主義」。以下試作完整討論。

讀到貓靈子先生的回應，我並不想簡單反駁說：「政治當然應該講道德。」因為這樣的回答太容易落入他所嘲笑的天真主義。政治確實不同於個人修身；國家治理也不能只憑善良動機。政治人物必須面對權力競爭、利益衝突、資源有限、資訊不全，以及政策造成的各種意外後果。

但是，承認政治的艱難與殘酷，不等於承認政治與道德無關。恰恰相反，正因政治掌握龐大的資源、暴力與制度力量，能夠影響千萬人的命運，所以政治比一般私人行動承擔更重的道德責任。

「政治不是道德之事」如果只是提醒我們：政治不能等同於個人的道德潔癖，那有其道理；如果它的意思是：政治可以不受公共責任、正當性與人命價值約束，那就不只是錯誤，而且可能成為一切暴政、侵略與掠奪的通行證。

一、韋伯並沒有把政治驅逐出倫理世界

德國社會學者韋伯有一篇著名的長篇文章〈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這是一篇政治社會學的長文，是他多次演講的集結。緣起是：在一戰之後，德國社會急劇動盪的時刻，他勸德國青年人不要搞共產革命。

文章中，他深刻討論了「政治人」的行動原則。他並沒有鼓勵政治人物成為只會吟誦道德口號的理想主義者。他非常清楚：政治所運用的特殊手段，是權力，最後甚至包括國家所壟斷的正當暴力。政治人物不能假裝自己只要保持內心純潔，便不必為行動後果負責。

這正是韋伯區分「信念倫理」（ethics of conviction）與「責任倫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ity）的原因。信念倫理所關切的是：我的信念是否純正、我的動機是否高尚。責任倫理則要求行動者追問：我的決定會造成什麼後果？可預見的代價由誰承擔？如果政策失敗，是否能把責任全推給世界的邪惡、人民的愚昧或者敵人的卑劣？

可是，韋伯強調責任倫理，絕不是主張政治人可以不講道德。他反對的不是倫理，而是逃避後果的倫理；不是反對理想，而是反對只有姿態、不承擔代價的理想主義。

責任倫理本身也是一種倫理，是一種特殊性質的倫理。它要求掌權者不能只問：這件事是否有利於我？而必須進一步問：這件事會使誰受益、使誰受害？這個代價是否必要？是否有傷害較小的替代方案？我是否有權讓別人替我的野心付出生命？如果事情失敗，我願不願意承擔責任？

韋伯心目中的政治家，需要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熱情使他願意獻身於某種超越私利的事業；責任感使他承擔行動後果；判斷力則使他在激情之中仍能保持距離，不被虛榮、仇恨或權力欲支配。

因此，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只有算計，沒有公共使命；只有權術，沒有責任感；只有「何以利吾身」，沒有「何以利眾人」，那麼他或許是一個成功的政客、陰謀家或權力掮客，卻不是韋伯意義上的「政治人」（或者我們會更習慣稱呼為政治家）。

二、政治不能只憑道德動機，但政治必須接受道德評價

這裡應該區分三個問題：

第一，政治人物的個人品德如何？

第二，政治手段是否正當？

第三，政治行動造成了什麼公共後果？

一個私生活非常清白的人，未必能治理國家；一個動機高尚的改革者，也可能因判斷錯誤而釀成災難。這說明政治不能只看個人品德與主觀動機。

可是，這並不表示政治不必接受道德評價。戰爭是否必要、權力是否受約束、少數人的權利能否被犧牲、統治者能否說謊、國家能否侵略鄰國、政府能否任意剝奪人民財產與自由——這些不只是技術問題，也都是道德問題。

政治之所以不能脫離道德，是因為政治決定的代價通常不是由決策者一個人承擔。發動戰爭的人未必親上戰場，制定錯誤經濟政策的人未必挨餓，鎮壓異議的人也通常不是被囚禁者。正因權力與代價經常分離，政治才尤其需要責任倫理。

如果政治人物可以說：「我只考慮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那麼人民為什麼要服從他？軍人為什麼要替他作戰？納稅人為什麼要供養國家？政治之所以能成立，不只依靠暴力，也依靠某種公共性：掌權者至少必須聲稱，他所行使的權力不是純粹為了自己。

三、利益不是一個不必說明的詞

貓靈子先生的論述不斷談「利益」，可是，「利益」究竟是誰的利益？這是整套說法最重要、也最模糊的地方。

至少可以區分：

政治人物的私人利益；

執政黨或統治集團的組織利益；

特定階級、企業或軍事集團的利益；

國家短期利益；

國家長期利益；

多數人的利益；

少數者不可被任意犧牲的基本權利；

跨世代的公共利益。

這些利益不但不同，而且經常互相衝突。

一個統治者延長任期，可能符合他的私利，卻傷害國家的制度利益；一個政黨壓制異議，可能有利於短期維穩，卻使社會失去糾錯能力；一個國家併吞鄰國，可能獲得領土，卻也可能招致制裁、戰爭與長期仇恨；犧牲環境換取短期成長，也可能把代價轉嫁給下一代。

因此，「政治就是追求利益」幾乎是一句空話。真正的問題始終是：誰的利益？什麼性質的利益？多長時間範圍內的利益？由誰付出代價？誰有權決定？哪些底線不能以利益交換？

只問「何以利吾身」，不是政治智慧，而是把個人自利提升成宇宙真理。若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如此行事，公共利益便會被掏空，國家也會退化成權勢者分贓的工具。

再說，如果所追求的利益不包括精神層面，短期也許會自詡睿智；其實，久了就會覺得貧乏、覺得生命缺乏意義。

四、把政治化約為利益，反而不能真正理解政治

人當然會追求利益，但人的行動從來不只受物質利益支配。榮譽、信仰、身份、正義感、民族情感、自由、尊嚴、歷史記憶，都能使人承擔巨大代價。

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就很難解釋：

為什麼有人願意反抗遠比自己強大的暴政；

為什麼士兵願意保衛國家；

為什麼異議人士明知會坐牢仍然發言；

為什麼被侵略者不肯接受看似「有利」的投降條件；

為什麼有些官員拒絕貪腐；

為什麼人民願意為民主、自由或民族尊嚴付出代價。

把這些人一律說成受意識形態支配的「精神病人」，不是洞察人性，反而是把人性壓縮得過度單薄。這種理論只能理解投機者，卻不能理解殉道者、改革者、抵抗者，也不能理解共同體為何能夠存在。

更何況，利益本身也不是天然固定的。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利益，會受到價值、身份、制度與時間視野影響。一個人若只計算眼前安全，可能認為向強權屈服最有利；但若考慮後代的自由、財產保障與人格尊嚴，結論可能完全不同。

所以，「利益」並不是價值的替代品。利益的界定，本身就包含價值判斷。

五、從「世界有弱肉強食」推不出「應該順勢逐利」

世界確實存在強權政治，也存在弱肉強食。但是，這是一個經驗描述，不能直接變成規範命令。

自然界有疾病、飢餓與淘汰，人類並不因此取消醫療、救濟與法律。歷史上有大量屠殺與侵略，也不能因此說屠殺與侵略沒有對錯。

「事情經常如此發生」與「人應該如此行動」是兩回事。

而且，世界也並非只有弱肉強食。它同時存在合作、互惠、信任、承諾、法律與制度。商業交換之所以能進行，不是每次都靠槍口；國際聯盟之所以能形成，也不是所有國家隨時準備背叛。即使最現實的政治行動者，也需要信用、可預測性與合作規則。

如果人人只在風向改變時背棄承諾，那麼沒有人會信任他；如果國家每逢強弱變化便撕毀條約，也很難建立長期聯盟。從這個角度看，道德與規則不只是限制利益的枷鎖，也是長期利益得以形成的條件。

一個人或許可以靠背叛得到一次好處，卻可能從此失去信用；一個政權或許可以靠恐懼維持秩序，卻會同時摧毀社會信任；一個強國或許能吞併弱國，卻可能促使其他國家聯合圍堵。貓靈子自己提到「吃獨食最後必遭圍剿」，其實已經承認：權力並不能無限取代正當性，利益追求也必須受到某種秩序約束。

只是他把這種約束稱為「天道反撲」或權力平衡，而不願稱之為道德與制度罷了。

六、歷史上「不講仁義者必勝」不是可靠結論

從《資治通鑑》中找出許多殘酷者勝利、忠直者慘死的故事，並不困難。但這種閱讀方法很容易產生選擇性偏誤：我們特別記得陰謀成功的案例，卻忽略更多因猜忌、殘暴、背信而失敗的統治者。

權術可以幫助一個人奪權，卻未必能幫助他治國；恐怖可以使臣民一時服從，卻也會阻塞資訊，造成人人說謊；無情可以在宮廷鬥爭中取得優勢，卻可能摧毀長期合作所需的信任。

秦國以強力兼併六國，是「勝」；但秦朝迅速覆亡，又算不算敗？

曹操在權力競爭中勝過許多人，但他也需要屯田、用人與秩序建設，不能只靠奸詐。

劉邦能勝項羽，也不只是因為更無道德，而是因為他較能容納人才、分配利益、聽取意見。

齊閔王的失敗，更不能簡單證明「吃肉之後要與別人分食」，其中還涉及聯盟結構、戰略誤判與統治方式。

歷史中的成敗從來不是「仁義者敗、邪術者勝」如此單線。更重要的是，即使一個暴君最後成功，我們仍可追問：他的成功對人民意味著什麼？攻城略地是統治者的成功，卻可能是無數百姓的災難。

如果只以最後誰掌權判定勝負，歷史就只剩帝王將相的計分板。被屠殺、被奴役、流離失所的人，全都從分析中消失了。

七、「勢」是必須判斷的現實，卻不是必須服從的命運

政治人物當然要識勢。完全不考慮力量對比，只憑願望行事，可能害人害己。但「識勢」至少有三種不同意思：

第一，理解現實限制；

第二，在限制之中尋找可行策略；

第三，向眼前最強者靠攏，以求私利與安全。

前兩者是政治判斷，第三者只是投機。

更重要的是，「勢」不是自然界預先寫好的定律，而是許多人的選擇共同形成的。一個國家之所以顯得不可抵抗，往往正因許多人事先相信它不可抵抗；一個盟友之所以不可靠，也可能因大家都先行背棄，最後使聯盟真的瓦解。

如果所有人都認為應當順勢，那麼抗戰、民主化、廢奴與反殖民運動在開始時都不應該發生。因為這些運動的起點，通常都是弱者對抗強者。

所以，政治智慧不只是看出風吹向哪裡，更包括判斷這陣風能吹多久、它是否正在累積反作用力，以及我們自己的行動會不會改變風向。跟隨力量並不總是現實；有時只是把暫時的強大誤認為永久的命運。

八、把台海與中美情勢說成「勢必有利中共」，並非分析，而是斷言

貓靈子認為美國「已經不行了」，因此兩岸與中美之「勢」都有利於中共。但他提出的主要依據只是美國債務龐大，再配上一個「沒錢的黑社會老大，小弟不會替他賣命」的比喻。

這種比喻很生動，卻不能代替完整分析。

判斷一個國家的力量，至少要考慮：

經濟規模與金融能力；

科技創新與高階產業；

軍事投射能力；

同盟體系；

人口與人才吸引力；

能源與糧食安全；

制度糾錯能力；

國際信用與文化影響力；

對長期競爭成本的承受能力。

美國有嚴重問題，不等於中國沒有更深的問題；美國國債龐大，也不能直接推出美國同盟體系即將解體。反過來，中國的軍事擴張與經濟規模，也不能直接推出它必然取得台海勝利。

真正的現實主義，是同時審視各方的力量與脆弱性，對不確定性保持警覺。只看見美國的衰弱、看不見中國的內部壓力；只看見中共的軍力、看不見渡海作戰與占領治理的代價；只看見強權威嚇、看不見它可能促成的區域聯合——這不是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另一種立場先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判斷中共正在變強，也不能直接推出台灣應該順從中共。事實判斷與價值選擇之間，還隔著一連串問題：

中共統治對台灣人的自由、財產、人格與生活方式意味著什麼？

順從能否換來可靠而長久的安全？

所謂「和平」會不會只是把外部戰爭轉化為內部壓迫？

現在的退讓會降低風險，還是使對方相信威嚇有效，因而提出更多要求？

不回答這些問題，只用「勢」要求弱者屈從，是把強權的要求偽裝成客觀規律。

九、「何以利吾身」不能成為政治的最高原則

「何以利吾身」可以是私人生活中的一項考量，卻不能成為政治人的最高準則。政治人的決定動用的是公共權力，消耗的是公共資源，承擔風險的也往往是一般人民。

如果政治人物只問何以利吾身，腐敗就是合理的，變節也是合理的，賣國也可以合理；只要能在風向改變時站到勝利者一邊，任何行為都可被稱為智慧。

可是，當每個人都只問何以利吾身，社會便會落入集體困境：官員侵吞公共資源，商人破壞市場規則，軍人臨陣倒戈，盟友見利忘義，人民不再信任制度。結果可能是每個人都精明算計，整個共同體卻一起衰敗。

政治的真正難題，不是如何使最強、最狡猾的人獲得最大利益，而是如何在利益衝突之中建立一套可共同生活的秩序；如何限制掌權者掠奪弱者；如何使個人追求利益時，不至於摧毀所有人的生存條件。

這就是公共利益、法治、民主與政治倫理存在的理由。

十、真正成熟的政治觀，是讓道德與現實互相校正

我並不主張政治人物只要心地善良即可。沒有能力的善意會造成災難；不顧後果的正義激情也可能傷害無辜。政治人必須理解權力、利益、策略、時機與力量對比。

可是，另一個極端同樣危險：把殘酷當作深刻，把自利當作清醒，把投機當作智慧，把對強者的順從當作識勢。這種論述經常以「我早已看透人性」自居，其實只是把人性中最自私的一部分，誤認為人性的全部；把歷史中最陰暗的一面，誤認為歷史唯一的規律。

成熟的政治判斷，必須同時容納兩種要求：

以責任倫理約束理想，使理想不至於變成不計後果的狂熱；

以道德目的約束權力，使現實主義不至於墮落成犬儒主義。

政治不能只是「我心是否純潔」，也不能只是「我能否獲利」。它必須問：我們想建立什麼樣的共同體？掌權者應對誰負責？哪些代價可以承受？哪些人不能被當作手段？今天的勝利是否正在製造明天的災難？

政治不是道德童話；但政治也絕不是道德的真空地帶。

一個完全不懂力量的人，可能不適合從政；一個只懂力量、不知責任的人，則尤其不應掌握政治權力。前者可能把事情做壞，後者卻可能明知會傷害眾人，仍把災難解釋成自己的成功。

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未必是政治人物太講道德，而是那些以「政治無關道德」為名，取消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對歷史所負的一切責任。

十一、結語

兩岸之間，恩怨情仇，不容易分解清楚。但是，正是因為不容易分解，所以，亞歷山大解開戈登結的辦法就是一刀給砍下去。具體在兩岸的問題上，我的意見就是台灣走自己的路，減少和中國大陸的糾結。

事實上，近百餘年來，台灣就是走自己的路，至少是和中國大陸交流較少。從而，台灣發展得不錯。而且，行有餘力，台灣還在89年中國大陸外交與經濟最困窘的時刻幫助了中國大陸再度崛起。台灣應該繼續走自己的路，盡量擺脫中國大陸這個盤根錯節的社會網絡。事實上，中國大陸自身也應該把一個過度龐大的社會網絡盡量縮小、簡單化，這會讓中國社會進步加速，讓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重要的是，中國人需要認識到這一點。被傳統體制、思想框架束縛，是中國長期的弊病。只是，中國人普遍不願意正面檢討這個問題。

拿「數典忘祖」的罪名來指責提議改變網絡架構的人們，我也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和他們講起。「數典忘祖」其實是中國人的祖先們一直在幹的事情，否則現在哪還有自稱為「中國人」的一群，恐怕早就消失了。

當金滅北宋、元滅南宋、清滅南明時，當時的「中國人」是怎樣繼續活下去的？承認當時統治者的權威，不管他們使用什麼國號，也不管他們是哪個族群。不是這樣嗎？

何況，現在的台灣是民主制的國家。做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經過票決。這種決策難道不比滅掉前面朝代要文明得多？

重要的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結構才真正能有利於最多數人？用「數典忘祖」這種傳統是非觀念直接否定可能更文明、更理性的結構調整方向，最後受害的，其實還是集體自身。何苦來哉？

對我來說，以「數典忘祖」作為行動最高原則（？），就是一種「信念倫理」的行動模式（但是信念倫理也可以強調其他的道德原則）。而我會更推崇韋伯強調的「責任倫理」。責任倫理不是不講道德，只是這種道德原則不是一種私人道德，而把公共利益擺在前面，同時強調務實性。其中一個重要區別是責任倫理更注意宏觀面與共同利益，以及理性行動。


附錄（貓靈子先生的回應文）

光是看到這個有點中二標題，貓爺只能說：**版主的政治悟性太差，完全不適合討論政治問題，您對政治問題的理解非常淺薄，甚至是極為幼稚！**當然，貓爺對這個問題也曾經有疑惑，但在勞資二十四歲的時候，基本上就已經看穿了，當然這要感謝朱浤源老師的指點．

　　俺是學歷史（近代史）出身的，旁修軍事學和一些中國古代思想，特別是縱橫家與道家兩門學問，年輕的時候喜讀資治通鑑（高階的胡三省註版與低階的柏楊版都讀，而且自作批註），俺早就發現：在歷史上的政治鬥爭中，凡是行事作風與孔老騙子（孔子）宣導的學說完全相反的政客，基本上都能贏得政治鬥爭，反而照仁義道德學說幹的，經常都會混到九族俱誅，死的極慘！真正的政治鬥爭沒有邪不勝正，只有正不勝邪（這裡的正邪指的不是人品，而是手段）．

　　某日俺到中研院近史所去拜訪朱老師，朱老師一語道破就和俺講：政治不是道德之事！如果一個政治家完全照道德辦事，在政壇上就是死路一條！貓爺一聽就秒懂，從此閱讀史書或是各家學學說就如同打通任督二脈一樣，想要騙過勞資的火眼金睛，就相當不容易了．

　　這世界上的資源有限，上至國家，下至各國的草民，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須搶奪資源，這是非常現實的事情，並沒有什麼對錯！國家／個人的能力越強，就越能分配到更多的資源，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現況，但弱肉強食並不代表要濫殺無辜，這是兩回事！一個有智慧的人應該要懂得在叢林世界中生存的方式，做到真正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至於這個矩在哪裡？其實用道家的說法就是天道反撲，用縱橫家的邏輯來看就是吃下一塊好肉後（如併吞一個國家或重要的地區），要懂得主動和他國分食利益，吃獨食最後必遭圍剿！齊閔王就是這麼完蛋的．

　　任何的政治活動背後都受經濟行為的制約，只要利益達成一至，參與政治活動者又不是受頑固意識形態影響的精神病人，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喬的，無非是利益分配的多寡問題而已．這世界從來就沒有單純的光明，也沒有單純的黑暗，所謂陽極陰生，陰消陽復，這才是天地之理！如果看不懂這點，每件事都要認定非黑即白，我正彼邪？這種人活的再久？一樣是不懂政治！

另外一點，一個有頭腦的人要懂得觀察勢的變化，勢往哪裡變化？人就該往哪裡逐利，一個投機客如果在股市大多頭時去放空，或是大空頭時應是要做多，最終都可能會虧光血本！

　　現在兩岸的勢與中美對抗的勢，實際上都有利於中共，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已經不行了，特別是債台高築，這和黑社會小弟不會替兜裡沒錢的老大賣命是同一個道理，所有人都很現實，無利可圖的事情，要硬做就只能依靠信仰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善觀風向，以保證自身的生存與利益為第一優先，至於那些無聊口號？勞資只問一句：何以利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