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聽見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現代社會過度重視效率、計算與控制，把自然當成資源，把他人當成手段，甚至把自己變成生產體系中的零件。這些批判具有重要意義。但另一個問題也值得追問：如果一個社會的行動經常被面子、人情、身分與情緒牽制，以致無法認真檢驗方法與效果，它是否也會因為某些理性能力不足而付出代價？

我所關心的，是人在行動與探究之中，能否暫時放下必須維護的身份，關係與自我形象，讓證據、論證與工作本身的要求，引導自己的判斷與行動。

一、工具理性不等於自私逐利

韋伯區分目的理性與價值理性等行動類型。前者重視目的、手段與後果之間的衡量，後者則強調出於對某種價值本身的信念而行動。日常所說的「工具理性」，常與前者聯繫，但不同思想傳統對它的界定並不完全相同。

首先應釐清：選擇有效手段，不等於追逐私人利益。一個人可以為營利而精密計算，也可以為救災、改善教育或保障弱勢者，而審慎比較方法。目的是否正當，與方法是否有效，是兩個必須分別判斷的問題。

因此，批判自私逐利，不能代替檢驗行動效能；強調動機高尚，也不能免除對後果的責任。幫助別人的善意，若不肯接受效果的檢驗，也可能造成浪費，甚至傷害。

二、工具理性如果危險，在於它取代理性的全部

法蘭克福學派，尤其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關心現代社會中的支配問題。他們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主要是憂慮理性被縮減為計算與控制的能力，而目的本身反而不再受到充分追問。

當人只問「怎樣完成命令」，卻不問「這個命令是否正當」；只問「怎樣增加產出」，卻不問「誰承擔代價」，精密的技術就可能服務於壓迫。

但承認這個危險，不等於我們應放棄有效行動。值得追求的，是讓手段的檢驗與目的的反思相互配合。只有效率而缺少正當性，可能高效率地做壞事；只有正當性的宣稱而不檢驗效果，也可能使理想停留在口號。

三、「任務完成」與「人際取悅」

對華人社會的討論，我偏向籠統說：「相對於近代西方世界，華人較缺少工具理性」。但是，這問題顯然遠更複雜，如果不先做概念釐清只做籠統論述，容易掉入這樣、那樣的陷阱。一個人可能非常善於計算人情、揣摩上意與保全面子，卻不願正視工作失敗的原因。這不是完全沒有計算，而是計算被導向了維護身分與關係。

在一個懲罰異議、獎勵服從的組織裡，隱瞞壞消息、迎合長官，對個人而言甚至可能是有效的生存策略。但當每個人都如此行動，整個組織就會失去辨識錯誤與修正政策的能力。

於是，個人保身的計算，可能造成集體解決問題能力的低落。

這個落差值得研究，也提醒我們：不能只把問題歸咎於個性或文化，還必須檢查什麼樣的權力安排，使人不敢依照證據說話，或並不致力於任務本身。

這裡，還可能觸及概念釐清或定義的問題。究竟什麼是工具理性？如果會做人、會來事，也是一種理性，這是工具理性嗎？可能有很多的論述脈絡都會如此看待。不過，我以為，這其實不是嚴格意義的所謂「工具理性」。或者，行動者作為工具，是扮演服務上級、長官意志與欲望的工具角色，而不是行動作為真正任務完成的工具。

這裡隱含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任務完成」取向和「人際取悅」取向。後者對於任務完成，未必真正有效，所以它可能並不符合較嚴格意義的「工具理性」的意思，因為「取悅」實際上有「耍弄」的涵義。這時候，行動者並不只是「工具」的角色，而他的行動關注也並不只是朝向任務本身，而比較是朝向取悅他人，而且更多是朝向取悅有權勢者。

在「任務完成」和「人際取悅」可能不完全一致的時候，還會把完成任務看得比人際取悅更重要，這可能是需要秉持特殊心態才有以致之，而信仰可能是背後的支撐力量。

我曾經試圖以哥白尼為例，指出一種值得討論的科學研究態度。哥白尼在臨終前出版了他的天文學著作「天體運行論」。據說他是在彌留之際拿到了書的印刷成品。換言之，他很可能在生時並沒有因為自己畢生的天文學研究而獲得名聲或金錢利益。那麼，他究竟所為後來？依照書中序言，哥白尼自稱是為要彰顯上帝的榮耀。事情性質未必如此單一，但是，至少，追求某種超越意義可能是一種重要的研究驅力。如果是要追求財富、權勢，或者取悅他人，哥白尼都沒有理由如此投入天文學研究。

工具理性雖然可能被用在追求個人功利目的因而受到詬病，但是，如果強調這是一種「任務」導向的行動態度，這種導向，同樣可能朝向完成具超越意義的目標，包括探索科學、探索什麼是正義或什麼是人的存在意義等。這時候，工具理性並不意味著短視、近利、疏離，而比較是指一種專注、心無旁騖，以及嚴謹的工作態度。

如果依此對工具理性做出更具針對性的定義，那麼，工具理性可以是指：以忠於事的原則、理性的態度來行動。理性，未必只是計算性，而應該還原為邏輯嚴謹、神智清明的狀態。

四、「成為工具」，是人對自我的節制

研究者投入工作時，需要訓練自己的注意力、推理能力與操作技巧，使自己成為可靠的研究參與者。就這個意義而言，我願意說，人有時需要把自己鍛鍊成探究與行動的工具。

但這是一個有限的比喻。它不表示人應接受任意使喚，更不表示人的尊嚴可以被工作成果取代。它指的是：我自願調整自己的習慣，使判斷不至於被情緒、面子、成見與身分防衛所綁架，包括不受PUA的干擾。人的理性能力，盡可能地被集中用在有效完成行動任務上。

就研究工作而言，當證據與我的期待不同，我能否先查明問題，而不是立刻保護原來的結論？當別人的批評有道理，我能否承認，而不先計較他是否有資格批評我？反之，面對批評，又是否能夠據理力爭，而不因為身份、人際關係的考慮而沉默？

這種自我節制需要自主性。因為只有能夠反省自己的人，才可能決定暫時放下什麼，又應堅持什麼。也就是說，這種工具理性，未必讓人失去主體性，特別是相對於是否被他人宰制而言的主體性。這裡，所謂「工具」，不是指被他人宰制，而比較是指心思凝聚於行動本身。

五、羅爾斯的啟發：讓身分暫時退居其次

在中文語境裡，「性情中人」一詞大體是一種褒義詞。相對於此，則可能是冷酷無情，那是貶義詞。這種褒貶背後的價值判斷可能會有爭議。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它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以忠於事、完成任務為出發點，「性情中人」在過程中卻可能產生有問題的作用。

近代中國大思想家梁啟超，自稱「筆鋒常帶感情」，又說自己的文章「夾議夾敘」。也就是說，他在寫文章的時候，他的「我」常常出入於他的議題討論中。我們對這樣的文風，大體沒有什麼不妥的感覺。但是，我們不妨再看看另外一個寫作的例子：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寫作《正義論》。作者幾乎就像是一個理性思考機器。也就是說，在寫作過程中，羅爾斯其實好像是在扮演一種純粹的理性工具角色，他暫時是作為尋找正義為何的答案的工具。

梁啟超與羅爾斯，是兩種不同的寫作風格，也寫出了很不同的作品。重要的是，這背後其實很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並且深遠影響彼此的行動模式與事情的結果。

羅爾斯的思考，也可視為某種工具理性式的思考過程。但是，我們很難因此認為他這只是一種狹隘、短視、功利的追求行動，那種被詬病的工具理性。

我們也可以想像，會不會有些作者在探索某種真理之際，同時考慮對自己身家性命、名聲、人緣、晉身機會，而在撰寫或思索的時候，產生種種顧忌，甚至是思想上的自我禁錮。這樣的探索最可能會有什麼結果？

當然，我們也可以進入羅爾斯關於正義的討論內容來做些審視。他在書中提出「原初狀態」與「無知之幕」。其重要構想之一，是設想人們在不知道自己將處於何種社會位置的條件下，選擇規範基本制度的正義原則，藉此限制既有優勢對判斷的左右。

我們不必推測羅爾斯寫作時的私人心理，這個思想方法本身就值得注意：思考正義，不能只問什麼安排對目前的我有利，也要問，當我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誰時，是否仍能接受這個安排。

嚴格地說，這不能只稱為工具理性。它包含對公平的價值承諾，以及對原則、判斷和理由的反覆檢討。工具理性可以協助安排研究程序、比較方案後果；但什麼值得追求，仍需要道德與政治論證。

因此，方法可以服務於目的的探索，不代表方法的有效性就能單獨證明目的的正當性。我真正想強調的，是工具理性應與並且可與反思理性合作。工具理性並不先天排斥反思理性，倒是有可能促進對後者的重視與理解。

也許必須補充說：工具理性式的探索，更可能產生某種類似探照燈的聚焦效果，包括清楚照見行動者、研究者自身的問題，也才更能夠讓人意識到對反思理性的需要。反之，人的自我意識若一直主導行動，對自身主觀性所帶來的認知偏頗或局限，很可能更容易陷入眼盲。

六、哥白尼的啟發：讓探究超出眼前的自我利益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於1543年出版，大體是在他臨終的前一刻。換言之，他從這本書得到的名聲，已經是在他身後之事。而他在獻給教宗保祿三世的序言中，談到自己長期猶豫是否出版，也提到友人的鼓勵，以及研究對數學與天文學探究的公共意義。

這個例子或許不宜逕行寫成「他生前完全沒有名聲，也沒有任何利益」，也不必把他的動機歸結為單一因素。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研究可能超出即時報酬與眼前認同，人願意為一個尚未得到廣泛承認的問題，持續修正自己的理解。

對有信仰的人而言，理解宇宙秩序可以具有宗教意義；對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真理、公共知識與人類理解的擴展，也許同樣也可以支持長期投入。不過，人會追求某種見不到明確利益的目標，很可能是基於某種對具超越意義價值的擁抱、信仰。某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價值態度，很可能不會鼓勵那種求真、求義而無視世俗利益的行動。

他提出日心說，和當時教會依附的地心說相違背，這顯然會帶來自己和他人的困擾。那麼，這樣的主張應該被提出嗎？甚至應該繼續去探索嗎？他應該放棄這樣的探索嗎？

我舉哥白尼的例子，其實也想暗示：工具理性固然需要與反思理性互補，但是，在實踐中，可能也需要另外的一種價值取向或心理特質作為行動前提，行動目的必須是在無違正義原則下的求真或求善的目的；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行動應該受到一種事前就相信為符合善或正義原則的引導。只是這條界線很難劃定，更多的人可能是過度限制自己的思想、行動，以致於失去創新、進步的機會。

哥白尼作為基督教徒，很可能也會在心中預先接受地心說。但是，他可能在內心裡已經把上帝的榮耀和教會的榮耀區別開來，也把真理和世俗認知做出區別。也就是，他並沒有違背自己的底線原則，而又做出了積極追求行動。但是，很可能有許多人會在更早的時候就放棄某些探索，因為這種探索或行動，可能違背世俗的顧忌。如此，探索或行動就被提前局限，難以往前。

任事的積極、專注，和社會網絡設定的鼓勵與限制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扞格或矛盾。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取向會形成不同的措置，然後促成不同的總體行動效果。

七、行動中是否有太多的「我」？

我想提出的疑問是：在某些華人的互動情境裡，我們是否太容易把對事情的判斷，變成對身分與關係的維護？

討論一項政策，先判斷是哪一陣營提出；面對一個論點，先在意它是否使自己所屬的群體難堪；學生提出質疑，老師先感到權威受損；晚輩指出錯誤，長輩先感到不被尊重。此時，問題本身就可能退居其次；求真精神被人際關係方面的訴求抑制。

我不擬宣稱華人有某種固定不變的性格，也不宣稱其他社會沒有類似上述的現象。它是一項需要透過比較研究檢驗的假說：哪些文化期待、組織誘因與權力關係，會使人更難區分「我的看法受到質疑」與「我的人格遭到否定」？

當然也要注意，情緒也並非全是干擾因素。對不公的憤怒、對他人的同情、對問題的好奇，都可能推動思考。需要節制的，是情緒替代證據、身分替代理由，以及自我防衛阻止修正。

八、放下身分防衛與取悅訴求，需要制度支持

若一個組織口頭要求理性，卻懲罰說實話的人，便很難期待成員長期保持開放。若承認錯誤等於失去職位，若不同意上位者就被認定品德有問題，那麼，維護面子與迎合權威就會成為可預期的行動。

因此，改善探究與工作效能，需要的不只是個人修養，也包括容許異議的討論程序、可以申訴的權利、公開而可修正的評估，以及對權力的限制。

我們需要的理性，既能檢查方法是否有效，也能追問目的是否正當；既能投入工作，也保留批判工作要求的能力。讓「我」暫時退後，是為了讓問題、證據與他人的理由進入視野，而使自己成為更能自主判斷的人。

我以為，近代西方的進步，在工具理性上的開展，可能是重要的成因。相對來說，中國社會的進步相對遲緩，則也受到工具理性受到壓抑，或者人際取悅與順從訴求過當的影響。

事情是否確實如此，也誠懇請教各位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