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民意論壇10/10刊出〈台灣最不負責任的 是官員〉一文，作者朱立安在文首指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沒人想否認；台灣最負責的人是官員？沒人會承認！」

作者的這兩句話，看起來有優美的對稱性，但其實缺少真正的對應意義。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確認「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台灣人心是否真的美好？從最近屢屢爆發的食物事件、氣爆事件，甚至一系列犯罪事件（譬如鄭捷捷運殺人事件等）來說，我們並不能得到肯定的答案。我們當然不想給出否定的答案，但這只是我們的主觀希望，而與客觀真實是兩回事。

官員是最不負責任的一群嗎？文中其實沒有做出論證，只是用暗示的手法給出肯定答案。沒錯，由一連串的事件，特別是GMP標章所顯示的問題，我們很難信任官員。但是，這未必表示官員最不負責。真實的情況是：我們最需要官員為我們把關、保護我們，官員卻做不好；我們對官員賦予高度的期許，官員卻讓我們非常失望。但是，話說回來，這並不能證明他們是最不負責的一群，而是顯示期望與實際間有巨大落差。

我以為，問題豬油事件中，責任最重大的應該是直接涉弊、獲利並傷害他人者，也就是那些製造、販賣問題油者，其次是那些（多少）知情卻大量使用問題油的商家。實際上，最近一系列的不幸事件中，涉弊並獲利的主要都不是官員。高雄氣爆事件，直接涉案者是李長榮化工；餿水油或食用豬油的生產者與銷售者當然是商家，譬如冠群、頂新。他們當然也是人民，而不是官員。此外，最先知情的人當然也是民眾。只是涉弊民眾並沒有做出自制，其他知情民眾也沒有做出阻止或通報的努力（只有極少數例外）。

而許多人之所以會將攻擊矛頭對準官員，部分是因為在他們的思考框架中，會暫時將像頂新這樣的企業視為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特殊群體：他們是罪惡的，所以他們不屬於人民一方。從而，檢討也就不必針對「人民」。「罪惡」的一群可視同官員，而不視同人民，他們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是罪惡的、傷害人民福祉的。這樣的思維方式其實是有問題的，不過，卻可能很普遍。

官員的確是沒能好好把關。但是，官員的「瀆職」應該還不是最不負責任的問題。而且，官員的「瀆職」，可能有部分是因為官員想要創造利潤、增加就業、提升經濟，而促產、促長與防弊之間，難免有些抵觸。此外，防弊的作為又可能部分受限於人權、民主的原則。

官員要把關的事絕不是只有食用油這一項，而幾乎是無限多的項目。誰知道究竟會在哪裡爆出問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什麼地方。即使官員想要負責，即使他們已經有明確查弊標的，問題也還很多：在遇到阻撓查察行動時要如何？如何及時取得搜索票、監聽票？需知搜索票、監聽票不是隨要隨有，而還牽涉到司法部門的認可。沒有相當證據，就取不到搜索票、監聽票。而證據卻礙於掩蓋、阻撓行動，難於取得。民主、人權原則與查弊效率形成兩難之局。如何突破兩難，是另一層次的制度矛盾性問題。一般人民卻不會去考慮這種制度的兩難，而一味歸責於官員。（即使是官員或其他公教人員，也未必同情其他領域的任公職者，因為人通常都只能感覺到自己的委屈，卻難以體會他人的委屈，即使是同行亦然。）

為什麼現在的官員查弊愈來愈困難？部分是因為人民知道如何躲避罪責，而制度也保障人民盡量免於官員的查察（所以現在需要搜索票、監聽票，而且愈益困難取得）。這種趨勢其實也是與自作自受的原則並行：人民要學著自主，並自行承擔後果。

人民的自律程度愈是普遍低落，官員需要把關的地方就愈多、愈廣，而可能出現的漏洞也就愈多。官員也就愈易顯露把關不足的窘態。然而，人民如果普遍缺少自律，官員難道不也一樣會缺少自律？畢竟，官員也出自人民，也出自相同的文化背景。人民不自律，而片面要求官員負責，最後結果必然是官員像走馬燈一般不斷換人，而公共事務的品質卻只能每下愈況。

我知道，我的意見常與多數人的情緒有距離。大家現在最想做的就是罵人，特別是罵具體的對象：官員、涉弊商家如頂新等。但是，我卻認為這種情緒性反應的意義是非常有限的。罵過以後，問題通常只是暫時止息，不久就又會復發。沒有正本清源，就沒有長期效果。大家對問題的歸因如果不準確，問題就很難有效地被改善。台灣社會的主要問題真是因為：官員最不負責嗎？我以為，人民如果不開始對人民自身進行反省、檢討與批判，社會就永遠難有真正的改善。

罵人可以抒解情緒，罵人也可能真有助於遏止弊端。但是，罵人也可能隱藏著推諉的心態：暗示問題責任只在他人身上，自己是無辜、無責的。然而，我們大家卻常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隨時都可能在做出姑息、掩蓋的事，甚至自己涉入弊案。我們不會揭發自己或身邊的人，不會平時就積極參與揭弊，以使弊端止於無形。我們卻喜歡跟著群眾一起來打落水狗。落水狗很少能有反擊的能力，而且，打擊他們還可得到群眾的認同，更可以讓自己覺得正義。只是隔絕了我們可能是共犯角色的反省

官員最容易挨罵，不是因為他們最不負責，而是因為他們背負最多的人民期待：人民出了問題，不找官員出氣要找誰？但是，這種態度其實是有些爭議性的，尤其在現代這個講究民主與人權的時代。在極權統治的國度，或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完全不對等的時候，被統治者或許可以將任何災難都歸咎於統治者，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但是，民主時代的極端境界是：人民自作自受。人民做決定，人民也要自己承受決定的結果。人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