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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1 08:30:54瀏覽1414｜回應5｜推薦6 | |
最近看一段視頻，是方菲女士訪問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影片。在其中，她提到，她曾經在2008年訪問過西班牙，並且拿西班牙在70年代末期的後佛朗哥時期所進行的民主轉型過程與中共在後毛澤東時期的轉型過程做了比較，結論卻是悲觀的，她認為中共無法如西班牙那樣相對比較和平走向民主化與現代文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jDxHFlm80......
蔡霞列出了四點理由說明為什麼中共相對於西班牙會難以和平走向民主化與現代文明。
第一，西班牙雖然也有元老派人士，但是，他們可以自行組黨，但卻不像中共那樣堅持一黨專政。
第二，西班牙提供了人民的底線社會保障。以此為基礎，人民願意委託左右黨派來代表他們，進行制憲。中共卻未能提供人民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第三，西班牙制憲除由各黨派共同協商外，還徵詢全民意見。中共則是一黨制憲、立憲，強迫人民接受。如此無從和平產生全民同意的憲法。
第四，西班牙有王室、有教會，這些是超越世俗社會的力量。以王室來說，可以是代表全民族的人格象徵，可以連結全民族的情感。社會內部的衝突（譬如軍方欲行政變），可以由王室出面成功勸阻。中國卻缺少這種超越世俗社會的力量（社會衝突無其他超然力量來協調解決）。
我很佩服蔡教授的上述見解，很能夠抓住問題的關鍵點。當然，從較同情中國的觀點來說，西班牙畢竟接近其他西歐民主國家，社會上的民主意識相對還是比較普及。當有人提倡走向民主化的時候，所得到的支持、助力還是比較多的；相對地，抵制民主化的力量也終究是比較不那麼強大。
在蔡教授所提到的以上幾點裡，我特別認為其中的第四點值得再多做些申述。 “超越於世俗社會的力量”，我估計這在共產主義中國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問題面向。特別是以“教會”或“宗教”來說，幾乎是共產主義理論中當然要予以排除的事物。馬克思把宗教視同鴉片，是受苦者的精神慰藉，但是就長期而言，卻只能加速淪亡。所以在共產國際歌裡，對宗教神佛是逕行予以否定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也是長期壓抑、控制宗教發展的。從而，當代的中國社會缺少宗教力量扮演一種超越世俗社會的角色來對社會內部的衝突、矛盾進行仲裁或調和。（事實上，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教，其超越性格相對於基督教而言，已經是不那麼鮮明、突出的。而當代中共對宗教的長期壓抑政策，進一步削弱了宗教的這種超越性角色。）
至於王室的角色，其相對於中國的世俗社會的意義，可能更微妙。推翻滿清皇室的運動，反映的可能正是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的一環。換言之，就此而言，滿清皇室並不具有超越於世俗社會的意義，反而恰是世俗社會裡的負面存在事物。這樣的皇室當然不足以扮演社會內部衝突的協調、仲裁角色。西班牙王室之所以能夠扮演協調、仲裁的角色，部分緣於它的邊緣化，它不再承擔國家的實務執行者的角色，而昇華為一種較純粹的精神象徵。這種昇華而非被摧毀的演變，本身就需要特殊條件；它本身就是民主化趨勢的部分結果。如果社會變遷趨勢並不是朝向民主化，而是由另外一種專制/極權勢力來統治，它很可能會極力否定、醜化前期王室/統治者的存在意義。就好像近代中國推翻滿清皇室以後，傾向徹底否定滿清統治的意義（晚近兩岸都有平反滿清統治意義的傾向，這又另當別論）；中共建政以後，徹底否定國民政府的統治意義，情況也類似。從而，民族的精神象徵就難以形成。世俗社會也就持續缺乏協調、仲裁的機制，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就很難得到和平解決。
中共堅持一黨專政，道理不難理解：只要容許異議存在，就會危及中共的統治地位。任何可能燎原的異議都要及早進行打壓，使之消滅於萌芽時刻。在這個打壓過程裡，其實同時也在對一般民眾進行一種思維習慣的養成訓練，簡單講，也就是不思維。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討論“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the Evil)這個概念時所提到的“不思維”(thoughtlessness)大概就是在講這個。好比說，在許多小粉紅們誇稱中國現在是千年盛世的時候，對於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災害”與“文革”的所謂“十年浩劫”幾乎是隻字不提，就好像那是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又或者那是上古發生的事情，與當今的中國幾乎毫無關係。人們的思維已經形成一個自動的屏障，隔離了這些事物。“存而不論”或者視同不存在，如此，大家就可以欣然迎接千年盛世思想。
對前期浩劫的討論，重要的不是為要對特定人算賬，而在於檢視問題的深層成因。重要的是，這些造成浩劫的問題成因都已經消失了嗎？或者，即使未必消失卻不再足以造成嚴重問題呢？不思考就不知道真正的答案。不思考更多是擔心思考後會產生疑慮，會想要批判；乃至於會像蔡霞教授那樣，從此成為反中共的一員。
但是，阻絕思考，問題就真能夠避開嗎？諸君以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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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