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傳給我北京大學社會學者鄭也夫教授的一篇文章“摧毀創造力的中國社會及其教育”(2019.4.9) 。我覺得寫得很好，也大體同意他的說法，並認為值得大力推介。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22070?fbclid=IwAR1M8E2c3U142YZQ0_W-YTnQ8F_HM9vVbH2guUmQnTNt2aAhEKNefsxO_n0

鄭教授在文中說：“中國現今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對學生創造力的摧毀。中國當代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也正是創造性人才的缺乏，獨立性恪的缺乏，社會生活中人們趨同、從眾的趨勢極其嚴重。當然這是多種因素與教育合力的結果，...要教育承擔全部責任是…不合理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因素都滲透到教育中，政府、家長、學生的需求都作用於學校。…可以說教育是社會竭力去摧毀其成員的創造力的代理部門。...從教育領域可以集中透視出我們對創造力的摧毀…。”

他又說：“漢民族...是世界上幾乎絕無僅有的未被宗教征服的民族。...我們的性格中有最為深厚的唯物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少形而上的關照，少不切實際的幻想。從某種程度上我們最理性。理性不是與科學接近嗎？但哲學家陳嘉映告訴我們那是“罕見的、奇特的結合”。在更大的概率上，更慣常的意義上，理性更容易與技術結合。因為技術可以給人類直接的、切實的幫助。而最初的科學思考與神話和宗教一樣，不當吃，不當喝。它們是超越現實生活、遠離實用功能的。直觀地看，投入到此類活動中，實在不理性。而神話與宗教的思維特徵也確實是非理性。”

“兩種態度與神話和宗教對峙，即理性的態度和現實主義的態度。...理性的一個側面就是現實主義。其另一側面無疑是指邏輯指引下的思考。理性的這兩個層面在世俗生活中每每便利、融洽地結合在一起。科學最大程度地發揚了理性的一個層面——邏輯思考，與此同時，與另一層面至今保持相當的距離。”

我試著理解他的說法，即：華人的理性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而理性的另外一個側面是由邏輯指引思考。後者才能促進科學，而前者則不然，甚至反是。所以，華人重技術，在技術層面上容易有進步；但是科學的發展卻遲滯不前。

鄭也夫教授和陳嘉映教授兩人都提到華人缺少一種“不實用的、超越現實的”思考傾向。但是，在鄭教授的後續討論中，對此似乎沒有太深入去開展討論。而我認為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

在我讀到過的文獻裡，曾經有人強調“上帝”這個概念的歷史突破意義，認為上帝概念就好像阿基米德的立足點，可以移動地球，也就是能夠帶動歷史的突破性改變。對這個說法我也深以為然。舉例來說，哥白尼在所著的“天體運行論”一書序言裡，就宣稱他研究天文學是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要呈現宇宙的均衡、有序、和諧。換言之，在進行研究的同時，甚至之前，他其實是持著一種“信念”：關於世界或宇宙狀態的信念，特別是關於秩序、規則性的信念。所以，找出秩序的奧秘、尋找那些規則，就變成是一種使命，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活動。就此來說，“信仰”的力量在這裡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對超越事物的信仰，就不太可能有預先的超越現實的想法，更難持之以恆地去追尋這個不現實的問題答案。

鄭教授並沒有去強調事情的如下這一面：關於對秩序、規則，乃至超越存在的“信仰”的作用。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有意的。我隱約覺得，他可能還是受到現代科學的洗禮，對於信仰有一種要保持距離的思維傾向。

但是，我恐怕存在如下的一種可能性：即使人的思維極度強調邏輯性，卻未必就能夠增強科學創新的能力。除了思考的邏輯性外，科學創新可能還需要另外一些特質：對超現實事物的信仰或想像力。

我大體上還是相當同意鄭也夫教授的上述意見。上面的商榷意見比較是我從社會學文獻的閱讀中逐漸獲得的一些想法，或許可以用來補充相關思考。

如果另外還有什麼商榷意見，大概可分從幾個方面來說。首先，其實我會期待鄭教授先對究竟什麼是“理性”做出定義。否則，理性幾乎可以指完全相反的意思。譬如，按照康德的意思。理性應該是指與知性不同的一種認知能力，是對於形上層次事物的認識能力。而鄭談到華人的理性能力，則是指一種非常務實的生活態度。兩種理性幾乎找不到交集，甚至互相矛盾。

在我讀過的文獻中，關於“理性”的定義也是非常分歧、多元。我自己覺得比較能接受的定義，大致是強調“行動依循一貫的邏輯原則”。如果華人一貫強調現實關照，這也確實可以說是一種“理性”態度。

但是，在一貫關照現實的前提下，華人的行為可能還是存在諸多的矛盾，就此而言，這和我所定義的“理性”卻是有很大出入的。譬如說，華人在對神靈或所謂magic（巫術）的態度上，可能就未必符合邏輯的一貫性原則。許多華人可以把不同的宗教一爐冶之（如一貫道），而且並不覺得這裡面存在什麼矛盾之處。”獨一神“與”多神“信仰之間的明顯矛盾也可以無視。再者，世界究竟依循什麼原則運轉，有神與無神之間、獨一神與多神之間應該是非常不同的運轉模式，但是，一般華人也並不太介意這裡面可能存在的矛盾。華人可以去不同的廟裡拜拜，然後也很認命於“自求多福”的邏輯。也許也就是在這樣的態度下，華人的宇宙觀始終模糊，而一般人也懶得進一步去弄清楚；或者不認為可以弄得清楚，所以也不必白費力氣。

過於現實或務實的態度，容易讓人習於隨波逐流、隨趨勢而行，具體來說，就是“從眾”(conformity)。從眾也就是缺乏獨立性與創新性。值得指出的是，從眾性可能另外受到人際權威差序效應的影響。這其實是另外非常值得深入檢討的一環。

總之，華人對於神靈的那種信與不信間的模糊態度，也可以是從眾行為的結果（大家信，我就跟著信；大家半信半疑，我也就半信半疑）。當然，不從眾往往對自己會有立即的危害，基於現實的考慮，從眾可能是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不過，這種有利，很可能只是短暫的、浮淺的利益。而所犧牲的創新性卻大大影響文明的進步可能性。

對事物的背後原理要不要深究，人們對此的態度也還是可能受到”從眾性“的影響：大家都不去深究，那麼，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也不去深究。當然，深究是不是會碰觸到什麼危險的事情，本來也就讓人戒懼。特別是關於神靈/神鬼，裡面更可能包含一些世俗認為不可深究的內涵，人們自然更容易迴避思考。從而，相關的研究（或前研究）就不太可能出現。

我以為，人際權威差序，很可能是這裡面一個起關鍵性作用的行動阻力。面對在上位的權威，人們不敢於擅自行動，不敢於有自己的新想法；縱使有，也往往不敢付諸行動。如此，創新性自然會大大被壓抑。這一點，似乎在鄭教授或陳教授的討論中，並沒有被作為焦點予以突出討論，多少有點遺憾！

受到師長、在上位者或多數人的有形無形壓抑或拘束，人們輕視、忽略或不敢探索新想法、探索事物背後的普遍原理。這可能是科學難在華人世界生根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