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崩潰論”者大體沒有什麼好感。如果這個論者本來是中國人（甚至現在還是中國人），卻樂見中國崩潰，這種人居心可誅。如果這個人是美國人，而希望或樂見中國崩潰，也是很卑鄙的居心：中國崩潰了，究竟對誰有好處？

中國究竟會不會崩潰？這個討論如果要有意義，至少應該就以下幾點先予以釐清，譬如說：什麼是崩潰？崩潰的發生時間或期限為何？如果未釐清上述問題，討論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很確定，有一天，這整個世界都會消失，而今天的世界各國當然也都會消失，因此，籠統說中國會崩潰根本就沒有意義。說中國會崩潰，除了居心可疑，根本不值一駁。

中國會不會在短期可見的未來，遭遇到政治、經濟上的大崩跌？這個問題或許有討論的價值。

從最粗糙的論據出發，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每個國家都面對生存危機，都可能遭遇大的潰敗，誰也無法自詡可以免於危機。美國號稱世界最強國家，一樣有生存危機。中國有危機也就毫不稀奇。

比較需要認真討論的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所面對的外部形勢，是否存在比一般國家更嚴峻的困難？

對此，我們或可有兩面的看法。從樂觀面來看，無論如何，中國夠大，大到無論如何都不至於全面崩潰，總是至少能夠保留一定的存續根基。但是，從悲觀觀點來看，中國倒的確存在許多困難問題，如果不能適當解決，後果確實會很嚴重。

從人口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人口政策面對兩難情境。如果對成長控制過嚴，會有快速老化與撫養困難的問題；而如果控制太鬆，又面臨總人口數過於龐大又增加快速的問題。要養活１４億的人口，絕對不是輕鬆的事情。而光是上述人口的兩難，就夠讓中國頭痛，並且隨時面臨沉重經濟壓力。

中國的經濟政策同樣可能面對兩難：究竟要不要宏觀調控？如果任令個別企業自行摸索、發展，絕對會出大亂子。最可能的情況就是一窩蜂式的發展同類生產或服務，而缺少研發與創新。當然，也不會缺乏冒進的、無厘頭的大膽嘗試，並且有許多果然就栽了跟頭。但是，如果進行宏觀調控，可能又回到中共統治的老路，造成總體生產力的低落。中共的原有統治模式，偏好宏觀調控，人民也習於得到基本生活照顧，這種傳統，難免會讓企業自由化路線受到抵制。麻煩的是，偌大的中國，要整合各種不同的利益及因此產生的政策路線主張，困難度特別大。

中國政治上的兩難也許是危機中的最大一環。官本位與民主化路線，會持續進行拔河。民主化路線的呼聲，大體始於清末民初，可以說是對傳統專制制度痛定思痛下的改弦易轍嘗試。但是，在稍後，中國陷入混亂政局，民主化之路不斷遭逢困頓。在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民主化聲浪同樣遭到壓抑。尤其在晚近，由於中國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官本位制也因此得到更多肯定，民主制度也遭到嚴厲質疑。

胡適曾經說民主制是庸人政治，領導者不必是菁英。這話有道理，但是道理並不完整。我以為，要建立穩固民主制需要特定社會條件，特別是自尊、自律、尊重他人的習性。缺少這些，民主制是很難穩固的。在民主制下，領導者的重要性下降，他們可以不是最優秀的菁英，卻比較要是具有卡里斯瑪特質的領導者。民主制有許多問題，特別是效率問題，但是，它的好處也很大，特別是能提供安全閥，免於民怨壓力鍋的形成。而且，當多數人擁有高的自律性格時，民主制度也的確能最大程度地維護個人自由與尊嚴。

我們或許先不強調民主制的積極好處，但是它作為安全閥的消極好處卻不宜忽視。

有人強調，大陸上現在的政治制度能夠產生最優秀的領導菁英，並且拿中國大陸現在的進步速度來印證這套制度在產生優秀領導者的方面的優點。我一方面同意，西方的民主制並不是完美無缺的政治制度，而其他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無是處。但是，僅僅因為看到這40年來中國大陸的快速進步就得意於此等政治制度的優越，未免過於短視、窄視。簡單說，那其實是中國人痛苦摸索了一百多年後的所得；而且，未必意味著現在已經找到了最後的康莊大道，而可能只是有足夠多的人願意暫時為維持現狀穩定而忍受體制中不公平、不合理的面向。忍耐的部分理由則是：過去已經為了大膽摸索新道路而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樣幅度的犧牲可不能經常再發生。

在現行的官本位制下，其實仍然會存在嚴重的機會不公平，所謂的官二代或有官員背景的人往往享特權、佔便宜，而又讓另外的許多人遭到不公平的剝奪、犧牲。特權橫行與粗暴的公權力，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而快速的建設往往又加劇部分人的權益損失。而這些權益遭到犧牲的人又往往缺乏申訴、抗爭的管道。

值得指出的一個可能相關問題是，那些權益常被犧牲的民眾，可能常是底層的一群人或是屬於少數族群，是長期處於被打壓處境中的族群。他們可能心存不滿，卻因為缺乏申訴與發聲的管道，只能積怨在心。而這種民怨卻未必能讓另外的一群人充分感知。特權族與人生勝利組往往並不關心、也不在意那些社會底層人民或少數族群的處境，從而低估相關聯的民怨。這時候媒體控制也就大致足以掩蓋那些剝奪與不公平處境的問題。不公平處境還可能連結到少數族群的差別待遇，甚至產生相乘效果，從而激化少數族群的不滿，乃至尋求獨立。

在上述諸政策兩難之外，或許還有兩點相關“問題”值得討論。馬克思思想追求人性“解放”，但是，在現實條件下，人性解放的具體實踐結果未必良好，而可能體現為行為放肆、粗暴。中共早期強調階級鬥爭，文革時又提出“造反有理”的論述，都容易體現為粗暴行徑，並留給一些人惡劣印象。當今中共似乎不再強調階級鬥爭理念，也對文革給予了否定的評價，但是，早期強調鬥爭所衍生的行為模式，未必不會留下印跡。

比較一般中國人與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往往是日本人顯得比較遵禮守紀。特別是在異質社會裡，往往是日本人的行為模式更受歡迎。“解放”的意義，就如同潘度娜的寶盒，裡面什麼都可能有；而且，在極度匱乏、動盪的惡劣生活條件下，解放很可能是帶來更大的混亂、更明顯的自私自利行徑。而台灣民眾在早期反共教育與稍後美國的反中與反共思潮影響下，更難正面理解“解放”的意義。台獨人士要片面強調“中國人”的負面形象，事例俯拾即是，要印證其反中邏輯，並不困難。（台灣早期有些人會用“有禮無體”四字來形容日本人，大概意味日本人雖然有禮節，卻缺乏主體性或內在的道德真誠。不過，這種批評見解現在卻很少再聽到。）

再者，中國是個龐大的國家，龐大的結果是內部整合非常不容易，常常要為此付出龐大代價。近代中國發展遲滯，相當程度就是因為行事必須優先考慮整合目的；或者，因為未能成功整合而整體難以快速向前邁步。問題是在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下，現代化的遲滯往往必須付出沉重代價。中國必須整合，或至少是某種程度的統合，而在難以實現高端整合的形勢下，只有勉強（暫時）進行低端整合。所謂低端整合，具體來說，就是眾人勉強接受或雖然想抵制但力量不足以推翻統治者而形成的統合。一黨專政就可能是這種低端統合的形式。專政不僅是被專政的對象容易不滿，專政者本身其實處於風頭浪尖，未必能過得安穩。

有人強調政治對於社會的組織與發展的重要性，我卻以為，中國”社會“中普遍人際關係模式與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模式可能是社會發展更基本的核心基礎（政治發展很可能主要是這種社會模式的函數）。普遍自我認同模式很重要，但是比較可視為是人際關係模式的產物，所以，普遍人際關係模式應該是最基本的社會發展基礎。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局，其實或可歸結為典型人際關係模式的調整過程。只是，這個歷史意義是不是普遍被清楚意識到，恐怕未必。而現在是不是已經出現了比較理想的普遍模式，也頗有可疑。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一書中，明白指出中國（或華人）社會內部缺乏互信的問題，認為信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影響社會發展非常深遠。我一則大體同意他的說法，但是，我以為，信任只是人際關係模式的一部分面向，而且比較是一種結果，而不是更基礎性的關係特質。自尊、自律、尊重他者，可能是更基本的自我認同與人際關係內涵。長期來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比較是這種基本社會特質的衍生物。

有人認為現在的中國是中國數千年來最進步、最昌盛的時期，並由此歌頌現在的中國統治體制。這種期望水準實在是很低標準。鑑於過去百年的悲慘歷程，現在的中國大陸確實已經有值得欣慰的成績。這樣的成績也不能不部分歸功於中國的統治者。但是，前面所點出的問題，卻也不宜輕忽、否認。而這些問題會不會導致中國大陸的崩潰？我不認為已經有絕對的答案，那應該是個經驗問題，是諸多正向、負向變數作用的整體結果。童騃性的樂觀或悲觀恐怕都不是理性、嚴謹的態度。幸災樂禍式的預言，當然就更不必說了。

以中國人的普遍勤儉性格為由來反駁中國崩潰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能也還有一些不足。如果民國初年的狀態是國家近乎崩潰的狀態，我們卻並沒有理由說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變得特別懶惰或浪費。或者，1962年所謂“3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均GDP175美元），是因為中國人變得特別不勤儉。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勤儉未必一定能使中國人免於陷入大困難。中國人的普遍人際關係模式與自我定位模式，恐怕還是個有待檢視並努力調整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