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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0 11:56:24瀏覽2742|回應11|推薦17 | |
網路上有人傳"美國現在很糾結"一文。寫得很幽默。引其中幾段如下。我並試著寫出一些聯想。 美國很糾結,不知道拿中國怎麼辦:入侵中國吧,她可能把你吞了; 你不入侵中國吧,中國人就特別“和平”地入侵你。有錢的沒錢的全來了,旅遊的,留學的,投資的,走迷路的,全來了。 上文講得很幽默,也很貼近事實。不過,因為我長期的關注點,我會立即想到,其實這個短文只是用詼諧文字表述一些事實,而它背後其實有更多的蘊義,值得深思。 我一直強調傳統中國文化的人本主義傾向,並認為它有多面的意涵,好的與壞的。在過去的200年,特別是過去的一百多年,我們看到的主要是中國的負面。不過,它的正面意義也始終不曾完全消失。這篇短文中的許多比較有趣而不帶有負面意涵的敘述,我認為大體就是這種特質的表現。如果中國再有較長期的好景,這種正面的意涵應該會有更多的展現。 當然,要能有較長期的好景,我覺得中國應該強迫自己抱持“和平崛起”路線,即使受到挑釁也不可動氣,遑論主動挑釁。可惜,目前看來,中國大陸還是有些忍不住氣,才稍有起色,就忍不住要顯露霸氣。 不過,我同樣也遺憾,外界對中國人本主義傾向的特質與意義太過忽視,既看不見中國的這種人本主義傾向特質,也看不見這裡面的積極意義,故而只看見中國的負面,而低估其未來積極發展的潛在可能性。 按照英國哲學家洛克的說法,社會與國家是兩個不同概念,而且社會先於國家。我們看待“中國”,也可分別去看中國“社會”與中國這個“國家”。 作為國家,近代中國走向了集體主義之路,國共兩黨都是走集體主義的組織路線。這個路線帶來了壓迫、不人道的現象。當然,集體主義路線也有正面意義,那就是整體的秩序與效能。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和一百年前的中國大不相同,他們也自豪於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不能不說是拜集體主義革命政黨的行動之所賜。只是,這種行動也帶來許多傷痛悲劇。集體對個人往往是一種壓迫力。革命政黨對個人而言更可說是很恐怖的事物。個人很容易受到集體或號稱代表集體的個人的霸凌。想想法國革命中羅蘭夫人與羅伯斯庇的命運,大致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從而,集體主義實在不能說是什麼好東西。 不過,我們可能要反思一件事,那就是,理論上中國也可能陷入沉睡狀態,或是掉入發展陷阱。今天的中國,也可能和百年前的中國大致相同,就像我們很難分辨16世紀的中國與15世紀時有什麼明顯不同。所謂發展陷阱,就好比像許多中南美洲國家那樣,甚至是像許多非洲國家那樣,長期落後,長期混亂、無序。指出這種可能性,是為要點出發展停滯的現象是如此普遍,想要突破又是多麼困難,從而,前期國共兩黨(暴力)革命的意義自有其積極的一面。如果不經那番寒徹骨,今天很可能沒有這樣的中國。即使它仍然離完美很遙遠,但是,它畢竟沒有停滯或沉睡。 集體主義似乎與人本主義很難連結,幾乎可說是背道而馳。不過,雖然近代中國的集體主義主要是在受到列強侵略以後的被動性反應(而不是中國文化傳統),但是,它很可能也是人本主義文化彈性反應的一種表現形式。從而,它其實基本上是手段性的、反應性的事物。集體主義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說集體主義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可能和許多研究者的見解相左。但是,只要想想中國文化中的家族主義的強度,應該就不那麼覺得奇怪。家族主義與“典型”的集體主義不同,因為後者更多是指次級團體的凝聚。這和家族這種較初級性團體的性質並不相同。家族主義強調初級團體的凝聚,結果,次級團體會反而更難被凝聚、強化。漢族中國作為國家之所以常常顯得很柔弱,很大一部分應該就是被家族的凝聚性所束縛,一般人為次級團體或國家獻身的意願往往偏低。 近代中國的集體主義主要是被一次次的列強侵略刺激所產生的異變反應。嚴格來說,它還需要觀念層次的洗禮,譬如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系統性思想。這些卻是傳統中國所欠缺的事物,是近代西方所傳來的異物。為異物所主導比較是飆風驟雨,而不太可能成為常態,不太可能長期籠罩中國社會。今天的中共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包括一些暴力手段,來維繫這種集體主義式的統治形式,部分是因為中國人的人本主義心理傾向並沒有消失。 也許這裡必須釐清一件事。集體主義與殘忍、不人道的行動手段雖然有關,但是,兩者間的關係應該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集體主義固然容易讓個人受到集體的壓迫,但是,集體會有什麼行動、是好是壞、會使用什麼樣的壓迫手段、會壓迫到什麼程度,主要卻是另外的問題層面,另有其產生機制。以納粹大屠殺而言,那是工具理性行動已經成為普遍習性才能實現的事。也就是說,在其他社會裡,即使目標相同,也未必有同等的效率。 嚴格來講,即使是納粹黨,集體主義也不能有效解釋他們的大屠殺行動。大屠殺背後有普遍的恐懼與仇恨(屬於殺人者及其支持者一方的情緒),這是更受到其他情境因素與人類幽暗意識所控制的情緒,集體主義只是將這種情緒的作用放大,但是不宜說集體主義就是這種情緒的主要成因,反而比較是其結果:因為情境惡劣,導使社會趨向集體主義。 上文所述,中國人(或華人)到了美國,會讓美國人糾結,部分是因為華人多,可能完全扭轉原本的秩序,也可以說是破壞了原有秩序。但是,另一部分卻可能是華人的行動模式可能更人性化,更易感染其他人。我們可能漸漸了解到,先進西方的行動模式,其實是相當不人性化的,是讓人必須憋著性子做事。好比說,如果我先捏捏攤子上的蔬果,就比較能挑到好些的東西。不捏,是信任,也是尊重他人的權益,但是自己卻可能因此受到損失,買到較次的食物。從利己的角度出發,做是不做?即使可能受損失,也仍然堅持信任、尊重他人,這恐怕不是一般人性,而是特殊倫理所引導的行動。先進西方的特殊倫理,主要是基督教倫理,特別是基督新教倫理,這種倫理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從而讓社會平順轉型、走向現代化(註一)。但是,這種倫理並不是簡單順“人性”(註二)而為的行動模式。當這種模式遭遇更人性化的模式競爭的時候,它就有可能漸漸隱沒。 具體舉例來說,就像上述的問題:要堅持信任、尊重他人,還是要減少實際損失的可能?當前者並沒有得到其他的正面反饋時,就可能漸漸式微。或許也可以說,在一般情形下,依循宗教倫理的行動模式比較難長久維繫。最後,人只能依賴作為主體的我去堅持道德,也就是回歸人本。 中國文化中的人本主義傾向,可能需要多染上些宗教色彩,並調整成更適應現代化世界特色的規條,然後,那可能是我們最能依仗的一種價值基礎。 註一: 註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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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