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王國維：

平生讀書因選擇了知識普羅的道路，不但和兩岸學界無瓜葛，且無太多學術資訊與資源。但是平生在研究及讀書上根柢深。1995年以後，雖然也讀一些英文東西，涉及美史、歐史者少，大多是電影小說之類。英詩下過兩三年功夫。中華古典不然，文史哲用心多。近代兩岸學術與通俗者則甚少。至於旁生之資料庫概念及高階程式語言及電化學已拋諸腦後。也就是說文化回歸後，民族遺產用力之處已穿透學位所可侷限，情况和王國維際遇同。所不同者，王在國學之累積學殖非我能比，在西學上我勝於他。西學上面有時空環境因素。我對前賢不敢造次。

近日讀王之着作，發現彼此雖在中西所學上有時空環境造成之不同，卻在好幾個主題上，見解居然一致，這就是邂逅。我認爲見解一致並非偶然，應是心性互通所致。同為當時史學五大家的陳垣、陳寅恪、王國維、錢穆、呂思勉，除了陳垣早年有過不相干的學歷外，其餘四人無一人有學歷/學位。陳寅恪和王國維略近，卻不同。

陳寅恪先生到了日本、英國、德國、美國學梵文、拉丁文、中亞語文，未取任何學位，其目的在求以上語文工具，用於研究隋唐史及佛經/學。所用方法為中華傳統治學法及乾嘉考證。人說陳精通十餘外文，其説非真。陳留學用心於上述古語文，本意在史不在語文。觸類旁通多種印歐語系是真，精通未必。但陳肯定修習英文，及冶史所需之外文，王國維在英日文上應有類似之能力。

王國維先生得羅振玉先生之支助，在國內習英日語文，又赴日學習，旅日期間或許接觸了德文。他運用了西方方法，結合了根深締固的乾嘉考証，及國學研究，用於中華上古史及詩詞及元明清戲曲，在甲骨文上著力深，為甲骨四堂之觀堂。

#王國維和羅振玉感情深。兩人不和是後來中共文人營造的。羅振玉對甲骨文研究同樣有極大貢獻，他正是甲骨四堂的雪堂。不過兩人確實曾為面子鬥氣。王的兒媳婦(子婦)是羅的女兒。王的兒子因病死了，子婦主動返回羅家。羅和王講不必寄錢給女兒，王認為羅瞧他不起，養不起兒媳。彼此書信內容可為証(驗証之書信即為一手史料)。王國維有可能有憂鬱症(只是我的猜想)，自稱前清遺民，不樂見南方的國民黨北伐，也不接受共產黨。因此認為世局巨變，他的人生「只欠一死」。

胡適肯定他的史學成就，卻說他長得奇醜無比，又不與人來往。這後面的話太輕佻，很不該講。

我説得較可信。史家若無確證，取謹慎態度為原則。更重要的是史學是大塊文章，月旦臧否人物，小器了。

陳寅恪和王國維相善。惟二人心性不同，治史途徑不甚同。

這些日子我讀王國維遺作，他的一些觀念與我同，所以是邂逅。

年輕時讀過他的『人間詞話』，當時並未深入詩詞，僅僅一翻而過。此次再讀看到他的深刻。

其一 論唐詩：

唐詩經過之前的千年演進在音數上有五七言兩種。又分別產生絕句與律詩兩類。絕句四句二行，律則為八句四行。律詩中第二與第三行有對仗，第一與第四行相呼應。

王國維認為，絶句優於律詩。因為律詩的對仗/呼應猶如四六駢文，難一氣呵成、渾然一體，也無法像絕句一樣有若一槌砸下。這也符合九世紀、十世紀波斯、英詩四行詩(Quatrain)規律。大凡此為人類詩歌通性。這就好像不論中西在音樂上都有一樣的七音，加上五個半音，共十二音。詩和歌相關，也具有和音樂類似的韻律，四句的適度性是通性。八句固然是四的倍數，卻非本初。日本俳句，我個人意見，似乎是短了一些，雖然是合乎音數韻律的要求。我學過日文，卻未入門，所説未必對，我看的是中譯俳句，感覺俳句短，不足達意。也許日文表達和中英文不同。我不確定。

#絕句看似二行，其實也是四句四行。僅中外編排稍異。

王國維顯然知道上述詩理，這是我和他邂逅之一。他説：

近體詩體制，以五七言絕句為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於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於排律矣。

其二 運用西洋方法比對中華詩詞，談雙聲疊韻：

我尚未讀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的元明清戱曲研究，據云，他在該研究中用了西洋方法。此處岔開主題，説句非閒話。我中華傳統尊前賢，通常不直呼其名而稱其字，後面我就稱靜安或靜安先生，與王國維混稱。

靜安先生的元明清戲曲我尚未讀，所謂西洋方法未知全豹，僅從『人間詞話』來窺其西洋方法運用。

個人因習西學，錯過了民族先賢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學之方法學，其學至清代凝聚成乾嘉考證。我常批評胡適，此處須褒他在啓迪科學研究方法上有功。胡適提到清代多位學者之研究正是科學方法，並以載震為例。靜安治史基礎在此。其西法，或與日明治、大正時代之漢學學者兒島獻吉郎氏相似。

我在中年後回歸中華學問，具有司馬遷『史記』至唐劉知幾『史通』之史法，唐代以後以至於集大成之清代考證付諸闕如。乃不得已用西方史學方法研究中華古典，其中弱點不遑顧及。

中華詩詞與西方者比較，首先需從雙方語音皆具母音(韻母)與子音(韻子)辨別異同做起。西方有尾韻，與中華詩詞尾韻同。但以英文為例，由於是多音節語文，在詩句中可以經營靜安先生講的雙聲，也就是頭韻, alliteration.而且不止雙聲兩個字，可有多字。頭韻乃指一句之中的一些字的字首子音相同，構成音韻。如：

Sheep should sleep in a shed.

在這句話中sheep, should,sleep,shed等字的字首都是子音S，唸起來很入韻。

英詩中，廣用頭韻的一首詩有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的老鴉(The Raven)。這.裡就不就不去細説了。他的那首詩的頭韻使該詩具有音樂韻律。

這段就是他在『人間詞話』所說：

雙聲、疊韻之論，盛於六朝，唐人猶多用之。至宋以後，則漸不講，並不知二者為何物。乾嘉間，吾鄉周公靄先生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正千餘年之誤，可謂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則兩字同一子音者謂之雙聲。如《南史。羊元保傳》之「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官家更廣」四字，皆從ｋ得聲。《洛陽伽藍記》之「獰奴慢罵」，「獰奴」兩字，皆從ｎ得聲。「慢罵」兩字，皆從ｍ得聲也。兩字同一母音者，謂之疊韻。如梁武帝「後牖有朽柳」，「後牖有」三字，雙聲而兼疊韻。「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為ｕ。劉孝綽之「梁王長康強」，「梁長強」三字，其母音皆為ｉａｎ也。自李淑《詩苑》偽造沈約之說，以雙聲疊韻為詩中八病之二，後是詩家多廢而不講，亦不復用之於詞。也.......

當然，人們説的西方方法是泛稱。拿英語的子音與母音來談中詩詞裡的雙聲，可以説是用英文來對校中詩詞，我補充了英詩頭韻的等同雙聲。這還不能説是西方方法。我沒有讀過他在元明清戲曲的研究，看完了才會知道人所謂他的西方方法指得是是什麼。

以二十世紀初，在清末民初的中華請的西方方法應和彼時代日本的兒島獻吉郎氏所用的方法類似，那就是在漢學研究上(主要是文學)，用了歸納和分析法以及邏輯概念來做研究，這要等我看了他戲曲研究及甲骨文作品後才能細論。這兩個主題是我和靜安先生都有興趣的東西。不過我第一本甲骨的東西是董作賓先生的殷墟文字乙篇，董是甲骨四堂的彥堂。我認為是基礎。台灣販賣約兩千餘元，要托人買。

#兒島氏對『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每個題眼均舉証歷歷，歸納完整、分析透理。可以看到是西方歸納與分析的運用，具足邏輯。脫逸了襄昔中日兩國先輩窠臼。其著作有中譯本，在台灣可購買。

有點要説清楚：西方方法是概稱，西方史學方法是專科。然則史學一半是藝術，一半是科學。胡適提倡的只是一半，藝術的那一半尤難，更需資質。英國有人搞經濟史，我不是不能學，而是沒興趣。我和靜安先生一樣，喜歡上古史及甲骨、金文。也喜歡詩詞戲曲的通史。我和陳寅恪先生不一樣，不會去搞隋唐斷代，或研究府兵制等。同樣在史學範疇。也就是說我和靜安緣份較深。

#陳寅恪先生的史學，加上他對梵文、中亞語文及拉丁文的素養，研究勢如破竹，另具一番景色。並非靜安先生與我的路線，各有所好吧。陳是當年五大史家之一，其隋唐史為名著，能啓後學，不過文字上要花些時間適應。

#英國那種經濟史，重點在經濟學和用統計做計量，確實有較低歷史成份。我認為與其如此，不如讀經濟學吧。史學有其體例與史法，很難搭襯。史學要在「究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其中究天人之際意為窮究人與客觀環境與條件之關係。以史為主，以經濟、社會、心理、人類學和考古做輔助方為較正統之史學研究。區區淺見。像我，讀了歷史哲學，做為宏觀了。歷史哲學即為輔助。

#靜安先生主張考古和文字寫的歷史書結合為雙重考證我很賛同。他以深厚的文字學素養，破解若干出土甲骨片，並核對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殷王世系及殷史。除了勘正少數『史記』記錄外，證實司馬遷是世界級的良史，他把史事用數種體例陳述，遠超希臘、羅馬任何史家。至今司馬氏之『史記』仍爲考古首要參考。

有心於詩詞創作者，宜把靜安先生之『人間詞話』多讀幾遍。他這篇文章就是西方講的Monograph(專題論文)，可與『文心雕龍』並列為中華文學批評典籍。其中臚列前賢作品宜在網路查明細讀。須知宋詞並非始於宋，唐末及唐宋之間即有倚聲填詞作品，唐詩也非始於唐，在漢唐之際即有五七言詩句，大小謝作品，尤其謝靈運就有五七言詩出現。

『人間詞話』原文：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50335

其三 甲骨、金文與殷周史研究

在清代或更早時代，學者對上古歷史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更早的則為三皇五帝。

這三皇為天、地、泰皇恐為戰國時期所造，不具歷史意義。『史記』也無多述。

五帝則不同，司馬遷述及五帝來歷，黃帝為起源。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這部份司馬遷的記錄殆有所本，卻屬於傳說。傳說固然不是信史，卻具有意義。司馬遷知道傳説的意義，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前輩如顧頡剛、錢玄同者則過於激進，運用了西方人類社會學之概念如圖騰等，説大禹是蛇，説古史皆假。這批人被稱為古史辨派，疑古有些地方有道理，恣意破壞為當時喪失民族文化自信的活現像。

#錢玄同自稱疑古玄同放言無忌，不細思文化既為遺產有其傲世之理，司馬遷即為中西第一史家。錢之激進最終體現在中國簡體字上。他與門生參與了簡體字製作，今日看到的簡體，簡則簡矣，那一大堆同音假借造成混淆，辜負漢唐楷書避免混淆不清的深厚功夫。今日大陸知識份子在簡體基礎上， 大多採取某程度的增繁是必然趨勢。疑古玄同知否？知否？

司馬遷這份世系，質諸社會人類學來看，五帝為黃帝、堯、舜、顓頊、帝嚳。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可視為兩大系統部落，其中夏部落，和舜部落的遠祖為顓頊。史遷雖有述敘，惜考古無跡。至於堯，較難找到聯繫。殷周共祖為帝嚳。

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時代是反封建的，態度上就和錢玄同的態度同。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喪失。中華文化在彼時代一文不值。改革開放後態度丕變，開始重視文化教育。這以後產生了文化膨脹現像。中華信史約有三千數百年，不満4000年。現在的中國人拚命做考古，河南遺址幾乎挖遍。有仰韶、龍山、二里頭文化(這都屬於石器時代及青銅早期)，卻找不到夏部落的証據，更別說黃帝了。如此則湊不齊5000年。

我認為民族文化不管是否5000年，在三千多年前產生的甲骨文為今日中文始祖。兩千年前，有司馬遷矌世『史記』，允為世界第一的良史等等就足以傲世了，不必太虛榮。

史遷記載商湯伐桀，夏部落被殷吸收了。當然找不到了。重點在這裡，這些都是部落，無數起滅。我們根據『史記』，理出一些頭緒，並期待考古更多發現即可。古史辨派，對者三成，錯者七成。王國維根據經史記載，信者傳信、疑者闕疑就是最正確的史家態度。

殷周直祖分別為契與后稷，遠祖即為帝嚳，兩部落因此為兄弟邦，以帝嚳為大祖，此即是天，流傳至今。殷周兩部落擁有類似的文字系統。在甲骨文中可發現殷祭天史實，帝嚳在殷又稱為夔，甲骨文此字既像鳥，又像猿。『詩經』商頌有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測商之圖騰為黑燕，夔之甲骨文可能就是燕之形狀(不確定)。至於周，至今無法探知周之圖騰為何，是不是燕呢？

以上是我根據靜安先生的『殷周制度論』的專論所述，加上我自己的無違見解做的一個輪廓素描。

他這篇專論只是一個導言，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甲骨釋字及上古史專論，我在以後時光中會逐一細讀。我是尊古重賢的人，卻未必遵古。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6%AE%B7%E5%91%A8%E5%88%B6%E5%BA%A6%E8%AB%96

節錄靜安先生定古史來源：

故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後，殷、周皆帝嚳後，宜殷、周為親；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後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

此處我節綠胡適之先生評王國維如下。胡在學問上未必精專，但慧眼識人。他對昔日郷村教師的錢穆，也賛其先秦諸子的考訂，錢先生對古史研究自是大家。就憑慧眼識人與操守大節，胡適之先生當然當得北大校長及中研院院長。

節錄文如下

晚年胡適曾回憶王：「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23]「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啓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24]並就當時學術界的情況指出「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