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傳統文化裡一個最特別的價值就是人民對於「清官」的期待，一種包青天的期待。這種期待不只是「不貪」，而是能從人民的角度去替人民主持正義，以對抗有權有勢者的壓迫，而包拯跟海瑞正是這種民間期盼的原型人物。

反觀被封為王聖人的監察院長王建煊從開始就不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清廉上，他個人雖然一介不取，但在他的職務上卻因為他的政治主張而在民國79年讓國民黨「合法」取得長期遭該黨竊佔的國有土地及興建其上的中央黨部大樓，因此他雖然清廉但並非一個站在人民立場的「好官」。

之後之所以被封為聖人，主要是因為他在「土地交易增值稅」上堅持採按實際交易價格課稅得罪了國民黨高層以及國民兩黨立委而迫使他去職，這點上他的確堅持了社會正義，但主要是打擊了炒地皮的財團，對於一般手上只有自己房產土地持分的普羅大眾而言，這項政策其實象徵大於實際。

正因為「王聖人」實際上一點都不「聖」，卻因為他的形象被馬英九任命為監察院長，這個在中華傳統文化衍生下的「清官」衙門院長時，就顯得特別諷刺。先不提這兩年來監察院到底打了多少老虎，光從王建煊一再離譜的言行，就足以證明他根本不適合他所在的位置。

王建煊認為「學生打工笨死了，因為求學時期的時間很寶貴」。這段話乍看之下有理，但卻忽略了「學生打工」的社會系絡變遷，讓這句話顯得格外傷人。10幾年前筆者初入大學時，不僅全校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少見，班上也僅數位同學課餘擔任家教賺點零花，大家的主要時間還是放在課業，而那時正是台灣經濟狂飆的時候，許多家長買張股票幾個月之後就可能替家裡換輛新車，王建煊正是那個時期的財政部長，我想他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應該還停留在那個時期。

前陣子跟幾位已經在公私立大學任教的朋友聊，他們說現在一間大學裡六七成學生靠助學貸款唸書的情形很普遍，而他們任教的學校屬於中後段的學校，這種助學貸款的比例更高。除了助學貸款，高昂的生活費跟書籍費，也讓多數學生不得不「打工」，甚至因此先休學去打工存錢。因為校園無法吸納如此龐大的打工需求，大學也只能盡量勸導學生不要因打工影響上課，而無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法。

此外，高學歷高失業率也是另外一個迫使學生提早進入就業市場的因素。過去台灣高等教育的供給是由教育部宏觀調控，預期電子業的人才需求就大量輔導補助各大學開設電子跟資訊工程相關課程，因此學生畢業後很容易找到「符合所學的工作」，但自從教育部放手讓市場跟各大學自行調整供需之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就一直處於供需嚴重失調的狀態，已設立的科系不可能因為市場需求降低而減班，新科系又因為大學為了拼升格而不停開設，翻開台灣各大學的科系一覽表，幾乎每間學校都大同小異，完全與台灣現實需要的人才脫節。因此現在學生為了增加畢業後的就業機會，只好趁在學時盡量打工，看能不能有機會先在合適的公私機構累積工作經驗跟人脈，將來才有機會進入該機構就職。

如果王建煊知道前述大學生所面臨的困境，我相信他一定說不出「打工笨死了」這種名言，因為要不是迫於生活，有幾個學生會只為一點點玩樂享受而去打工並犧牲上課時間？難道學生都不知道好好讀書才能幫他們在畢業後找到好工作的道理？我想王建煊嚴重低估了年輕人的智慧。但是如果一個掌握如此重要機關首長職位的人竟然與當前的社會如此脫節，我們怎麼能期待他會從人民的角度去替人民主持正義？或許對他而言，他心中的人民只是他自己跟他身邊的親朋好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