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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28 00:20:57瀏覽506｜回應0｜推薦0 | |
來說說我對於年改的看法吧。
很多人或許因為我支持反年改團體而認為我反對年改，但是說實在無論從我作為一位在公共行政學術界耕耘過20年以上的研究者，還在政府部門工作超過15年以上的實務者，我都認為臺灣的年金制度必須改革，才能避免形成未來的財政危機。
再從個人動機，我雖然長期在政府部門工作，但是我是保勞保，將來領的也是勞保退休金，所以對於現在政府改革軍公教年金我大可幸災樂禍坐壁上觀，因為那完全不關我的事，甚至我應該期待政府把軍公教砍的越多，將來才有更多錢可以溢助勞保。
但是從個人良知與長期的學術跟實務訓練，我認為政府要推動年金改革，應該至少要有一個前提跟三個原則。一個前提是指政府應該要盡可能讓全體國民瞭解「年金問題形成的原因」。
年金破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超出當初預估的低生育率與高平均壽命以及臺灣社會長期怠惰的不解決。
任何的年金制度都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原理，年金的收入是建立在世代間的互利，也就是我們納稅讓我們的父祖輩領取年金，同時期待我們的子孫將來也願意納稅來支付我們的年金。年金之所以不能全由「強迫個人儲蓄」取代的原因在於生活品質與風險問題，如果年金完全由個人所得提列，則很多薪資較低的收入者可能在退休以前都要過著縮衣節食的生活，甚至無餘錢養育子女，對於社會整體福祉會有嚴重的負面影響。又每個人退休後的餘命長短難以預測，萬一有人活太久但原來的儲蓄不足，或者有人在退休後因健康等問題支出遠大於個人儲蓄，都會導致社會問題，因此有必要透過世代間的相互付出來降低風險，不這必須假設每個世代的人口基礎數都大致相同或是增加，若世代人口數逐代減少，就會造成年金的收入危機。
在年金的支出部分則是以國民的平均餘命作為支出估計，換言之，年金設計者會先假定退休人員50%會活到幾歲，然後75%的人會活到幾歲，然後設定需要準備多少退休金總額，再回推回去每個人、雇主、政府每月要繳交多少退休保險費。因此如果國民平均餘命延長就會導致退休人員實際領取的年金會大於原來的財物估計，進而造成退休金基金的透支，反之如果平均餘命縮短，就會讓退休金基金的支出產生節餘。所以任何的年金制度其實都應該依據人口組成的變化來調整保費。
從這點來看，目前臺灣社會所有對於以前年金制度的批評都劃錯了重點，因為怪原來當初的設計者毫無意義，因為不管當初年金制度的設計者如何天縱英明都不可能預見10年或20年後的人口變化，因此他們都只能以設計當時的人口趨勢來假設10年或20年後的人口組成，再去計算保險費率。真正該批判的其時應該是歷任的執政者跟朝野政治人物，為什麼都沒有人願意扛起責任去即早因應人口變化調整費率？從政府公佈的人口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從民國73~74年出生率降到2以後，出生率就一路下滑，2017年甚至跌到1.07世界最低的悲慘局面，我想請問在過去這漫長的33~34年間我們的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蔣經國在民國77年過世，加上他最後幾年都因重度糖尿病常常處於昏迷狀態，所以真的很難怪他，但是我想請問做了12年總統的李登輝、8年的陳水扁、馬英九，在你們當總統的28年裡為什麼出生率只能一路下滑？為什麼你們明明知道出生率年年降低跟國民餘命年年延長，就是不肯在你們任內一次把退休金的保險費率調整到合理的費率？這才是臺灣社會應該提出來的問題。
前提確認之後，政府有責任跟義務要進行年金改革，但是必須遵從兩個原則：世代諒解跟公平原則。年金改革絕對是政府跟年輕世代對於退休及年長世代的背信違約行為，因為受影響的世代已經盡了他們的義務，他們絕對於公於理都應該享有當初承諾會給他們的退休待遇，如今因為財政困難必須調降他們的退休金時，社會應該是要用一種請求諒解的態度去請求那些退休人員跟即將退休人員的原諒，而不是自詡為改革然後把那些受影響的人都視為「被改革對象」，這樣只會破壞世代之間的信任，導致社會基礎的瓦解。
再者，當年金進行改革時，政府應該要遵守公平原則，也就是不能有針對性的先從人少的群體退休金砍起，然後對於1000多萬人投保的勞工保險卻能拖就拖，這樣反而加深被改革者心裡的不平，進而影響改革的順利進行。與此同時，政府有責任一次把退休金的保險費調足，才能讓臺灣社會有足夠的時間達成世代間彼此諒解，而不是每隔幾年社會就要為了同樣的問題吵一遍，徒然增加社會分裂。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年改的看法，想當然現在的政府完全沒有照我希望的方式去推動年改，蔡英文跟民進黨著眼的只是如何利用年金改革來討好他們的支持者，並藉此打壓反對他們的勢力 。於是我們在年改過程中，我們只看到蔡英文總統跟民進黨如何用「不公不義」跟「貪得無厭」去給那些退休軍公教貼標籤，然後把自己美化成「正義的改革者」，但是對於真正危在眉睫的勞保跟農保卻隻字不提，政治手段醜惡如斯，竟然還有許多人支持、稱許，我也真的只能說，祝福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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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