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周教授與老友的文章，我的回應如下。

首先，周教授完全搞錯了問題，教育品質的提升不在實習，而在理論與實踐的連結。這種連結不是粗硬的丟給政府跟業者，而應回到Peter Senge跟Donald Schon所提出的「組織學習(Organization Learning)」概念。簡單的說，學習應該是回圈的，不斷透過實踐來修改思考修改預測，最後達到預測跟實務合一，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因此，真正有效的實習，是「理論與實務」的實習制度，而非理論歸理論，實習歸實習的實習制度。就拿周教授熟悉的教育領域為例，實習教師的目的是為當正式教師做準備，但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實習教師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實習，學校也找不出合適的工作給實習教師實習，為何如此？因為教育大學平常就缺乏跟一般學校的連結，實習教師長期缺乏對真實班級經營的實務學習，學校在對實習教師個人一無所知下也無從特為安排，結果就是實習制度的虛應故事。

有效度有信度的實習制度應該是，實習教師在實習前就已經對於他（她）所要面對的真實情境有所理解，就像一個實習外科醫生，他在開刀前就應該已經熟悉所有的流程與人體構造，而不是開刀時才由主治醫師現場講解。同理，實習老師也應該在實習前就已經對於實習環境有充分的理解，而非仰賴實習單位的教導。更進一步，實習結果應充分反應所學知識的效度，例如班級經營理論可真實用於班級問題的解決，進而回饋到教育理論的修正，這才是真正有效的實習。

反觀現在的教師實習，頂多由大學教授跟學校打聲招呼，把學生丟給學校就任其自生自滅，沒有緊密的配套計畫，教授毫不關心學生實習的實況，學生實習過程發生的問題也沒有回饋到教學理論的修正，就這樣學生繼續實習，大學繼續教著錯誤的教學理論，這就是我們的實習，這就是周教授看不到的問題實習。

長期以來，台灣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失根」的問題。所謂失根就是理論不是源自在地的研究資料，而是將外來的理論套用在在地的研究分析。這種作法看似沒有問題，例如牛頓三大運動定律，放到哪個國家都成立，但是在移植的過程中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個題就是「語言」問題。這些外來語言脫離原來語言結構被硬生生翻譯成中文後，原有意義就可能打折，數理工醫領域問題較小，文史哲社問題很大。尤其是文史哲社，外來理論蘊含外來文化與歷史，如何套用在台灣本土研究？如何用外國文化解釋台灣現象？

其次是「建構效度」問題。如果把外來理論理解為工具，研究工具的選用必須與研究問題有著意義上的連結，這就是建構效度。然而台灣的問題有其特殊的背景，例如如何用社會學理論研究檳榔西施現像？又如何用西方政治制度分類來理解台灣的雙重首長制？如果工具本身無法量測研究問題本身隱含的系絡意義，何來建構效度？

第三則是「理論轉植」問題。目前多數外來理論的移轉都靠台灣學者的自行理解翻譯，但是翻譯者本身對於理論是否完全正確理解？一個以前在課堂上的笑話，一本被奉為高普高規臬的教科書裡面有一位德國學者提出的理論，一共列出了十二點，不但是高普考必考，而且是我這行學生必備的基本知識。然而一日有人心血來潮想真的去查查理論原文，結果卻發現教科書所引用的原文裡根本就沒有這十二點，根本是教科書作者自行理解錯誤的產物。像這樣美麗錯誤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屢見不鮮，如何奢談理論的驗證與改進？

因此，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就在理論與實務不僅脫節，而且是完全失聯。學術界無意將研究作為實務界檢驗的對象，實務界產生的訊息也無法反饋到學術界的理論修正，就這樣，學生花大錢買洋文教科書唸著跟自己生長環境一點關係都沒有的理論跟例子，然後要實務界重新把在地知識教給學生，這樣的高等教育有何意義？我想周教授跟許多關心台灣高等教育的朋友都可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