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9/09/28 00:26:40瀏覽3950｜回應2｜推薦3 | |
|
其實這篇讀後感已經欠了快一個禮拜，上個月得知龍應台即將出的新書計畫就十分心動，老婆也很感興趣，於是委請台灣老友越洋寄了一本來美。但因課忙一直無暇閱讀，就怕自己一頭埋進動人的故事裡耽誤了功課。直到上週開始批判理論的閱讀計畫，為了理解戰後知識份子想從兩次大戰的瘋狂裡尋找解答的歷史背景，我終於可以有理由掀開扉頁。 聊心得前先說說我跟老婆的個人背景。是的，我們父母都是一九四九那場天翻地覆的當事人，我們的父親都來自對岸大陸的中原，他們都來自同一個省，同樣有著比希臘羅馬歷史還古老歷史的縣分，「甲古文青銅器算什麼，我小時候小孩都拿來踢著玩」，我爸曾不止三番五次的跟我講著。我們的母親同樣是台灣光復後出生的「正港」台灣人，她們的家裡都有著密密麻麻的家譜，還有著操著台語跟日語的雙親及長輩。正是這樣的背景，讓我們或許比一般的讀者更能體會龍應台書裡帶來的悸動。 龍應台的書從她個人的尋根開始，父親已逝母親失智，讓她驚覺以為唾手可得的回憶正在無可挽回的喪失。她無法再透過殘存的記憶重見雙親生活的歷史場景，甚至連對於雙親本身的瞭解也正逐漸喪失中。為了重建對雙親過去生活的記憶與瞭解，龍應台從她的母親美君開始來追溯那一整代人的故事。 首先她找到了在浙江的應美君老家，也找到了她的大哥龍應揚，他跟她講訴了當年如何時常等在火車站期盼著母親有天會來帶他回去的心情，當年母親的決定，讓他們分隔超過半世紀，再相見已從嬰孩成了壯年，母親也垂垂老矣。透過家族的故事，龍應台更想知道是什麼的大時代背景塑造了她父母親跟那一整代人的人生。 龍應台先從隨國軍來台的老兵開始，從管管、瘂弦，到張拓蕪，每個人都訴說了一段如何在戰亂中與家人分離，然後因為一個極度偶然的抉擇，不但注定了生死，也注定了他們往後的人生。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存在於所謂「外省族群」集體的一個巨大傷口，那種歷經戰亂慘酷殺戮與人性泯滅的傷痛，以及與家人生離死別的終生悔恨。 這個傷口深深埋藏在每個第一代外省族群的心裡。為了怕會起傷痛，有些人選擇沈默不語，例如我早逝不幸未能謀面的岳父就絕口不提亂世逃難的種種; 或如我父親，成了徹底的懷疑主義與現實主義者，希望他的兒子凡事謹慎低調務實，不要相信任何崇高的價值跟目標，個人的福祉才高於一切。儘管外省人未必喜歡國民黨，但對於戰亂的畏懼，讓他們選擇當威權下的順民，也因為遭到「本省人」的排擠，讓他們別無選擇擁護那個「帶領」他們流亡的政府。 然而龍應台發現這個傷口不是外省人的專利，本省人也同樣埋藏著同樣深刻的創傷。許多在日本佔領前出生的本省人嘗盡了被日本人高壓殖民跟歧視殺戮的痛苦，但當他們歡欣以為可以重回祖國懷抱時，卻被當作「日本人」不是「中國人」。他們在日本統治下受教育成長的子女則以為日本天皇效死為榮，當日本戰投降台灣交還中國，對他們簡直如喪國之痛。 如果說本省人跟外省人都是國共內戰的受害者，那勝利者呢？龍應台發現死傷更加慘烈的「中國人」其實同樣埋藏著依然淌血的傷口。無數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兄弟因為分為國共抓夫從軍而在戰場上相互射殺，投降者被逼迫當人肉盾牌擋子彈，圍城時突圍百姓被共軍當活靶殘忍屠殺，這記憶一樣痛苦鮮明。 如果受害者如此，那加害者呢？龍應台引用了一些一手的資料，戰後的日本人一樣經歷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姦淫擄掠，無辜的日本婦女在車站被俄國士兵輪姦後用機關槍掃射，其他日人則是家產被搶光後丟上軍艦送回日本。地球另一邊無數德國青年也在冰天雪地裡陣亡，投降的也在戰俘營裡接受慘無人道的虐待，生還回國者不到三分之一。 這一代人集體的傷痛其實都只建立在少數政治領袖的政治算計。領袖拿支小旗往地圖上的一個點一插，就是數十萬軍民的灰飛湮滅。在那個時代裡，人命變得很不重要，但也很重要。不重要的是隨時都可能喪命，一個錯誤的決定，可能就是整師整團的人被殲滅，集體的決策如是，個人的決策亦復如此，哥哥為了分攤風險讓弟弟往南逃，結果弟弟成了知名學者，哥哥卻成了戰場亡魂。但也正是這種生死的偶然粹練出人類求生的堅韌。為了保存香火，父母千方百計都要把子女送到安全的地方，為了家鄉的親人斷腿淌血都要往家鄉前進，也正是這種堅韌讓數以百萬計的孤兒寡女在台灣這個偏遠的島嶼安身立命。 龍應台的書寫是深沈的，因為她的主題本來就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最難以抹滅的痛，但是她的成果卻無法對映到她的主題，反而是為了趕交稿而留下太多的白。在她的章節裡，我們時常從個人跳躍到大時代，又從大時代跳躍到個人，從中國跳躍到歐洲，又從歐洲跳躍回中國。這種快速的跳躍固然是為了交代大時代的場景，但卻阻斷了讀者對書中當事人的「理解建構」。龍應台太像一個老師或學者，急著把答案點出來給讀者，那就是國家機器在決定每個人的命運，但是這不如讓讀者從當事人的故事中自行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得更深刻。此外，或許為了篇幅或許囿於資料，龍應台在提點國家機器影響的論述過於牽強薄弱，她雖然提到蔣介石在抗戰中面臨的極度困境與無奈，但缺僅是幾筆帶過，讓人無法體會蔣介石的無奈之處。 黃仁宇在其「赫遜河畔談歷史」書中即清楚提到，把抗戰跟國共內戰的過錯完全推給蔣介石是不厚道的，因為他當時接掌的是一個極度落後幾乎處於十七世紀的中國，雖然貴為領袖但能真正控制的領土不到十分之一，更缺乏基本的數字管理，連真正的國軍數目始終都是一個謎。所以龍應台說的國家機器是有問題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國家機器其實很脆弱，弱到無法組織全面性的抗戰，只能任由各省自行其事。 所以我認為法蘭克福學派或許提出的說法更有說服力，那就是兩次大戰後其實是人類被集體的意識主宰了，這個意識就是建築在工具理性之上的各種政治意識型態。簡單來講，在啟蒙運動之後，人類相信可以憑著個人的理性來擺脫矇昧獲得快樂，工業革命後的高速發展更讓人類堅信理性跟科技至上，只要憑著理性跟科技就可以克服一切。但是這種理性是病態的，是唯我獨尊的，是效用至上的，只要能「成功」就是好的理性，而不在乎因此而導致的犧牲跟損害。 最著名的歷史應該就是最近得獎電影「我為你朗讀」中凱特溫斯蕾所演的德國電車女司機漢娜一角，她自認只是盡責執行工作而不是把猶太人送去處死。這種心態恰好反映在張拓蕪講述他們跟共產黨打仗的故事，對他們來說殺共產黨是為國盡忠，而不是殺自己中國人。這些更深層細緻的論述在龍應台的書裡消失了，當事人那種殺敵的驕傲跟反省也薄弱到幾近透明，讓讀者彷彿只是讀著一篇又一篇雷同的故事，卻感受不到那代人被集體意識操控的無知與無奈。 或許在這樣用心跟深沈的著作前，我應該用更謙卑與寬容的角度去看待這些缺失，但身為一個知識份子，我必須說龍應台的書是失敗的，不僅無法讓不同時代的讀者讀出故事當事人所經歷的人性最深處的苦痛，也無法讓本省人外省人，加害者與受害者，找出相互體諒與信任的基礎，畢竟當時他們效力的國家是不同的，國族認同也是不同的，相同的只有他們都是工具理性那種集體意識下的受害者而已，不認清這點，就不會有相同的反省起點。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