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國文科老師區桂芝批評108課綱中將顧炎武的【廉恥】刪掉，會妨礙學生的品德教育，目前引來【國際橋牌社】導演汪怡昕抨擊，說這位國文老師是論語和儒學的推崇者，質問人家敢不敢去對岸抨擊簡體字傷儒本，其他像是作家朱宥勳、學生團體EdYouth認為，國文教學與品德無關。

可是就我所知，顧炎武在學術上，嚴格講並不算是儒家。

經我查詢相關資料，顧炎武是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和對器物的研究，強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因而提出以「樸學」代替「理學」的主張。

顧炎武反對心性之說，認為信奉程朱理學「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他提倡「多學而識」，「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

顧炎武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許多學者以此發端，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被稱為「乾嘉學派」。顧炎武則由於其經史考證的嚴謹學風，被普遍認為是學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是清代考據學的開山祖。

所以說，我認為汪怡昕對顧炎武可能有一些誤會，而他說論語和儒家思想是統治者的愚民之術，只會教出了一堆以禮食人的腐儒，和僵屍般的愚民，但論語和儒家思想真正成為統治者駕馭人民的工具，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才開始的，論語或儒家學說本身，其實還是有一些實用的地方。

例如在【論語．顏淵】之中，子貢向孔子問政，孔子最後提出「民無信不立」，意思就是說，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麼國家就不能存在下去，而在看現在的臺灣，也可常見民眾或輿論要求政治人物必須要有誠信、要說話算話，而一些言而無信的政治人物也總受到抨擊，推行的政策、法令等也因此就窒礙難行。

又如【孟子．盡心下】有一段提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意指讀書不可拘泥於書上所載，一味盲從，這就在告訴我們不要死讀書，要懂得思辨、活用，箇中的道理跟我小學時讀過的一篇國語課文【堆棧與工廠】類似；【孟子．離婁上】則提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意謂人若喜歡做別人的老師，則容易自我滿足而不會求進步。

再如【孟子·梁惠王上】有這段話：「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要表達的就是說，農作物要按照季節來生產、捕魚不要用密網一次打盡、伐木要依照樹木的生長季節，這理念其實與現在常講的永續發展雷同。

基於上述例子，我認為汪怡昕恐怕對論語和儒家思想的看法，是有如瞎子摸象般地以偏概全，只看漢武帝以降中國大陸各朝各代統治者駕馭人民所引用的部分，卻不看論語或儒家思想所談論的，一些到現在仍適用的基本做人、做學問之道理，這也讓我懷疑，這位導演可能有反中、親綠的意識形態。

另外，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畢業，考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的馮琪淯，認為【荀子】勸學篇的文章是垃圾，理由是比喻太多、冷僻字太多，她看不懂，我想這不是荀子本人的問題，而是任課老師或她自己的問題。

而且，這位小朋友看來也沒有讀通【莊子．人間世】的這段話：「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上面這段話要表達的，是人們只重視實用價值的東西往往忽視了其潛在的更大的價值，而那些「無用」的東西卻可能具有超越實用的內在價值，某一人事物究竟是有用還是無用，端看如何運用、擺在什麼位置、使其扮演什麼角色，那名所謂的「臺大醫科女神」，書念得這麼高，卻仍沒有「無用之用」的靈活觀念，實在遺憾。

而關於這「無用之用」，【莊子．外物篇】還有類似的觀點，那就是惠施說莊子講的話都無用時，莊子回他說：「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意思是說土地範圍很廣大，我們所用的只是腳下這一塊，但若把立足之處以外的部分通通挖掉，則立足的這一塊也就會崩塌而無用。

莊子對惠施所說的這段，讓我還想到臺灣現行【土石採取法】、【土石採取法施行細則】、【土石採取區域採取深度標準】、【土石採取總量管制作業規則】等法令，其相關規範對於土石採取之人員、地點、面積、深度或總量，說穿了也就是為了要防止過度採取土石、將立足之地通通挖掉，以避免你我立足之地坍塌的災害。

綜上所述，我認為讀古文可以汲取古人對一些行為之後果或作用的看法，來跟現行法令、政策或行動方案作對照，也可以從中學到一點做人做事的道理，還可以從中培養閱讀理解的能力，閱讀理解的能力，對職場生存來說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