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很快我就發現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書。作者用很美的方式描寫德蕾莎的童年，使原本應該充滿苦難的現實環境反而洋溢著宗教之美——就好像德蕾莎本人所見的世界一樣。「德蕾莎」原先是19世紀晚期天主教會一位修女的名字，她死時才24歲，度過短短9年的修女生涯，臨終前留下一本靈修筆記，後來的德蕾莎修女就是以這位前輩作為她的教名。而德蕾莎修女原先的名字頗長，家人都叫她「龔莎」，意思是花朵。1910年8月生於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地區（今天則是馬其頓共和國）。父親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母親則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龔莎9歲時父親便因參加政治集會遭謀殺，而後他生前的事業立刻被朋友侵吞，龔莎一家差點陷入絕境。不過她母親很堅強，另外開了間小店經營布料織品生意，才渡過難關。此後，家庭氣氛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母親的虔誠信仰取代原先的政治激進，家裡籠罩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之中。這使龔莎在12歲時便能接觸到聖方濟各的傳記，而她母親更時常邀請一些從未謀面的遠房親戚來家裡用餐——即使是幼小的龔莎也知道，她並沒有這些親戚。他們都是路上的窮人。

　　龔莎15歲時加入當地教會的青年組織「聖母會」，他們經常研讀印度傳教士寄回來的信件，使她對印度的情況有了很深的了解。當一位新來的神父展開一張世界地圖，問大家印度地圖上的一些記號代表什麼時，龔莎不假思索的立即指出那每個記號是代表天主教的哪些修會的建立年代、成員及傳教情形，讓神父大為震驚。她對天主教在印度的傳播如數家珍，預示了將來奉獻印度的生涯。關於龔莎所加入的勞萊德修女會，書中花了些篇幅介紹，這裡只能暫時略過。她18歲時入會，來到位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總會，開始受訓成為修女的生涯。據書上所寫，天主教對修女的養成教育包括了五個階段：審修、望會、初學、初願和復願。她在都柏林完成了望會（也就是見習）的階段，而後便派往印度大吉嶺開始進行初學。兩年後，1931年5月，龔莎發了第一次聖願，為自己選擇名為德蕾莎，而後便前往加爾各答教區開始奉獻生涯。依天主教的規制，這時候雖具有修女身份，但必須到復願——也就是第二次聖願——階段才會確定為終身的修女。她在聖瑪麗女子中學任教地理和歷史，這所學校是由勞萊德修女會在加爾各答所辦，招收的對象多是中上階層家庭女孩。德蕾莎利用課餘時間學習印度語和孟加拉語，1937年5月返大吉嶺發下終身大願，並於1944年升任聖瑪麗女子中學校長。

　　此時二次大戰進入尾聲，印度雖然不是戰場，但因為戰爭引起的經濟蕭條導致500萬人缺糧而死。1946年印度獨立前夕發生的穆斯林暴動（即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對印度教徒的「直接行動」），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分治後兩國遷出的難民潮——1948年間，600萬印度教徒離開巴基斯坦、700萬穆斯林離開印度，過程中導致約100萬人死亡。就以在加爾各答地區來說，每個月平均有1000人死亡——都是死在街頭，因此每天早晨都會有人推著車子沿路收屍。這種場景和女子中學以及教堂圍牆內的美麗景象形成鮮明的對比。在穆斯林「直接行動」的當天，女子中學缺糧，德蕾莎校長不得不親自外出尋求食物。當時街上一片混亂，印度教徒傷亡慘重，德蕾莎等人遇到英國軍官，替她們弄到兩袋大米，並開路送她們回去。群眾蜂擁圍上向修女乞求糧食，德蕾莎很想分一些給他們，但另一位修女則阻止了。當然，這些都是要給女子中學的孩子們吃的，但，德蕾莎不禁問道，上帝造人不是平等的嗎？為什麼圍牆內的孩子才有食物，圍牆外的孩子卻沒有？

　　這次上街的經驗開啟了德蕾莎傳奇的下半生。1946年9月，她已經到達心力交瘁的邊緣，和神父討論後，決定回到大吉嶺隱退。在加爾各答車站等火車時，她看見一個窮苦的老人，伸著手對她說很渴。這是一次非常震憾的印象，因為耶穌在即將被釘上十字架前，也說了「我渴」。德蕾莎確信，這是耶穌藉著那位老人的形象，召喚她投入服務「窮人中的窮人」的工作。於是她很快又回到加爾各答，只是她現在有了全新的目標——服侍化為窮人的基督。為了這麼做，她必須跟窮人生活在一起。但修女是不能住在修道院外的。她於是向神父提出了申請，神父再向院長報告，然後又上呈到主教。這讓我了解到天主教嚴格的教階體系和對體系的服從，事實上這種事情主教也沒有決定權，而必須再呈報到梵蒂岡。不過主教先把這件事擋下來，要求德蕾莎思考一年，如果一年後她仍然有這樣的意願，才要為她寫信給教廷。但德蕾莎十分堅定且積極的爭取，使她的信函很快被送往教廷。在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終於在1948年4月收到梵蒂岡的回信。教廷批准德蕾莎特例觀察一年，她在外服務的期間將可保留修女身份——這真是奇蹟，個人雖然渺小，卻可以很有個性。就在重重關卡的檢驗下，德蕾莎展開了她的服務事業。而在等待教廷回信期間，她有了第一次位窮人服務的機會。那天她帶學生外出郊遊，回程見到一位倒在路邊的婦人，身體已經被老鼠啃噬，卻沒有知覺。她攔了一輛車把婦人送到醫院，醫院卻拒收這樣的垂死者，認為這只會浪費醫療資源。車主不願意繼續幫忙，因此也不能再去其他醫院試。德蕾莎只好叫修女先把學生帶回去，親自抱著那位婦女坐在醫院門口。值班的護士不時來趕她走，但她仍坐在那，並且安慰著那位婦人。直到最後，醫院終於收了病患。這是她第一次服務窮人的經驗。而她往後所服務的無數對象，也大多類似這樣子悲慘——掉到陰溝、被扔在垃圾桶裡，被救起時多半身體殘缺、爬滿蟲蟻，只有一息尚存。

　　德蕾莎在獲准離開修道院後，要立刻先學習相關醫學知識。為此，她趕往加爾各答西北方的巴特那，美國傳教會在那裡開設了一所「聖家醫院」，聲譽遠播。醫生告訴她學完所有課程需要兩年時間，但她日夜苦讀，只花半年就學成了。她很快回到加爾各答，在名為磨提吉的貧民窟展開工作。藉著神父事先的安排，她暫住在一位高瑪先生家的閣樓。白天，她在一棵梅樹下教小朋友讀書，這是她在貧民窟服務的開端。她的教學工作經常受到干擾，一方面她只要聽到有人需要醫療服務，就會立刻前往；一方面她遭受當地某些印度教徒的強烈質疑，認為她企圖改變小孩子的信仰。直到有一次，政府決定清運摩提吉的巨大垃圾堆，但那是當地貧民賴以維生的資源——他們大部份人藉由拾荒維生。貧民和政府官員發生激烈爭執，最後，德蕾莎出面為貧民講話，說服官員放棄清運。隔天報紙大篇幅報導此事，使修女在當地一夕成名，也化解了當地人對她的疑慮。

　　她第二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成立垂死者之家。一般人很難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那些垂死者通常只剩下很短暫的生命，幾天、幾小時，甚至即刻便會死去，照顧他們根本是在浪費資源。但德蕾莎不同意這種觀點。她認為，人是有尊嚴的，即使很快就將死去，也應該維護這種身為人的尊嚴——即使只是握著垂死者的手，讓他們感到並未被遺棄，這就足夠。這種崇高的理想打動了當地人，許多窮人省吃儉用，把乞討了一整天所得全部捐獻給德蕾莎。第一個垂死者之家就在這樣熱情的捐獻下（另一種說法則是由高瑪先生出資）成立了。

　　在貧民窟的兒童教育和為垂死者服務等工作進行時，德蕾莎接受了第一批追隨者——她以前的學生，來自聖瑪麗女子中學的女孩們。她們並非修女，但剋守修道清規、進行靈修，然而，在修院外生活將使她們永遠無法接受正規修女訓練。為此，德蕾莎開始爭取她早已準備的計劃——自己創立修會——這麼一來，這些追隨她的女孩們將可依天主教體制成為正式修女。如同她當初要離開修道院一樣，這樣的想法再次引起強烈的質疑——事實上院長和主教一向是十分保守的，他們認為德蕾莎帶著幾個上層階級的女孩工作將會引起大麻煩。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可以透過成立新修會來解決這種麻煩，這是不可能的事。神父雖然支持德蕾莎，但也不得不提醒她，成立修會必須要備妥完整規章和工作紀錄，而且自1850年以來，教廷已經沒有批准過任何新修會的成立。這些德蕾莎都知道，其實正如神父所預料的，她早已備妥所有資料，厚厚一大疊，不知道如何寫出來的。神父迅速翻閱後，立即為她上呈主教。並且，正如德蕾莎所創造的一連串奇蹟，1950年10月，教廷正式批准「仁愛傳教修女會」成立（全名甚長，此處使用略稱）。她們居住的地點，也由高瑪家遷出，暫住過一處房舍，最後落腳於一位穆斯林的三層樓房。

　　此後仁愛傳教修女會的工作分成了幾個方向：重建垂死者之家、成立兒童之家、成立痲瘋病人安養中心等。由於原本的摩提吉垂死者之家遭受當地部份印度教徒強烈抵制而被迫關門，因此重建新的垂死者之家成為第一要務。一天，德蕾莎和一位印度教朋友上街找房子，來到卡里加——加爾各答最繁華的地區之一，卡里女神的神廟正位於此。德蕾莎在那位友人的引導下參觀了卡裡神廟，突然發現旁邊有一座極為美麗的房舍正空著沒人使用。朋友告訴她那是卡里神廟的一部份，是給前來朝聖者的休息室。德蕾莎一聽大為驚喜，立刻說這正是垂死者之家最適合的地點——乍聽之下很不錯但欠缺考量——朋友反問她是不是忘了摩提吉垂死者之家是怎麼關門的，但德蕾莎卻堅持最神聖的地方最適合神的工作，並堅信印度教徒一定會接受這美妙的想法。就這樣她向當地議會提出申請。處理申請案的是和上次執行摩提吉垃圾堆清運計劃同一名官員，他對德蕾莎十分頭痛。他說，印度人可以照顧自己，不需要天主教徒插手。又說，他對成千上萬的同胞身陷貧苦的深淵感同身受……但德蕾莎卻把話題岔開了，問他怎麼知道有成千上萬的人，這些人總共有多少？他怎麼數出來的？是不是從一個開始數？她說自己拯救窮人也是從一個開始。

　　雖然牛頭不對馬嘴，但德蕾莎其實在藉此指出一個思考上的重要問題——她並不關注那種統計學上的數量問題。相對的，政府官員和學者卻通常把統計數字視為一切。一所醫院裡面有幾名醫生、幾套設備，最多能容納多少病患，一個月能救治多少人——但這跟實際生病的病患是無關的。德蕾莎關注的是個人，每個人都是基督的化身，應該受到同等的重視，不應該考量整體的效益而放棄少數人。「我們都迷失在數字裡了」，她說——這是那些公立醫院常發生的現象，往往以浪費資源為理由拒收垂死者。當然，德蕾莎並沒有反對統計和量化研究。在她單純接近天真的思想裡，從來不去論斷別人。在往後漫長的服務生涯裡，她受到許多富有知識的人對她的批評——認為她把窮人神化；認為她自願過窮人艱困的生活是在宣傳受苦有趣；認為她的工作沒有意義，窮人永遠救不完；認為她促使那些應對社會問題負責的人可以高枕無憂；認為她破壞了一種社會體系常態……尤其是印度教徒，他們的信仰裡認為一個人今生所受均為前世所做的果報，每個人理應為這些不可知的過去負責。人們應該安於現狀。但是，德蕾莎並沒有因此放棄她的工作。她認為，她只是在耕耘社會整體工作的一小塊，其他部份自然會由別人去負責。她並不認為其他人所做的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她也不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

　　總之，印度官員沒有理由反對她在卡裡神廟的申請案，只能暫時批准。「尼爾瑪‧利德」——孟加拉語的「清心之家」，原先在摩提吉垂死者之家便已使用的名稱——正式駐進卡里神廟了。修女們勤快的工作，而且遵循了最高尚的理想。他們為不同的臨終者實行了各自的信仰儀式（無法得知信仰時則以印度教徒處理），他們幫助這些不同信仰的人成為各自宗教中更好的信仰者，而沒有試圖改變他們的信仰。德蕾莎在舉行大型祈禱會時，邀請不同信仰的人參加。她認為不同宗教其實信仰的是同一個神。儘管如此，新的「尼爾瑪‧利德」還是遭到強烈反對——某天，大約一千名印度教徒聚集在卡裡神廟，大聲抗議要求修女們離開。當衝突升溫，那位印度官員出現了。他當然是要勒令德蕾莎離開的，但他卻在房裡發現了卡裡神廟的住持——患嚴重肺結核，被所有醫院拒收，最後送到此處——這讓官員震驚不已。而他也看到現場的情況，修女們親自清理病患長蛆的傷口，這種工作不是一般慈善機構願意做的。於是他把抗議民眾區散了。自此，「尼爾瑪‧利德」得到廣泛的支持，由於那位卡里神廟住持的緣故，感召大量印度教徒投入一起服務。甚至有位印度教法師說，德蕾莎修女便是活生生的女神。

　　在臨終關懷院順利發展後，德蕾莎隨即在旁邊又成立了「兒童之家」。與一般育幼院不同之處在於，這裡的兒童之家很多是從垂死邊緣搶救下的幼童，包括棄嬰；更大的不同處在於，他們對院童實施的不只是「管理」或「教育」，而是讓孩子感受到愛。即使某些孩子患有傳染性疾病，修女們也不會和孩子保持距離。修女們不做任何防護措施去吻抱這些孩子，就像孩子從未生過病一樣。這種平等無私的精神在這些幼小的心靈裡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人長大後放棄世俗生活，成為神職人員投入終身服務。當有外地人問到加爾各答的居民什麼是天主教時，當地的印度教徒們答道：「付出。」

　　1957年，當垂死者之家和兒童之家的工作步上正軌之際，德蕾莎開始把目光轉向服務痲瘋病人。二十世紀中葉的印度生活環境非常差，溼熱的氣候與衛生設備欠缺，導致結核病、痲瘋病這世紀兩大傳染病和其他各種疾病極度盛行（號稱的第三大傳染病則是梅毒）。據統計，當時全印度有500萬名痲瘋病患，加爾各答就佔了8萬名。痲瘋病人的處境十分無助，由於疾病導致個人外觀嚴重變形，他們往往遭遇無情的排擠，丟石塊、亂棒驅逐、關在閣樓或地下室，或者被投入集中營。即使在發明了抑制病情的抗生素後，也沒有辦法使受損的外觀恢復，況且當時大多數人根本無力負擔醫藥費，許多病患只好躲在各種陰暗無人的角落直到死去。德蕾莎服務的宗旨，即是在關心各種被人遺棄的人。她先前在服務窮人時就曾說：「饑餓並不單指食物，而是指對愛的渴求；赤身並不單指沒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嚴受到剝奪；無家可歸並不單指需要一個棲身之所，而是指遭受排斥和摒棄。」這預示了她將邁向更廣大的服務事業。只要有人被遺棄，她就服務他們。

　　在經過幾度努力之後，最先的痲瘋病康復中心在加爾各答郊外建立，後來因市鎮重劃而遷到一處鐵路邊。在那裡他們徒手搭起簡單的房舍，已經可容納至1400名病患左右。1964年，教皇保祿六世訪問印度，執意將他的座車捐贈給德蕾莎。德蕾莎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部車子，於是將之拍賣，並引起許多有錢人競標，最後以高出原來十倍價格賣出，而這筆錢正好使德蕾莎修女可以在加爾各答北方一處山坡建立正式的痲瘋病人康復中心——稱為「善締納家」，孟加拉語意為「平安之城」。他們收容的病人許多在康復後仍然無法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因此在病理治療外，另外增加了工作治療——即是輔導患者接受職業訓練，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服務痲瘋病人這項工作的意義並不只是解決病患的治療與輔導問題，事實上它向世人揭示著一種強而有力的信念——自中世紀以來，痲瘋病被人認為是天遣，而這項工作否定了這種成見——痲瘋病人只是身體患病，心靈卻是健康的。

　　隨著時間流逝，1960年，仁愛傳教修女會成立屆滿十年，通過教廷的試驗期，開始被允許在全印度建立據點。這一年他們在全印度建立了25個據點，也在這一年，德蕾莎修女開始國際性的傳教與訪問行程。她回到阿爾巴尼亞的老家，見到睽違三十年的家人；她也訪問教廷，提出了升格為國際修會的申請案。1963年，兩名加爾各答神學院的青年自願加入修女會服務，為了使他們順利成為神職人員，德蕾莎開始構想男性修會的建立。這兩位青年觀察到港口附近吉達布爾有許多窮苦船工，於是在當地租屋展開服務，並且吸引了許多有志青年一同投入。「仁愛傳教兄弟會」因此很快成立了。隔年，一位耶穌會的神父安德烈來到吉達布爾，想要加入他們工作。這位神父嫻熟各種醫療照護與痲瘋病護理，讓修士們十分驚奇。後來才知道，他想轉會，並從基層修士的工作做起。他說自己聽到上帝的指示。這讓德蕾莎大為驚喜，她正祈禱上主派遣一位品學兼優的神父來領導仁愛教兄弟會，想不到這人來得如此之快，而且還是來自歷史悠久享譽國際的耶穌會。不久之後，1965年2月，另一件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教廷的批准信函送到加爾各答，仁愛傳教修女會正式成為國際性修會，直接受教廷管轄，並允許在全世界設立據點——這是如同奇蹟一般的榮耀——通常來說，一個地區性修會必須經過30~40年的時間，才會被允許升格為國際性修會，而仁愛傳教修女會僅成立15年。從這時候起，德蕾莎修女被正式尊稱為「Mother Teresa」。在天主教中，「Mother」是極為崇高的尊稱。

　　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國外設立的第一個據點是委內瑞拉。跟印度比起來，這裡整體生活環境要好得多。當地教會在迎接這個著名修會成員到來的同時，為他們準備了豐富的生活日用品——洗衣機、電冰箱以及各種家具等，這讓德蕾莎感到為難。在印度，她可以一蓋拒絕這種上階層家庭才有的生活用品，但在委內瑞拉，一般的窮人到底擁有什麼樣程度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德蕾莎已事先做了了解。他認為洗衣機和電冰箱不是窮人的日常設備，因此還是拒絕了。但在西班牙，當地的生活水平更高了。德蕾莎只好在離開馬德里時，意味深長的留下一句話給當地人員：「要幫助修女們剋守貧窮喔！」

　　關於剋守貧窮的理念，其實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德蕾莎希望修女們不要忘記服務的初衷。這在加爾各答垂死者之家剛成立的年代，他們就已經面臨這樣的問題，而這也是許多慈善團體發展壯大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當時有人捐贈醫療設備給垂死者之家，但德蕾莎拒絕了。她說，一旦他們開始使用現代化的醫療設備，病人們就會開始被區分等級——有些人是可以接受治療的、有些人無法治療——那麼垂死者之家就會變得像那些拒收病人的醫院一樣，為了把昂貴的醫療資源做有效運用，而放棄那些不可治療的病患。然而這樣就失去了平等的精神，也失去了對個體的關注（也就是開始關注表面上到底救活多少人的統計數字）。德蕾莎所關注的其實是，窮人的尊嚴是否受到維護，他們是否每一個人都能有尊嚴的死去，而不是在治不好的情況下被放棄。她寧願修女們束手無策，只能把病患抱在懷裡，也不要她們用冰冷的儀器取代雙手。如今當仁愛修女會擴展到全世界各種國情的社會中時，面臨了更多這類到底窮人的標準為何的問題。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德蕾莎所成立的世俗性慈善組織——1964年的「德蕾莎修女國際合作協助會」。該會於1969年正式獲得教會批准，在世界二十餘國建立分會，參加的成員來自社會各種階層。在80年代，會員人數達到13萬9千人，實際上人數遠超過此，有許多人秉持純粹服務的精神，並未登記為會員。但德蕾莎卻仍於1993年將該會解散。她擔心這個擁有董事會、銀行帳戶和各種錯綜關係的組織將會發展成一個臃腫的官僚機構，進而和原先成立的宗旨背道而馳。她呼籲這些會員直接到各地修會服務，做純粹的志工。另一方面，德蕾莎也不接受政府補助和定期捐助。前者將使修會面對政府世俗觀點的審批，後者則喪失了慈善的隨機性——把慈善制度化，會使得善心人士忘記他們的初衷，失去讓他們付出愛心的意義。從這些獨特的作法可以發現，德蕾莎修女迥異於一般的慈善家。她並不注重任何表面的成果，而注重在付出的過程中到底用了多少心。對於任何想把慈善事業制度化、機構化的世俗慈善家，這實在是一項值得深思的參考。

　　隨著仁愛傳教修女會展開國際性服務事業，他們廣泛的工作內容無法在此一一敘述了。自1965年後，他們的成員在世界各地設立分會，至1997年德蕾莎修女去世前，已經有600餘分會設立，神職人員總數7000餘人，其中修女佔了4500名。她們大多是來自中上階層家庭的女孩子，包括許多原屬於印度婆羅門階級的貴族女子。他們在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都進行工作，並且也發現兩種類型的貧窮——在貧窮國家的人們陷於物質的匱乏，富裕國家的人們則被彼此隔絕在長期的冷漠之中。在墨爾本，德蕾莎曾經探訪過一位富有的獨居老人，為他收拾家裡，直到那位老人主動開口和她說話。她問老人為什麼家裡都不開燈，老人反問她應該為誰點燈呢？「就為修女好嗎？」德蕾莎問。老人點點頭，德蕾莎從佈滿灰塵的家具中找了一盞華美的燈點亮。後來那位老人託人代了口信給德蕾莎，那盞燈到現在還點著。德蕾莎也在紐約成立默觀中心，她認為對這些生活腳步忙碌倉促的人而言，靜修是很重要的。在世界各地，修會的工作並不是一向都順利，也經常充滿挑戰——他們在加爾各答的溼熱天氣住習慣了，無法適應印度西姆拉的山區的嚴寒冬天；修女們被驅逐出斯里蘭卡、越南和北愛爾蘭；在以色列邊境的納布魯斯，修女們照顧著巴勒斯坦難民，卻還是遭受另一邊的巴勒斯坦人投擲石塊。

　　但整體而言，世人對修會的工作持肯定立場，這使德蕾莎自1970年代起獲頒大量的國際性榮譽獎項。其中最重要的是1979年12月的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認為，德蕾莎修女成功彌合了富國與窮國間的鴻溝，使人們了解平等的真諦。德蕾莎原先猶豫著是否該接受這個獎項，耶穌曾說「右手做好事時別讓左手知道」，但她並不是個做作的人，假如這是世人喜歡頒給她的，那她也便「代表窮人領獎」。

　　德蕾莎一向對窮人極為尊重，她認為窮人受苦正是基督受苦，受苦本身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意義。而解除人們的苦難正代表對基督無上的景仰。但這也讓許多人批評她把窮人神化、枉顧事實。1979年她即將前往奧斯陸領獎前夕，一位美國記者哈普前來向她道賀。這位記者第一次來看德蕾莎是25年前，當時便為她的奉獻精神深深動容。哈普曾做過戰地記者，見過許多血腥殘忍的場面，卻還是為當時垂死者之家的情況震憾不已。然而儘管他很感動，卻不願意親手試著服侍窮人——他對這樣的工作有心理障礙。不過，他還是與德蕾莎成為要好的朋友，偶爾來造訪她。而這次，兩個人都已經老了，哈普知道也許這是最後一次來此地了，便直率的表達了他對這種服務工作的看法。他問修德蕾莎，這麼多年無時無刻的奉獻，到底為了成就什麼？這有什麼意義？服務窮人的工作永遠做不完，這是社會病態的結果，是不是應該從根本的社會體系著手解決，譬如建立福利制度、改善教育等，而不是把時間一直耗在這些即將死亡的人身上？諾貝爾獎的頒發只是為了緩解一下大部份富裕人們內心的不安，但在聽完得獎者的演說後，人們就會繼續回到原先麻木不仁的生活。把窮人扮成基督，他們卻仍是窮人，這麼做到底有什麼用？

　　德蕾莎卻說，這是世俗人的觀點。她沒有再多說什麼，這麼多年來她一直受到同樣的質疑，事實上她也曾經迷惘過，只是最後仍然做出了選擇。她剛開始在摩提吉貧民窟的梅樹下教小朋友讀書時，曾經覺得自己所做的就好像是地獄裡的一小塊裝飾，到底有什麼意義？但她還是堅持了下來。每個人都應該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她認為這是上帝召喚她過這樣的生活。她邀請哈普替她餵一名老人吃飯。這麼多年來，哈普第一次親手端著碗蹲在窮人面前。哈普有點笨拙，不是餵太多，就是太少，飯粒灑在老人的脖子上。老人突然舉起手對他說話，一直說一直說。他聽不懂孟加拉語，只好請旁邊的修女翻譯。修女湊近仔細聽了一下，笑著對哈普說：「他在祝福你。」這讓哈普震驚極了，他以為老人在表達不舒服或抗議，然而卻一點也不是。他又說自己口袋裡隨便一點零錢就可為這位老人買好多麵包了，但修女告訴他：「你買不到他的祝福。」

　　親手服侍窮人的經驗帶給哈普極深的感觸。他想起德蕾莎說的：「忘記自我，你便找到自我。」沒有什麼理由是可以讓一個人永遠困於心理障礙、永遠無法改變的；同樣，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讓一個人放棄理想、改變原則。「自我」的意義在此顯現了奇妙的對比。此時哈普也更加欽佩德蕾莎對信念的堅定不移。我個人則想另外引用一段德蕾莎修女的話來表達這種立場，這段話被貼在加爾各答兒童之家牆上：「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總是要愛他們；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不管怎樣，總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誠實與坦率使你易受攻擊，不管怎樣，總要誠實與坦率；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總是要建設；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你若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將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你總是要將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

　　這種反覆吟詠的句型，正像修女每天所念誦的祈禱文一樣。修女們每天的生活從祈禱開始，以祈禱告終，在軟弱無助時、思緒迷惘時，藉著祈禱獲得力量。祈禱文本身即充滿了層層遞進的動力，這種如詩的語言陶鑄了虔誠與謙卑的情操，洋溢著宗教之美。這本書也在同樣的氣氛下進入尾聲。作者寫道：「如果我們把生命比喻做一本書，時間就是那隻翻書的手。無論是一本偉大的書，還是一本微小的書，時間都將以同樣的速度翻過去，翻過去，直到最後一章。」

　　多美的描寫啊！宗教之於人，除了獲得救贖或解脫的意義，是否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宗旨呢？德蕾莎的晚年，有人問她是否真的嚮往那種不可知的存在，她很篤定的說是。從她小的時候，生活的環境裡便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民族和他們各自的宗教信仰。東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各種神祕宗教。而她發現，每種宗教都相信前世、今生與來世，因此沒有什麼理由好恐懼死亡的。死亡代表著另一次生命的開始，只有不信前世今生的人會恐懼死亡。而她已經在這一生中完成了上帝交付的使命。閱讀德蕾莎的晚年，使我更了解宗教的美好。宗教並不只是許諾未來，而是教導我們當下過好生活、凈化身心。這就像是回到童年時代的小龔莎，天真的問著父親，世界上是否有解救貧窮的藥？又彷彿看到她母親慈祥的面容，還有她對小龔莎成為虔誠天主教徒的期許，環繞在濃濃的信仰氛圍之中。一切是多麼美好。

　　儘管如此，她晚年仍深為各種疾病所困擾，最嚴重的是心臟疾病。1989年，她不得不依靠電子心臟起搏器維持生命，此後健康每況愈下。1997年9月5日晚間，加爾各答大雨傾盆，德蕾莎修女在仁愛傳教修女會總會安然辭世了，就如同她一生所服務的窮人那樣具有尊嚴與平和的離開。隔天，修會公告了修女辭世的消息。她的靈柩被移入聖多默教堂，接受七天的瞻仰，前來弔唁的人超過一百萬。之後，靈柩再移往體育館，印度政府在此處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儀式，八名盛裝的軍人肩負靈柩前行。德蕾莎修女謙卑的一生在此畫下了無上光榮的句點。

　　美好的事情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說。德蕾莎奇特的一生使她在世期間便廣受報導，一篇又一篇的登載著。此後，為她書寫的傳記被翻譯成各種語言，一次又一次的向世人宣示了窮人的尊嚴與信仰的美好。她從不與人爭論，卻向我們澄清了對世界的看法——就像她澄清了哈普的疑惑一樣——在我們變得麻木不仁之前，這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澄清。幸運的，我也在今天加入了這行列。僅以本文向本文的主人翁致敬。2009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