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小说创作心理的精神分析

贝加

假如纳博科夫在天有灵，一得知我要对他的小说创作进行精神分析，必定会暴跳如雷吧？尽管我对他敬爱有加，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再多的敬爱也压抑不住满腹的欲言。

但凡读过纳博科夫的人，即使是粗浅的读者，都会读出纳翁的孤高自傲。这么说似乎并不新奇，因为可以说没有作家不孤高自傲的；但孤高自傲如纳翁者的确少见。他的这种自傲流溢于他的字里行间，乃至明言自白；以往的文学大师中没有几个入得了他的法眼，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塞万提斯这样举世公认的大师。当然，最荣膺他斥骂的当属弗洛伊德老先生。可以这么说，纳翁对弗翁终其一生不依不饶，得机会便将他揪出损落一顿；几乎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对他指槡骂槐明嘲暗讽，肆意调侃。虽然弗洛依德并非文学大师，但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下面试举几例纳翁有关他的一些言论：

１.……所有人都知道我讨厌象征和寓言，这一方面与我对弗洛伊德式的巫术的长期敌视有关，一方面也源于我对文学神秘主义者和社会学家发明的一般化的诅咒。

　　　　　　　　　　　　　　　　　　　　——《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

２.疗养院主管行政的怪物之一弗鲁伊德医生——他有可能是阿登高原西格尼－蒙第欧－蒙第欧的弗鲁伊特医生的异乡兄弟，更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来自伊泽尔省的维也纳，也都是独子——发展或更确切地说是复兴了临床医治方略，志在建立一种群体感，让最纯粹的病人来协助医护人员，若其有此意的话。

　　　　　　　　　　　　　　　　　　　　　　　　　　　　——《爱达或爱欲》

３.近来美国小说家，大都像一个联合英语系的成员，个个权衡得失，不得不比世上所有别的人都更加沉湎于文学才智、弗洛伊德式幻想和可鄙的异性恋贪欲之中，从而把这个主题已经推向灭亡……

　　　　　　　　　　　　　　　　　　　　　　　　　　　　　——《微暗的火》

４.你告诉我这位作家备受尊敬；他的书在这里和在德国同样畅销。他……被看作战后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最后的……一点，他作为评论是个危险人物。你似乎暗示，我们大家都应该替他保守不可告人的成功秘诀，那就是：用三等舱的票坐二等舱旅行——或者说是，如果我刚才的比喻不够清楚的话——迎合读者群中最差的一类人的欣赏情趣……那些被一点弗洛伊德学说或“意识流”或别的什么思想以现代方式所震惊而购买了充满陈词滥调的最糟糕的书的人们……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５.十一岁时，她曾读过一本名为《什么是孩子的梦境？》的书，作者是一个叫弗洛伊德的疯子医生。

　　　　　　　　　　　　　　　　　　　　　　　　　　　——《劳拉的原型》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不一一例举；但以上这些例子，我想足以说明问题了。我阅读纳博科夫过程中，一个疑问始终萦绕于我的脑际：弗翁究竟犯了哪项天条，令纳翁终生视其为敌，一世梗怀？对此，我至今还没看到纳翁有过详尽的论述和条分缕晰的表达，仅散见于以上那种调侃式嘲骂。我想这或许可以从他的文学观上来得到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似乎也是世界文学评论界所公认的。他是最反对在小说中宣讲道德，表达思想的；他仅仅推重的是，小说是一件艺术品，是美的；小说家的创作如同魔术师在变魔术，使读者得到一种观看魔术般的享受，而并非得到什么思想道德上的启示；因此，小说就如同一种游戏，超乎道德之上。或许再没有一段他在《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中的话更能说明他的小说美学观了：“对于说教小说我既不想读，也不去写。尽管约翰·雷的断言称《洛丽塔》没有道德支撑。在我以为，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审美的福祉，一种不知怎么、不知如何地与存在的另一种状态联系起来的感觉；艺术（好奇心、柔情、善意和迷狂）是那种状态的准则。这样的书不多，其余所有的都是有议题的垃圾或某些人所谓的思想文学；常常也有一些有议题的垃圾由一些巨大的石膏体带进来。这些石膏体被小心翼翼地传过一代又一代，直到有人带了把锤子过来，一通好砸；砸的是巴尔扎克、高尔基和曼。”纳博科夫就是那个“带了把锤子过来”的人，被他砸的他只客气地列了三位，其实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福楼拜是为数不多的幸免于难者当中的一个。这我们就很可以理解了，福翁是坚持小说客观化的主创人，力主把作家个人主观因素和社会思想观念排除在小说之外。这一点深得纳翁之心，成为他终生推崇的大师。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小说描绘历史和反映社会现实。在阅读他的作品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小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都相当模糊，几乎没有与其时代相对应的事件发生，即便有也是一笔带过，不留痕迹；并不作为主人公命运的根据。

由此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二十世纪影响人类的重大的思想成果之一，在其以压倒之势侵入文学时，遭到像纳博科夫这样深具独创性和叛逆性的小说家的抵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似乎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因为他对弗翁的挂恶至死都不能释怀。一件叫一个人念恶终生之事，必有其更深层的内在原因。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还有一种对人类产生压倒之势（或许说灭绝之势更来得恰当）的思想，那就是专制和独裁。可以说，纳博科夫的个人命运与这种思想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怨。一九一九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纳博科夫一家被迫踏上了的流亡国外之路；三年后，他父亲在柏林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被刺身亡。在先后逃离了俄国和德国后，一九四Ｏ年他再度沦为流亡者；这次是他要逃避纳粹的迫害，从法国逃往美国。一个作家要是具有如此经历，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创作的主题和题材，即政治流亡。这可说是一种文学上的惯例。但在纳翁这里，我们虽然也看到了流亡，但并没看到政治；也就是说，流亡的内核被抽空了，以至被替换掉了。说实话，我在初读纳博科夫时有种隐隐的失望（或者说失落）；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着与我相同的感受。我们期望能从他的小说中读到他对俄罗斯的沙皇专制和苏维埃暴政的描写、感受、倾诉和批判；毕竟他是深受其害，是从那场骇人的血雨腥风中逃出来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似乎他对那场冤仇讳莫如深，或不屑于一提，或毫无感受；即使提到，撂给我们的也是淡淡的、带有调侃性的一笔。就像他在《洛丽塔》后记中所声称的那样：“我个人的不幸不可能也的确不应该成为大家所关心的事……”就这样，他把这一切都从他的小说中略去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在他的视界里。但在他把流亡的政治内核抽取掉之后，他又为之注入了一个新的内核，那就是极具个人化的“性”。因此，纳博科夫的流亡并非政治流亡，实则是性流亡。

我们不得不承认，纳翁的确称得上是写性爱的高手，有其独到的特性和强烈的个人风格。这正是他自立于世界文学大师之列的根基所在。一个作家选择什么主题进行创作都无可厚非，但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却关乎他个人的内在动机，也是最张扬其个性之处；这却是读者难以洞见的。卡夫卡不会书写奥地利社会史；巴尔扎克不会写一个人孤独地变形，他们的不同个性便促使了他们创作动机的不同。纳博科夫的选择又是出于一种何样的创作动机呢？一个作家在进行题材选择时，一定是会从那些最触动他、让他感受最深最痛的内容下手。纳翁在遭受了几度流亡后，却对此漠然置之，似乎这一经历毫无价值，无关他的痛痒，不过得了一场感冒。如果这仅仅从他对小说审美的价值取向上去找原因，仅仅是为了“审美的福祉，一种不知怎么、不知如何地与存在的另一种状态联系起来的感觉”便显得轻巧浅陋，难以站住脚；其中必定有一种更深刻更隐秘更关乎他个人深痛的因素在左右着他的选择——这便是性本能。这也是纳翁终生反感，不愿意承认的一点。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把弗翁请出场了。弗洛伊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人类性本能的发现；是他揭示出了性本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行为与疾病等的内在的深刻关联。他把人类这种从前以宗教和道德名义视为低下可耻的根本存在，提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弗洛伊德在他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的两条基本命题：“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认为性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就弗翁的观点来说，性本能冲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原动因，人类社会所表现的万千形态都是建立于这一动因之上的。性本能一再地要求得到满足，当这种满足难以达成时，便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受到压抑，形成病变；另一种是寻求替代满足，即升华为审美，进行创造性劳动，比如艺术活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析。他在把陀翁的癫痫与创作相联系进行一番探究后，发现了隐藏于背后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同性恋倾向；认为这正是被压抑和挫败的力比多在艺术创造中的升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尼采也有过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他在《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中写道：“美学不是别的，而是应用生理学。”他认为，艺术起源于各种非理性状态，主要是性冲动、醉和残酷这三种因素。他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又总结为“性冲动的醉”和“酷虐的醉”；他把性冲动的醉称为醉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在谈到艺术的发生时他说：“制造完满和发现完满，这是负担着过重的性压力的大脑组织所固有的；另一方面，每种完满的和美的东西，其作用犹如那种热恋状态及其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一种无意识的回忆。每种完满，事物的完整的美，接触之下都会重新唤起性欲亢奋的极乐……对艺术和美的渴望是对性欲癫狂的间接渴望，它把这种快感传导给大脑；通过爱而将世界变得完美。”他把追求完美的世界视为审美的最终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初的原动力就是性冲动。由性爱所造成的陶醉，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力量和精神力量。因此，性爱为艺术奠定了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础。

用弗翁和尼采的观点来解释纳翁这例个案，我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试想，一个身怀着强烈性渴望和性焦灼的人，在选择他的艺术创造取向时，还有什么重大内容（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政治动乱）能够压倒这一主题？性本能冲动，这是人最根本最原初的生命体验，它完全高于任何一种人类社会活动。这样看来，纳翁对其小说主题的选择便可以理解了。但这是不是揭示了，纳翁本人就真的是一个身怀性焦灼的人呢？我们只能说，这的确很有可能。作家的个人生活（尤其是内在生活）往往隐蔵在作品后面，而成为读者的一个谜题；作家们都极力将其掩饰起来，生怕被人窥到。正像纳翁所言：“我个人的不幸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大家关注的事。”但正是这个人的不幸（特别是内在的不幸），事关他小说创作的宏旨，势必在他行文的字里行间露出端倪。然而，关于他的私人生活（性生活）状况，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呢？我们仅能依靠现有的材料来进行推测。据说纳翁终生都忠实于他的妻子薇拉，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题献给她的。她为他打字、整理文稿；即是他的秘书又是他的情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仅有一次婚外恋，爱上一个名叫伊琳娜的驯狗师。伊琳娜虽然年轻美貌，可以给他情爱的满足，但却不会成为他写作上的助手，只会给狗美容；并且从他的秉性来说，他是最讨厌狗的。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薇拉。这不仅是出于爱情，更是出于文学创作上的考虑。由此，他老人家的性生活又回归正轨和庸常，从而封杀掉性本能对新奇刺激的渴望。他内心怀着怎么样的隐痛和煎熬，谁又能知道呢？而性本能的焦灼和饥渴对人的那种压迫就是一种对人的放逐和驱赶，令你惶惶如丧家之犬，将你驱出家园去流亡。我们不妨这样设想，纳翁即使不被迫离开祖国俄罗斯，他的心也开始流亡了；他身体的流亡不过是契合了他内心的流亡而已。他命中注定，此生只能通过写作来进行自我拯救。他一部书一部书地书写着，在自我拯救的道路上艰苦地行进着。这时弗洛伊德老先生的声音从高空中传来，他就像一个沉浸于自己技艺的魔术师被一个高超又多嘴的观众一语道破了机关，令他扫兴（甚至可能造成了某种重大伤害也未可知），令他为之恼怒，以至记恨终生。

有意思的是，纳翁顶讨厌别人窥见他的个人生活的细节，而他却在作品中处处把他自己显露无遗。这或许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博尔赫斯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每一部小说都不过是作家个人的自传。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和内心世界无不通过他的行文在字里行间得到呈现，即使他蓄意掩饰，哪怕他掩饰得再好。在这方面，纳翁几乎表现出了一种“自恋”倾向。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纳博科夫式的人物，都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要不干脆就是作家；都通晓多国语言，喜欢玩弄双关语和字谜游戏；喜爱收藏蝴蝶标本，对植物学和鳞翅目昆虫颇有研究；都具有俄罗斯的背景，或干脆就是俄罗斯的流亡者；都机智幽默，甚至玩世不恭；或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特异的性癖好，通奸、乱伦、恋童、同性恋等等；他们大都居无定所，以旅店为家，在欧美各国到处漫游……他们身上无不深深刻画下纳翁个人生活的痕迹。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纳翁着手创作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劳拉的原型》或《死亡是欢愉的》；遗憾的是直到一九七七年去世，这部小说也没有写完，只留下一份写在二百多张卡片上的草稿。但小说的架构和情节已见雏形，包括许多细节描写。通过这部未竟之作，纳翁那种自我拯救意识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或许是他进行的最后的自我救赎的努力。下面我们就试着透过他这未完成的镜片散射出的精神光谱分析一下光源体的发光原理吧。一件未完成的东西，更有利于我们接近其内核的实质，不是吗？难怪作家们都不愿意将草稿示人。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颇为复杂，体现了纳翁一贯的雄心，被称为“元小说”式结构，即故事中套着故事。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论题，按下不表；为了说明问题方便，仅把故事做一概述。小说的男主人公菲利普·王尔德是一名出色的神经病学家，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演说家，且资产雄厚；只是长相寒碜。他娶了年轻美貌的弗洛拉为妻。他之所以娶她，是因为她酷似他年轻时追求无望的姑娘奥罗拉·李，以圆自己的初恋梦；结果换来的却是水性杨花的弗洛拉的一再背叛。她其中的一个情人是一位画家兼作家，笔名叫伊凡·沃恩（真名叫诺维奇，一个波兰人）。他以他跟弗洛拉的恋情为素材写了一部小说《我的劳拉》，出版后还送给王尔德一本。王尔德马上意识到这本小说事实上描述的就是他妻子与诺维奇的恋情。年老体衰的王尔德在小说中得到传神刻画和描写，这令他悲愤交加，不禁回想起他与初恋情人奥罗拉·李相处时难以忘怀的种种情景。绝望中，他也只能以写作来聊以自慰。在这一点上，这位遭背叛的丈夫与他遭到抛弃的情敌诺维奇，同属天涯沦落人。从小说一开头就告诉读者，弗洛拉的丈夫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作家，他正忙于写一部书：“哦，不！要知道那份手稿可不是为了挣钱而草草写就的小说；那将是一位疯狂的神经病学家的遗作，类似哪部电影中的某种‘有毒作品’。它已耗费了他多年心血，并将继续耗费下去；当然，这事绝对是个秘密。”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神秘著作呢？他在书中尽情地表达着自我毁灭的渴望；但这种自我毁灭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自杀；而是对自杀的玄想。“我让自己的想法模仿一台标准的神经信号发射器，让这个可怕的信使将自我毁灭的命令传到大脑。自杀引发了一种愉悦……”他在头脑中，用字母“Ｉ”来代表自己的身体，然后用他“意念中的大拇指”从下至上，一点点将自己抹掉；“我很欣慰地发现，这一过程在如同甜美的死亡般妙不可言的感觉中持续，与射精和打喷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那么三四次我达到了那种状态，每次我又强迫自己在我脑海的黑板上恢复白色‘Ｉ’的下半身；这样我才得以从危险的恍惚中挣脱出来。”“享受毁灭，但不要在自身的废墟上流连，以免衍生出不治之症，或在做好准备之前死去。”他一遍遍地反复体验着这种“自我消亡”、“这种忘却我的身体、我的存在以及思维本身的艺术。忘掉思想——奢侈的自杀，怡人的自我消亡！”“因为当你全身放松地坐在这张舒适的椅子上（叙述者敲打着扶手），并着手毁灭自己时，你首先体验到的便是自足部升腾而上的一种消融之感……”由此我们看到，他所谓的“自我毁灭自我消亡”之类，与东方佛、道的修行者在自身修炼中所达到的入定、神迷状态十分相似。在几张卡片上，他的确记下了一些佛教词语：“涅槃”；“从轮回转世中解脱”；“与梵（印度教）结合（通过抑制个体生存得以实现）”；“宗教垃圾和东方智慧的玄想”等等。这在纳翁从前的作品中是没有过的。虽然这并不等于说王尔德已经遁入宗教，但至少是在借助这种形式，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慰藉；只不过他用了“自杀”之类的表达方式。

就像以往纳翁笔下的人物都带有纳博科夫自身的影子一样，王尔德的形象几乎就是晚年纳博科夫的写照。他年老体衰，“在人生的最后十七年里，因为患有不光彩的胃疾而吃尽了苦头”，经常便秘，要不就消化不良引发腹泻；性能力极度衰减，再也享受不到一丝欢愉；特别是他不堪忍受的脚趾甲炎症，都是纳翁现实疾患的一部分。王尔德在小说中反复尝试用意念将自己的脚趾切除，以疗愈疾苦；纳博科夫在现实中则没完没了地为应付他脚趾甲的发炎而纠结。王尔德深感无力再挽回弗洛拉的爱，只能由着她去放纵了。“她到我灰暗的房间来的次数超不出每月一次时（这是自我步入六十岁后她光顾我房间的平均频率），我就知道她在欺骗我；她又交上了新男友。”他只好独自书写，来寻求解脱；这与纳博科夫的晚年处境再契合不过了。正如他儿子在回忆他进行这最后的创作情形时所描写的那样：“……他也许已预感到机会不多了，他开始向母亲和我详细讲述他的某些创作细节。我们家的饭后聊天时间变短了，也变得不规律了，他一吃完饭即回到自己房间，好像急于完成他的作品……一个作家会病情严重，甚至危在旦夕，可他仍然会孤注一掷地与命运赛跑，直到终点，他想战胜命运，但还是失败了。”

纳博科夫流亡了一生，也书写了一生；直到生命最后他还是不停地书写着，进行着自我拯救的努力。这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一生，他们俩何其相似！卡夫卡虽然身体并未流亡，但他精神上的流亡比肉体的流亡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他终生用书写来进行着自我的救赎；但他最终承认，他并没有将自己赎回，他失败了。他委托自己的好友布洛德将其手稿付之一炬。纳翁将自己赎回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他儿子所言称的失败仅仅是指他最后作品没有完成，并要求妻子将未竟手稿焚毁。至少我们并没有得到他如卡夫卡那样的真情坦言。或许他在临终那一刻还在记恨着弗洛伊德老先生对他的伤害？或许回想着自己终生的勤奋写作，终于释怀？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