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

“生活在别处”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精彩了，它一语道破了人生的最根本处境。

这句名言之所以广为流传，恐怕还得归功于米兰·昆德拉的那本著名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不过，这句话并非昆德拉先生的发明，据他在该书的前言里边讲，他引用的是法国现代著名诗人兰波的名句。但他也并非直接引用者，他说他是从安德列·布鲁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引用过来的。据说当年巴黎的学生曾把这句话当作口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头，足见它的影响力。我查遍了兰波的诗歌全集也没找到该名句的具体出处；也许笔者眼大漏神，也许它另有出处吧，且不去根究了。有意思的是，诗人道出的这句至理真言，也同样在诗人自己身上应验了，且应验得那么典型那么地道，甚至不妨这样说，它像一句魔咒一样，他成了自己道出的这句魔咒的牺牲品。我在获悉了这句名言和诗人的命运后，两者相互一联想，不能不令人感叹。

人们常常这样来形容兰波，说他是一颗耀眼的流星，从十九世纪末法国诗坛的上空划过，明亮璀璨，转瞬即逝。他从1870年在巴黎崭露头角，到1875年彻底从诗坛销声匿迹，其真正的诗人生涯仅仅五六年的时间。他去世了吗？是的，诗人兰波的确死掉了。在经过诗情的短暂燃烧之后，他认为自己“过于将形骸囿于艺术是一种失策”；他在《饥饿》一诗中这样写道：“幸福是我的命运，我的懊悔，我的蛆虫：我的生命总是过于宽广而不能献身于力于美……”；最终他发出一句绝望的呐喊：“艺术是一件愚蠢的事！”就此诗人兰波不复存在了，而作为冒险家的兰波却开始了在世界上的疯狂游荡，开始了寻金者的冒险生涯。他当过马戏团的翻译，食品商的经纪人，荷兰殖民军雇员，英国远东公司的小工头；他到处流浪；他越过海洋，穿越沙漠，混迹于象牙走私犯和军火商之间；在非洲丛林中与匪帮强盗火并周旋……。1891年2月，他的右腿因非洲瘴疬溽热和关节炎感染而变成毒疽，回到法国马赛，实施了截肢手术；11月10日病逝，终年三十七岁。

诗人短命，这在人类诗歌史上似乎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果兰波在三十七岁甚或二十七岁时作为诗人死去，都并非稀奇；有趣的是从灵光的诗人兰波身上又脱胎出一个鄙俗的冒险家兰波，真就像是一颗划过天空而没有烧尽的流星，最终变成了一块落入荒野的粗陋的石头。正是他这种特别的人生轨迹，为我们考察人的处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难怪作为诗人的兰波能够说出“生活在别处”这样的至理真言，从诗人到冒险家，正是这一真言的现实人生的诠释。

所谓“生活在别处”，就是指人由此岸世界向着彼岸世界的追寻。人总觉得，你此时此地的生活并非真正的生活，永远都无法令人满意，而真正的生活存在于你所不在的别处；于是你内心中那渴望“幸福的蛆虫”便开始噬啮你的心，怂恿你去别处寻找真正的生活；等你一旦到达了那个别处，那个曾令你魂牵梦萦的“别处”也便成了此时此地，那道曾老远便诱惑着你的瑰丽光晕也消散净尽，你心中那不肯安分的“幸福的蛆虫”又开始噬咬怂恿了，你便开始了新的一轮向别处的生活的追寻……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人永远处于由此岸向彼岸的追寻中，彼岸向此岸的转换也是没有穷尽的；人永远无法存在于你所不在的彼岸，人永远是此岸的存在物，无法抵达彼岸；换句话说，彼岸世界实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是人的欲念在头脑中制造出的一个太虚幻境；人却永远向着这个太虚幻境发出追寻。这便是人的最根本的处境。

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几乎无法逃脱这一人生处境；只要你向周围随便扫上一眼，便会发现这种境遇比比皆是。节假日公路上那排成长龙的出城的车队；对金钱数额增长的无尽追求；游览异域风情的强烈渴望；看上去更觉得动人的别人的老婆；某种没有尝过的食品的新鲜诱惑；对他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向往；无休止的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利用；乃至，说得更大一点，向外太空的探索……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暗藏着一个“幸福的蛆虫”，无一不受到它的蛀食和唆使，使你一刻不得安宁。这只“幸福的蛆虫”从未给过我们幸福。它是人类进步的驱动力，它是人类不幸的祸根。和动物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它们从不会受到头脑中幻境的蛊惑而去别处寻找生活，它们总是吃饱喝足后席地而卧；它们的生活永远都在此时此地；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它们的生活毫无改变，仍原地不动；但也因此获得了安宁。而人的身上像是含有一种毒素，会毒化他此时此地的生活。人是一种太精巧的生物，他的神经太过敏感；然而太过敏感的神经是易于疲倦的，对任何反复的刺激都会很快变得习以为常，变得迟钝，变得麻木不仁毫无感觉，乃至顿生厌倦。没错，人对他周围的事物，无论多么新鲜有趣，都会很快地习惯起来，熟视无睹浑然不觉，进而便感到厌倦无聊了。人对生活感到厌倦无聊不正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常态吗？这也正是叔本华所指认的“生存空虚”的所在。可幸的是，人不仅会对生活感到厌倦无聊、空虚无助，人还会对此进行反思。当一个人真城地进行这种反思时，一种新的感受便会油然而生，那便是荒谬感。对此，加缪在他的名作《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有一断著名的论述：“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个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这‘开始’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同时启发了意识的运动。”这便是荒谬意识的开始。

“生活在别处”这一论断与其说是对别处的生活的追寻，不如说是对荒谬的逃避。

生活是无聊的，生活是令人厌倦的，生活也是令人恐惧的；人们无一不在为摆脱生活的这一本质而努力；从这一角度来说，摆脱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只是这一目的被纷繁的生活表象所掩饰，就像一棵树的主杆为树枝所掩盖一样，不易为人觉察罢了。每到节假日，公路上便会出现密集的出城的车队，这一壮观景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乘车出游，表面上看是人们生活富足悠闲的一种表现，实则它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逃亡。漫长的假期在人们内心中引爆了被平日的忙碌所压抑的恐慌，拥挤的城市便成了一个炸了群的蚂蚁窝；人们面对即将来临的无聊和厌倦惶惶不安，无计可施，就像即将面对一场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出逃。这时人们便撞上了“荒谬之墙”。其实人们是无处可逃的：任何你所到之处，都会成为你“此在”的生活。加缪认为，面对“荒谬之墙”，人只有两种选择，“自杀或是恢复旧态”。但他否定了自杀，认为这是一种怯懦无能的表现；他肯定了厌倦的价值，他说：“厌倦自身中具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在此我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厌倦是件好事。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而若不通过意识，则任何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也就足以概括认识荒谬的起源。”

最关键的是，认识到生活的荒谬之后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他说：“关键是要与它（荒谬）同呼吸共命运，并且承认从中得到的教训以重新获得其真谛。从这一点上来讲，荒谬是快乐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他引用尼采的话说：“艺术，唯有艺术是最高的创造，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为事实而死。”他指出，在这荒谬的世界上，逃避和自杀都是毫无意义的，唯有艺术创造才是进行反抗的最有力的武器；而这又是一种“不思未来的创造”，是“无目的的劳动和创造“。“问题不再是去解释或寻找出路，而是要去经历去描述。……描述，这是荒谬思想最后的一种企望。”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最终就会获取胜利和幸福。艺术创造就是穷尽生活的一种手段。

他以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为例来加以形象说明。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把他打入地狱，命他推动一块巨石上山；每当巨石要给推到山顶时，它便会滚下山去，西西弗斯就得下山重新把它推上山来，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众神用这种办法作为对他的惩罚。这是所有西腊神话中最令人感动，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则神话。“如果说这则神话是个悲剧的话，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西西弗斯清醒地认识到这就是他的命运，他的生活。他还有别处的生活可以去寻求吗？他无处可逃；他的生活就在此时此地。他毫不退缩，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这一生活，并穷尽这种生活：无休止地把滚下山来的石头再推上去。他的生活是痛苦的，也是荒谬和无意义的；但在这不断重复的艰苦劳作中，他却体认到生活的真谛，这种艰苦无效劳作也便成为一种创造。这造就了他的胜利，因为他对这种命运深怀蔑视：他扼住了这命运的喉咙；通过这种蔑视和创造，实现了对命运的自我超越。他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时刻，他回归到自己生活之中……”。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兰波的案例中来吧。兰波在离开诗坛之时，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和荣誉；他的突然对他诗人生活的离弃，原因究竟何在呢？《兰波诗歌全集》的中文译者葛雷这样认为：是他在经历了艺术认知后的一种番然醒悟，是他那颖慧的触角只在转瞬间便将世代人所没有参悟的真谛一下子参破，就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位拥抱了光明女神的孩子一样，就在他拥抱了她的一刹那间，便从绮丽的精神癫狂中跌落下来，从而他的艺术之梦彻底破灭了；最终他发出了“艺术是件愚蠢之事”的绝望呐喊。他感觉到，生活本身存在着比艺术深广神秘得多的东西和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艺术当中，他并没有找到他生命中的幸福，他要到艺术之外去寻找。因此，他之前便发出“生活在别处”这样的惊世慨叹，就不足为怪了。

无疑，兰波对他的诗人生活厌倦了，他不再相信诗歌具有价值和意义；他感觉到诗歌是荒谬的，只不过他没有采取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他的认识和觉醒的开始，就像加缪后来指出的，厌倦是件好事，艺术本身就是荒谬的；关键是觉醒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兰波走上了歧途，他像一个浑然无觉的凡夫俗子一样，选择了逃亡；因此，说他参悟透了人间真谛，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并没了悟到，天网恢恢，人无处可逃；荒谬是人的绝对命运，而他却天真地对别处的生活抱有希望和幻想，可见，他的绝望是不彻底的；对人的命运的感悟也远不透彻。作为诗人，他的命运本来应该是对他的诗人生活进行穷尽，而他并没有滚动起这块命定的巨石，却选择了逃亡，这无异于自杀——精神上的自杀。如果在他选择逃亡之前，意外身死，倒不能不说是件幸事了。

艺境的高下，往往取决于人境的高下，这在人类艺术史上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真理。兰波的诗歌在现代法国诗歌史上纵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若说在穷尽诗歌艺术上还差得很远。在对兰波如潮的好评中，唯独加缪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也许是最富有锋芒和见谛的声音。他说：“兰波只是在其作品中才是选择的诗人，他的生活与其激起的神话远不相符；他仅仅是他所赞成的最糟糕的虚无主义的一种注脚，只要客观地读一读他从哈勒尔写的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的这句评语有些晦涩难解。哈勒尔是什么地方？这是埃塞俄比亚的一座城市，当时还是埃及的殖民地，是兰波为寻找人生幸福而进行的疯狂冒险的一个站点；他从那里写回了大量书信，表达了他对他以往的诗人生涯的幻灭和鄙薄。1879年，他曾因病返回故乡罗什休养，他儿时的好友德拉阿依见往看望，当问起他现在是否还关注文学时，他回答说：“我再也不想它了”。可见，加缪所指称兰波的“最糟糕的虚无主义”并非无地放矢。

兰波的生活是他自己名言的最佳诠注者和践行者，也是芸芸众生相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就像一个因缺乏定力而没能修成正果的佛徒，最终废于半途。若说生活在别处，不如说生活就在此时此地；穷尽当下的生活，便是生活之所在。生活无需到别处去寻找；康德一生都没走出过他的家乡小镇柯尼斯堡，然而他却洞悉了宇宙万物的真理，这不正是老子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境界吗？诚然，我们难以与先哲们比肩，但聆听他们的教诲，却会使人明智，使我们不再盲从。荒谬意识是对生活的一种认知，一种觉悟，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多一份荒谬意识，便增强了一份人的自我拯救的力量；有多少人在为着别处的生活进行着肉体和精神上的自杀啊！政客和商贾们不会惧怕兰波（这从当年巴黎的大学生们把他的这句名言写在大学校园的墙上这一点就看得出来，那些大学生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却会惧怕加缪，因为他轻而易举便戳破了他们蓄意许给人们的虚假乌托邦的未来。

就在此时此地，让我们滚动起西西弗斯那块荒谬且沉重的石头吧，最终我们会获得幸福。

                                                                                                                     2011年11月于北京六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