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

最后一锹土在我头顶落下，我听到猪头憨笨的离去脚步，伴着锹头拖在他身后的尖利噪响。我跟他说过无数次，在这一刻，铁锹一定要拿在手里，不要在地上拖；那动静很扎人的。他回回答应得好好的，回回把那破锹在地上拖，真叫我没脾气。唉，谁让他是我儿子呢！谁让他是我的傻儿子呢！可话说回来，他要不是我儿子，他要不是个傻儿子，也不会这么一心一意跟在我身边。我只好自个儿找平衡：做人不可能事事称心，有一得必有一失。还是我自己来调整状态吧！我稳住心神，尽力排除掉干扰，把那口气开始往下送；我眼前的无尽黑暗中，慢慢地透出一抹钢蓝，有点像破晓前的夜空。好，还不错！就这样，我又深埋于地下了，陪伴我的只有这口陪伴了我半辈子的金丝楠木箱子。我衣食住行事事率性邋遢，唯独对我这口楠木箱子着意讲究；每次表演完毕，我都用一把专用工具把嵌进雕花图案里的泥土一丝不苟地剔除干净，再用一大块柔软的鹿皮细细擦拭，就像擦拭我刚出浴的心爱的美人。年深月久，这口箱子焕出一种象牙般的光泽和质感。每次我上场前，都是箱子先行；我这老伙计只要一亮相，无不激起全场一片惊叹。它是我吃饭的碗，它是我表达的手段，它是我安适的家——它是我的活棺材。别看猪头埋我的时候大大咧咧笨笨磕磕，他把我挖出来时可得小心了；他决不能碰坏我这活棺材一毫一毛。他碰坏一次我胖捧他一次，叫他万万记住这东西的宝贵。我跟它太亲密，我在它里面浸淫太久，我的肉身从里到外都沁透了它独有的香气。我一次次地安卧其中，埋入地下，也一次次地给挖出来；终有一天，我将永远安卧其中，再也不出来了。我预感到，这一天不远了。曾有一位朋友问我，“是因为金丝楠木的这种香气，你才选它做箱子的材料？它可是防虫蛀的。”不错，我很得意它这股香气；有它融融相伴，我便卧得稳，卧得深，卧得更长久。每到这时，在地下黑沉沉的死寂中，我便被四周围袭来的一片细密的沙沙声所吞没。我知道那是泥土中的虫虫们在磨着一对尖利的牙齿，试图对我进行侵犯；毕竟，分解埋入泥土中的肉是它们的天职，不过，它们却遭遇到了一道天然屏障——我的金丝楠木箱子。于是我越发地对我的箱子得意起来。忽然有一天，我却又得意不起来了；我脑筋一下子转过弯来，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要是埋在箱子里的是块死肉，这金丝楠木还挡得住虫虫们的进攻吗？我幡然醒悟，其实抵挡住虫虫们的并非什么金丝楠木，是憋在我肚子里的这口气。

不！不是的……我估计你们十有八九都理解错了。我可不是那种把自己来个五花大绑，封死在棺材里，埋进地下，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巧妙脱身的杂耍艺人；这种人在我过去为之效力的马戏团里就有。他们那套把戏我再清楚不过，他们玩的是智巧；他们越灵便，越是对观众们的一种戏弄。说实话我根本看不上他们。我干吗要脱身？我就踏踏实实在地底下埋着。我靠的是诚实和真功夫来赢取观众。艺术的真谛不就是“诚实”二字吗？我要让观众们亲眼见证，我是怎样突破人类肉身极限的。从最后一锹土填埋上，我就知道观众们也和我一样在屏着气；他们大气不敢喘一口，眼珠子都快瞪出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的脸都憋成了猪肝；他们已经倒了好几口气，可掩埋我的那厚厚土层仍旧毫无声息……直到他们忍无可忍地唏嘘哀叹，再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却从我那口活棺材里走出来，向他们致谢；他们则向我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知道他们是真诚的，是我用我的真诚换来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他欣慰的？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满足。我总觉得我还有潜力，还可以把时间再往前延展一点，再延展一点，哪怕只延展一分钟，也是一个进步和提高。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要不断突破和提升自我的嘛！遗憾的是我们老板裘团长可不这么看，他认为一切要以安全为第一。他不仅关注我的人身安全，每次都不忘在演出现场立一块醒目的牌子，“专业表演，切勿模仿”，以警示观众。他总是在我预定的表演时间结束之前给猪头下命令：“快把你老爹刨出来！”这也是一件叫我没脾气的事，猪头听他的；我对他的嘱咐同样不起作用。我很丧气，多年来我就是在他这种强制性的呵护下残喘维计，毫无成就感可言。裘老板反复跟我讲：“我真担心有一天挖出来的是你的尸首。”任我磨破嘴，也打消不了他这一担心。关于这一点，我曾无数次地跟他争吵过，以争取我的权利。我给他举出鲜活有力的例证，作为我的论据。我说：“西藏的活佛上师，有的可以在地下埋上一个星期、埋七七四十九天；印度的高僧甚至埋上一年半载的不在话下。艺术家就要有这样的雄心。”他现出一脸的不屑：“你不要忘了，人家都是僧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你呢？”我得承认，他这句“你呢”很刺激我。我抢白道：“你怎么知道艺术在哪里结束的，宗教又在哪里开始的？你划得清它们之间的界线吗？”他给噎住了，可这并不等于我说服了他。他依然故我。回想起这些往事，也许这是我们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是为我好，这一点我很感谢他；另外，他也是不愿意他的团上出事，这一点我很能理解。他之所以这么严格地把持着我的表演时限，我想就跟我出过那档子事有关；那次他挖出来的，差不多就是我的尸首了。这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后来他虽再绝口不提，但我能感觉出他一直是心怀耿介。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刚刚出道；裘老板的先父老裘还掌管着团里的大印，我跟当时的裘老板只是哥们弟兄。那时候我还没有我现在这口金丝楠木箱子，只有一口普普通通的棺材板，表演的时候我躺里边。表演完毕时，总是由年轻美貌的演出助理瓢瓢伸出一只手来，把我从棺材里搀扶起，引向观众们谢幕。我们一边谢幕一边眉来眼去。那只小手纤滑柔嫩，那对睫毛下扑朔的眼风总是对我躲躲闪闪，像在跟我玩着捉迷藏；每当我坚信捉到她时，她便丢下一个谜样的微笑的蝉壳，脱身溜掉了。就在我们这么反复捉了迷藏后，我越发地相信那眼风背后隐藏着一个熬人的事实，以至我在进行表演时，总是迫不及待着从棺材里站出来那一刻。终于有一天演出结束后，那是南方的一个阴雨绵绵之夜，在我们露营的帐篷里，我跟她把那个熬人事实落到了实处。猪头就是那一夜造下的孽种。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我就发觉我的气不够用了；先是气沉不下去，全堵在胸口；再就是思绪纷乱而无法控制，瓢瓢的身体像是遭肢解了一般，在眼前黑暗的虚空中一块一块地飘过来飘过去——大腿、胸脯、嘴唇、媚眼……把我的意念冲成秋风中的落叶。在这纷乱中，我仅存的那口气很快便耗尽；我已深感窒息，而深埋在地下的棺材里却呼告无门，这时离表演结束至少还有二十分钟……据老裘后来讲，等他们把我挖出来一看，我浑身青紫。我想这就是裘老板要严控我的表演时间的原因吧？我要是不离开他，这辈子我都不得解脱。孩子一生下来，瓢瓢就跟着她爸离开了我们这个四处打游击的草台班子，回到老家烟台，在市杂技团落了户；人家毕竟是当地一位硬气功名家。猪头（这成了他后来的名字）就跟着我四海漂泊，在飘泊中一天天长大；我发现他越长越发的猪头猪脑了，两只大扇风耳，凸出的鼻吻，短粗平直的脖颈，活脱就是八戒再世。猪头就一直跟着我这么东奔西跑了二十多年，到现在也不曾上个户口。一是我觉得没必要上，户口这玩意不过是拴人的一根绳，像我这种人是不适合被拴的；再者说，即使我想拴也找不到地方了，东奔西跑了大半辈子，我的家乡（或者说户口所在地）早在一路的滚滚风尘中消逝得无迹无踪。可有一点我却谨记在心，也把持住了：从瓢瓢以后，我再没碰过女人。

裘老板当家后，我跟他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我想的是如何提升我的艺术境界，他想的是如何讨观众的喜欢；说白了就是要把我们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我倾尽血本打造我的金丝楠木箱子的时候，他却在为我打造一口大玻璃水缸。他总是批评我封闭保守，缺乏创新精神；他对我的土埋已经腻味透了。他一再跟我讲，埋在土里，观众们看不见，虽然可以刺激起一定的期待心理，却不具有观赏性；要知道观众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现在一切艺术都在讲究视听效果。他建议我改土埋为水埋。他说了几次后我没理他这茬儿，他便指使人动手实施起来。我感觉到在我们从前的友情中掺杂进了一些不和谐音；这我能理解，人家现在毕竟是老板了嘛！我不得不接受他的安排。他显得热情高涨，还亲自参与我的演出策划，声称要增加表现手段，利用现代高科技的声、光、电强化演出效果什么的。“你想想看，”他说得眉飞色舞，“让不停变换着的色彩从玻璃水缸中穿过，伴着你神秘的闭目屏息，再配上梦幻般的音乐，那感觉跟你埋在土里谁也看不见完全不同吧？”我未置可否，到底怎么样一试便知。结果不出所料：我对水这种掩埋介质几乎无法适应。水的动荡性和浮力叫我安定不下来；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尽管大玻璃缸的盖子扣上后，有两个卡子卡到我肩上，把我固定在水底。水的浸润和压强并不能使我放松，反倒分散了我的专注力，总感觉四周围有异物在骚扰，它们吵闹着要往我的耳朵里、鼻孔里、眼睛里、嘴巴里钻；变幻莫测的灯光透过眼皮不停地刺激着我的虹膜，似乎在提示我观众的存在。这个意念一旦进到脑子里，便挥之不去；我不由自主地就把眼皮微微撩开条缝，向外丢去匆匆的一瞥；这一瞥足以令我惊心。不大的看台上却也黑压压的一片，光线通过水的折射，将一张张脸纠结到一起，像一个长了无数眼睛、身体不停地变色的巨怪，贪享着玻璃缸中的我。难道说我的苦心孤诣就是为了叫这样一只怪物受用的？这个念头一直纠缠着我，自然在水里坐不安稳；我的成绩与土埋相比大幅缩水。我对裘团长说：“我还是不跟他们照面的好。”裘老板对我的成绩并不感兴趣，他上心的是票房。从票房来看，我的业绩倒比从前可观了。观众买账啊！不过，为了照顾我的情绪，他同意保留我的传统节目。我心说，“你这新花活长久不了！”果不其然，我的直觉很准。观众们的兴味不久就转到别的节目上去了。

大半辈子了，天南地北地闯，也闯出了些小名气；甚至在电视台《天下奇人》栏目里露过两次脸。不论走到哪儿，我只强调一点：我是个艺术家。今天回过头去一看，所谓的名气都是那些与你毫不相干的人贴在你身上的与你毫不相干的标签；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告诉人们你不是什么。你走到哪儿，这标签便带到哪儿，你想摘也摘不掉。也许只有时光能清除掉它们留在你身上的不适痕迹了。曾贴在我身上的一个标签便是“大气功师”：还有传言说我功力如何如何高强，有起死回生之术云云。我们大汉民族真是一种惯于制造“神话”的生物。光为你制造了神话还不算，随后就有人找你办事了：算命的，求子的，看风水的，想升官发财的……每遇到这样的人，我便告饶似的苦笑道：“我哪是什么气功大师，不过是个小小艺术家。”人家不信，还要说你谦虚；甚而怪你不肯帮忙。为此裘老板常常骂我：“大傻逼！到手的钱不赚，还往外推。哪有你这样呆的！”其实我并不是像他说的这样；我有我的原则，能赚的钱我当然要赚，赚不了的一分不赚。比如有一次，一位中学教员找到我，说他爸攒有一笔钱，临终前也不曾交代放哪儿了，现在死活找不到，想叫我帮着找找。我来到他家，根据他对具体情形的描述、他爸的秉性、他的家居环境，再加上我的直觉判断，不费什么事我便锁定了目标。为此，我收取了一定数目的酬劳。有过几回这种事，我的名气也大增；这反倒给我招来大麻烦。我最怕的是那些有来头的主儿，那是由不得你分说的。或许我最终就栽在了这上头。几年前的一个初夏，我们班子一行巡游到了芜州；刚扎下营盘，我正在打理我的家伙事儿，为当天晚上的演出做准备，裘团长就过来了，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市公安局长大人召见！”我一听就不是啥好事，挥手说：“不见不见，我正忙着呢！”裘老板当时就瞪了眼：“别他妈不识抬举，你要知道这是谁的地界！”我只得顺从地跟着来人上了车。在车上，来人简单地向我说明了情由：任局长是个大孝子，老母亲癌症晚期，希望借大师的功力，驱除病魔，必有重谢云云。我到那儿一看床上的老太太，岂止是晚期，人都脱了相，光剩一把骨头了；连猪头都看出来没救了。我只说了一句话：“任局长，请给令堂准备后事吧！”他先前的客套一扫而光，冷冷地横我一眼：“我请大师来，就为听你这句话吗？”我说：“恕我无能！”我马上又补充道：“任局长误会了，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个小小艺术家。”我的预感没错，那是我的最后一次随班演出；演出一结束，裘老板就提出了解除我们的合作协议的请求，并按协议规定赔付了我一笔钱；同时也解除了我们三十多年的友情，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友情的话。我并不怪他；以至可以说这正中我下怀呢。或许潜意识里，我一直在盼着这一天，这是早晚的事。对此，我早已处之淡然，我们人生中的一切最终都要被解除，不是吗？

我带着我的猪头，他蹬着板车，拉着我和我的唯一家当——我的那口宝贝活棺材，开始了新的满世界的游荡。我唯独念念不忘的是我的活埋艺术，如何提升我的艺术境界。我现在可以毫无挂碍地一心一意地刻苦修习了。我的目标是要把自己埋上一个星期，埋上七七四十九天，埋上一年半载，乃至更长。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技艺修炼上了。有一天，想不到猪头竟打他那张猪嘴里冒出一句人话：“我的老爹呀！你憋气憋了一辈子，别老憋着，也该喘口气了！”我又惊又喜，说：“傻儿子，这世上早已没有你爹喘的气了；要有，你以为我愿意憋着？我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把这口气憋到底。”我也不知道他听懂我的话没有。其实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对一位艺术家来讲，观众是必需的吗？他的艺术是因为观众而存在的吗？还是仅仅为了艺术创造本身？直到这时，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这也许是同一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一件我一直不愿承认的最要命的事实，那就是我内心的恐惧。我真担心有一天，我给埋下去，再也出不来。我就知道我的一个俄罗斯的同行，被几个朋友埋下去后，那哥儿几个就去喝上一杯；一喝起来不要紧，便把他完全丢到脑后了；等想起他来，也只好永远埋在里边了。我自己不是也发生过这种事吗？那还是有可靠的助理在身边的情况下发生的呢！也许正因为这些可靠的助理的存在，这么多年来我的艺术境界始终也没多大的长进。现在我身边只剩下猪头一个了，他绝不是个靠得住的助理，虽然怀有难得的忠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听猪头的劝告；要么对猪头绝对信任。我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我让猪头结结实实把我埋了。我把最后那口气沉得再深些，两眼紧盯住无尽的黑暗中隐约亮出的那一抹钢蓝……

　　　　　　　　　　　　　　　　　　　　　　　　　　　　　　2015年7月6日

　　　　　　　　　　　　　　　　　　　　　　　　　　　　　　　　　　于别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