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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印度密教之末運 密教之分化與大眾化 純正密教之發展,至西元第八世紀初期,由於龍智、金剛智之出現而達於頂峯狀態,不僅集所有大乘佛教精粹之大成,同時也對民間信仰的諸神,作了全面的攝受與淨化,基於曼荼羅的組織,構成了完整的一大體系。到西元第八世紀後半期,又開始漸漸分化,而成為大眾化,一方面,失去了體系的統制,另一方面則在俗化與頹廢之後,墮於淫邪,轉化變質,成了左道密教。
因陀羅部底之密教 大眾化先驅,即為因陀羅部底王的密教(註一)。因陀羅部底(註二),是烏地耶那(Uḍḍiyana)也就是奧利薩(Orissa)國的國王,他是初將佛教傳去西藏的蓮華生(Padma-saṃbhava)的父親。 因陀羅部底王,可被稱為將密教世俗化、大眾化而成為金剛乘(Vajrayā-na)的祖師。他的著述被譯成於《西藏大藏經》中的,達二十三部之多(註三)。其梵之現存者,有被收載於《成就法集》(Sādhana-malā)中的《庫魯庫喇成就法》(Kurukulāsā-dhana)以及未曾刊印的《智慧成就》(Jñānasiddhi)(註四)。依據《智慧成就》,人只有從五禪那佛(大日、阿閦、寶生、阿彌陀、不空成就)的智慧,始可達到解脫之境。無此智慧而徒結印、誦持真言、造立曼荼羅者,沒有效果。設有此智慧,縱然食肉,且近女色,也能達到菩提。可是,欲得此智慧者,便不得不直接親近上師(guru)而仰其指導。此智慧者,即是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妙清淨智,以此五智為鎧的修行者,觀其自身,以及其他一切,悉成空性(Çūnyā),不崇拜自身之外的任何東西。不論食物之如何,不禁一切種類的女性,為了成就二根交會之大印,鼓勵使用像栴陀羅(Caṇḍāla)那樣賤族之女。自己自身的體驗,成為最勝的真理,在任何場合,便不會有心亂的情形。
邪道化與金剛乘 如此鼓吹二根交會的大印成就,便使純正的密教馳向邪道。且從這種鼓吹的立場(註五)加以考察,那是在於從有限的現實世界,體驗無限的絕對世界,實現此一理想者,即是密教。因此,也沒有必要排斥像世俗界的性欲那種行為,而且有即以愛欲來接觸到無限絕對之愛的必要。以此愛欲而制愛欲,所以能轉小愛而為大愛。這才是由夫婦關係而建立的家庭宗教,最簡易的密教。他們確信如此。然其結果,卻由於性欲的亢進而減弱了精神的力量,未必能轉物質為精神力量,反使精神的物質化而常導致墮落腐敗。可是,這種金剛乘的宣傳,極易進入俗耳,所以邪道化的金剛乘,經奧利薩而普及到了孟加爾地方,西元第八世紀中葉,波羅王朝(註六)在那個地方興起,邪道化的密教,受到波羅王朝的庇護,金剛乘達於極其繁盛的程度。
波羅王朝之庇護 波羅王朝作為東印度孟加爾以及摩陀國的統治者,是由高波羅(Go-pāla)即王位而成為此王朝的始祖。此王為金剛乘教的保護者,故在其首都Uddanda-pura建立一寺(註七),名為烏檀頭寺,西藏名Otantapur為,繼高波羅王而即王位的,是達摩波羅(Dharma-pāla)(註八),威振四鄰,領土擴張(註九),東自阿香姆(Assam),西至犍陀羅,北從雪山,南迄頻逖耶(Vindhya)山。此王繼承父志而更過之,尊信金剛乘教,於摩揭陀國的北方,恆河東岸,建立毘玖羅摩斯羅大學,作為金剛乘的根本道場,宣揚教法至四方。
毘玖羅摩斯羅大學 毘玖羅摩斯羅大學,有五十棟校舍,經常容納百零八位學者(Paṇḍita),中央是大佛殿,側有百零七聖廟,以之為土塀上特別揭示出有名學者們的肖像。在此大學創立者達摩波羅王之世,以佛智足(Buddhajnana-pada)為其校長。對於進入大學研修的學生之成績優秀者,授給學位證書,選出其中特別優秀的學者六人,稱為大學的六門護者;意為護持大學六門──東南西北及中央二門的大學問家。這是為了應酬當時印度教學者常常前來挑戰而設,從東方來者由東門護者應戰,其餘各方來者,各由各門護者應戰,如果東南西北的各門護者,敗下陣來,則由中央二門護者應戰,故稱之為大學的二柱,此二人不特是金剛乘的大學者,同時亦必須是大修行者(註一○)。這所大學創立之後,直到西元第十三世紀之初,非常繁盛。自西元第九世紀以後,將密教傳往西藏,並將經典翻為藏文的印度僧,大抵都是由這所毘玖羅摩斯羅大學造就出來的人才。
提婆波羅王與爪哇密教 繼承毘玖羅摩斯羅大學之創力者─達摩波羅之王位者,乃是提婆波羅王(註一一)。提婆波羅王的時代,乃是波羅王朝的全盛時期,它的領土(註一二),幾乎已統一全印,北自雪山,南至大海,東西又是由海至海。此王與爪哇的力子天王(Bālaputra-deva)(註一三)之間,交往甚密,以此因緣,以毘玖羅摩斯羅大學為中心的金剛乘教,便將羽翼伸到了爪哇,奠定了該地金剛乘的基礎。此所以舉世驚異的勃羅勃陀羅(Boroboudour)那樣的大塔(註一四),也在那個時代在爪哇建起來了。嗣後,以金剛乘為首的大乘佛教,便在爪哇繁榮起來。生於西元第十世紀後期(西元九八○年),後來也成了毘玖羅摩斯羅大學之學頭的阿底峽(Atiça)(註一五),曾到金地國(Svarṇabhūmi)即是爪哇,於十二年間,在當地的大學者法稱(Dharma-kirti)磨勵學業,後入西藏傳法。徵其事蹟,可窺其一斑。
時輪教之構成 將大眾化了的金剛乘教,更予以體系者,便是時輪教。所謂時輪(註一六),就是過去、現在、未來被限制著的三時(Kālacakra);以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本初佛(Ādi-buddha)之思想,來解脫迷界之教法的,即稱為時輪教。其本初佛者(註一七),是宇宙一切的根本,是指原初的一大生命,以此作為一切的泉源,又能以之操作一切。此本初佛,被稱為自然生(Svayamabhū),又稱為持金剛(Vajradhara)或金剛薩埵(Vajrasattva),更叫作五智的我性(Pañcajñānātmika)。此五智由於和禪那(dhyāna)合一相應,便能發現大日、阿閦、寶生、阿彌陀、不空成就之五佛,因此又將五佛稱為五禪那佛。以此五禪那佛為根本,示現種種不同的變化身,不僅是慈顏微笑的佛菩薩,為了摧伏邪敵,也會變現卡利(Kālī黑色女神)、勃伊羅婆(Bhairava)、赫羅加(Heruka)等獰猛忿怒的形相。時輪教是由香婆羅國的月賢王子,在南天竺的馱那羯磔迦之大塔,親聞佛說而得,後來編成《時輪根本儀軌》(Kālacakra-mūlatantra),以此根本儀軌為主體,完成了時輪教的組織。
時輪教之傳播 根據西藏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註一八)等,我們知道,時輪教於波羅王朝的摩醯波羅王(Mahi-Pāla)時代,從香婆羅國,傳入了東印度,或者已到了中印度。又根據Padmadkar-Po的《佛教史》(Chosḥbyung)(註一九)說,最初將時輪教宣傳至中印度那爛陀寺的人,是毘玖羅摩斯羅大學的大學者,他的名字叫作契羅(Tsi-lu),這位大學者曾將畫了十大護之神像的一種宣傳文件,附貼在那爛陀寺的門上。其文句即為:「不知本初佛者,不知時輪教;不知時輪教者,不知正說標幟;不知正說標幟者,不知持金剛之智身(jñana-kāya);不知持金剛之智身者,不知真言乘(Mantrayāna),一切不知真言乘之迷者,離釋尊金剛持之道。是故,最上根本佛(Paramādya-buddha)者,不得不教授諸真實弟子,得解脫之諸真實弟子,不得不諦聽也。」依照那張貼出的文獻所見,那爛陀的五百位學者們,曾與這位外來的契羅,有過論戰,但是其結果是全盤論輸而歸伏於這位外來的學者足下了。因此,這種以本初佛之思想為中心的時輪教,便在中印度弘通開來了。
印度密教的滅亡 如上所見,由純正的密教,大眾化、世俗化而變形而為左道密教的金剛乘,或者叫作時輪教,特別是在波羅王朝的庇護下,至西元十二世紀末,已經普及於東印度或中印度地方。到西元十三世紀之初(西元一二O三年)(註二O),因波羅王朝遭受回教軍隊的襲擊而滅亡,一直受著波羅王牌庇護的金剛乘或時輪教,也直接受到衝擊而開始了悲慘的命運,那便是作為密教徒之根本道場的毘玖羅摩斯羅大學及烏檀頭寺(Uṭantapura)等之,即時遭到破壞,住於彼等處所的僧尼,不是被屠殺死亡,便是逃亡到他方,故在一時之間,密教的形勢,便在東印度及中印度境內銷聲絕跡了。不過,逃出來的金剛乘或時輪教的學匠們,除了有一部分到了西藏及尼泊爾,宣傳密教之外,也有若干人則逃往南印度(註二一)的伽楞迦(Kalinga)、毘傑耶那伽羅(Vijayanagara)、孔堪那等地,受到信者同情與援助,建立他們自己的精舍,故在孟加爾及摩揭陀等各地方(註二二),好像又隱密地殘延苟存了幾個世紀。
註解 註一 關於因陀羅部底王的事蹟,參照《八十四行者傳》,A. Grunwedel, Die Geschichtender Vierundachtzig Zauberer,S.185-6,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日譯本二六一頁等。 註二 烏地耶那國,即是奧利薩者,參照B. Bhattacharyya,Introduction of Sādhanamālā,V01.II,P.XXXVII.《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三年三○八頁。 註三 關於此二十三部書名,參照B. Bhattacharyya,Introduction of Sādhanamālā,V01. II,P.XCVIII.。 註四 關於《智慧成就》之內容,參照前項書之P.III。 註五 有必要參照,印度教中關於毘紐派之女性共伴輪等。 註六 有關印度波羅王朝之始高波羅王之年代,西藏傳為西元六六○至七○五年(A Historyof India Logic, by S. C. Vidyabhuṣnana, P.517)V.A. Smith者A.D..750(The OxfordHistory of India, P.185)。 註七 Uḍḍaṇḍa-pura者,在Pa'an地方,是Bihar之首都,被稱為Daṇḍ-pura, Odantapuri, Udantapura, cf. Indian Antiquary, Vo1.LIV. Gr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India,p.208。 註八 在西藏傳《如意樹史》,將達摩波羅為A.D.756-829的人(cf. S.C.Vidyabhuṣana,A)History of Indian Logic,P.518)D.C.Bhattacharyya則作A.D.788-820(IndianAntiquary, Vo1.XLIX. Chronology of the Pāla Dynasty of Bengal, P.163)的人。 註九 關於領土範圍,參照Rāmacharitaṁ, Intro. P.5. 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日譯本二九二頁等。關於此王創建了毘玖羅摩斯羅大學及其地位等事,參照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日譯本二九三頁;Indian Antiquary, Vo1. XLIX.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India, P.36,《宗教學》雜誌第三年第一一號河口海慧氏的〈印度佛教最後の大學〉。 註一○ 有關毘玖羅摩斯羅大學的組織等,參照《如意樹史》(Pag Sam Jon Zang, P.113),S. C.Vidyabhuṣana, 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 P.519等。 註一一 在西藏傳流的資料中,以提婆波羅是高波羅之子,故為波羅王朝的第二代A.D.705-735(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 P.517)可是,此有誤會,提婆波羅,乃是達摩波羅之子,其在位年代,依據Bhattachary則為A.D.826-853(Indian Antiquary, Vo1.XLIX.Chronology of the PālaDynasty of Bengal,P.193)等。 註一二 關於此王的領土,參照Rāmacharitaṁ,Intro.P.7,《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三年二七四頁。 註一三 參照《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三年二七五頁。Epigruphia India, 1924.六月號。《佛教思想》昭和四年十二月號,木村龍寬氏的〈印度ジヤワ近世佛教史上の消息〉。 註一四 踪尾祥雲著《理趣經の研究》四六一─四八七頁。 註一五 cf. Journal of the Buddhist Text Society of India, Vo1. I, P.7. Life of Atiça. 註一六 關於時輪教之意義,參照E. Schlagintweit, Buddhism in Tibet, P.49。 註一七 有關時輪教之教義組織及其由來,參照E. Schlagintweit, Buddhism in Tibetan Language,P.192,踪尾祥雲《理趣經の研究》四六七─四七一頁。 註一八 寺本婉雅氏之日譯本三一三頁。A.Schiefner之德譯本二三○頁。 註一九 Padmadkar-po是西元十六世紀的西藏喇嘛(E. Schlagintweit, Buddhism in Tibet,)P.49),他的《佛教史》共計百八十九頁,現在所引者,為其第六十八頁的文字(J.A.S.B., Vo1. VII. Extra No.1911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Volume, P.21)。 註二○ 西元一二○三年,由於回教的,毘玖羅摩斯羅大學及烏檀頭寺,受到破壞(S.C.Vidyabhuṣana,A Histroy of Indian Logic, P.520;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by S.C.Das,P.869)。 註二一 cf.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by K. Kern,P.134稱為Vijayanagara又稱為Karṇāta,此王國首都,位於Tungabhadra河之南岸,Bellary的西北三十六哩,現今稱為Hampi,在Hampi西方的Dambal,崇拜多羅觀音,從殘存的碑刻的文字中知道,有不少的捐獻(Indian Antiquary, Vo1. X,P.185. Vo1. XLIX,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India,P.35)。此國在回教軍隊入侵時,曾興師抗拒。其存在的年代是西元一三三六─一五六五年,大約二百三十年間,參照Imperial Gazetter of India, Vol. II, P.343-347。 註二二 時輪教,再轉變為如同日本的修驗道(Natha-mārga),不講教理,專事咒術、祈禱等的靈蹟修行。再一轉又成了法格崇拜(dharma-rāja-pūja),此時已僅有佛教之名而無佛教之實。參照Introduction to Rāmacarita, by Dr. H. P. Sastri, P.8; Discovery ofLivingBuddhism in Bengal, By Dr. H. P. Sastri以及《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三年三一二頁、三二二頁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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