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惠果以後的唐朝密教

勢力衰退

　　惠果之後，直到唐朝覆亡期間，密教在中國，究竟有何變遷，又如何遭遇法難而趨於衰亡的過程，現在略加討論。

　　根據惠果和尚的〈大唐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碑〉（註一），繼承惠果的正傳血脈的印璽者是義明，但是此人不久於世，亦無付法之人。相對地同門的義操（註二），卻有許多的付法弟子，其中有義真、法全、文祕等人；在空海之後來華的日僧，如圓行（註三）、圓仁（註四）、慧運（註五）、圓珍（註六）、宗叡（註七）、真如（註八）等諸人，即是受法於義操的弟子。

　　義操於元和年中（西元八○六─八二○年），撰《胎藏金剛教法名號》（註九）一卷，故其被稱為學究三密（註一○）、智達五明、佛家棟樑、法海舟楫。其弟子義真（註一一）、法全，由於通達兩部大法而名聲遠播。海雲於太和八年（西元八三四年）作《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註一二）二卷，文祕（註一三）則記《兩部曼荼羅諸尊名號座位》等，後來傳至日本。這幾位都是德學兼備之人。

　　不過，自不空示寂以來，雖有諸大德全力護持密教，密教對於朝廷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弱，因為此一情勢，已逐漸被道教（註一四）的勢力所取代，終於遭受到來自道教的壓制。

五臺山的密教

　　即使宮廷對於密教越來越疏遠了，但在山西省的五臺山，密教的生命，仍在活潑地持續著。大曆十二年（西元七七七年），惠曉（註一五）接替了含光，成為五臺山金閣寺的住持；此後又有幾位密教的大德高僧，在該寺任職。日僧靈仙（註一六），於元和五年曾參與般若三藏之一譯場，也在金閣寺留止了兩年，他嘗自剝手皮長四寸、寬三寸，畫佛像，奉安於金銅之塔中。他在五臺山期間，從梵僧，受學太元師（註一七）之法，此人於太和二年入寂時，遺囑其弟子，將此大法傳回日本，結果於唐文宗開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年），常曉入唐，從靈仙的弟子傳此大法。靈仙寂後十三年，唐文宗開成五年，當慈覺大師仁圓（註一八）入唐巡禮五臺山之際，所見金閣寺的堂塔伽藍，仍舊保持著創建之時的莊嚴美觀；該山的華嚴寺等，亦設置著金剛界曼荼羅，可徵密教在五臺山，依然隆盛。

武宗法難與密教遭劫

　　開成五年，文宗崩，武宗即位，由於偏信道教，所以虐待佛教。又由於玄宗以來，宮廷佛教，幾乎已被密教佔盡優勢，故武宗廢佛，亦以密教首遭其殃。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註一九）六月十一日，武宗帝誕辰，依例安排內供奉之佛教大德與道士，舉行御前辯論之時，道士獲賜紫衣，僧侶則無所賜。接著以檢肅僧尼為理由，勅令不持戒法之僧尼返俗，除年老而戒行精嚴者，僧尼自願返俗者聽之，否則由政府官吏指令還俗。因而長安一地即有四千五百餘人革出僧籍。對外國僧人，亦採虐待手段，例如印度的寶月、難陀，日本的圓仁，均受到了困擾。會昌五年，拆除安置於長生殿內道場的佛像，經典被焚毀，內道場的持念僧，悉數放歸各自的本寺，內道場改置元始天尊老君之像。且以道士誣控「黑衣將奪唐朝天下」之說，武宗即厭惡僧尼，起初將僧尼囚禁於寺內，繼而勅廢天下一切僧尼，沒收寺產，以寺院之銅像、鐘磬鑄錢，鐵像法器製成農具，貴金屬以及玉器法物，沒入官庫，並令士庶家庭所有金、銀、銅、鐵等像，限於一個月內，繳入官庫，違者重罰。因之而返俗僧尼有二十六萬五百人，毀寺四千六百餘所；連帶著印度僧寶月、難陀，日本僧圓仁、圓載，也逼令他們返了俗。

　　際此武宗滅佛之時，宮廷的密教，固被摧毀殆盡，五臺山的密寺諸僧（註二○），多向他處逃亡。雖然，會昌六年，武宗崩，宣宗即位之後，馬上解除毀佛之令，並於大中二年（西元八四八年）（註二一），勅於東都、荊、揚、汴、盆等諸州建寺，僧尼重受戒法，且於五臺山重建五寺，各度僧人五十。可是復興的工作，相當不易，故於大中七年，日僧智證大師圓珍入唐之世，僅見法全、造玄等人，苟延殘喘地維持著密教的門面而已。到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年），日僧真如親王（註二二）入唐之際，自明州登陸，遍訪名師，費時三年，抵達長安，他未見到密教的名師，也未見到大規模的佛寺，故而嘆曰：「佛寺之大者，不出日本的東大寺；若訪名師，只有日本之空海。」（註二三）

此時的梵僧

　　雖然中國密教衰微，日僧圓珍入唐之時，卻有中印度的般若怛羅（Prajñātāra）（註二四），以及譯出了《大妙金剛大甘露軍拏利焰鬘熾盛佛頂經》（註二五）一卷的達摩栖那（Dharmasena）；譯出了《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秘密法經》。（註二六）一卷的三昧蘇嚩羅（Samādhicvara）；譯出了《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註二七）一卷的跋馱末訶（Bhadramoho）；撰述了《七曜攘災決》（註二八）二卷的西印度之金俱吒（Konkata）可知從印度或西域來的密教僧侶，尚不算少，其中最有名而且為日僧圓珍及宗叡等親近師事的，則為來自西域的智慧輪（Prajñācakra）（註二九）。

　　智慧輪常住於大興善寺，善達漢語，精通密教，青龍寺的法全阿闍梨，亦推崇他（註三○）為經論之江海，梵本之山岳。日僧圓珍（註三一）首先從智慧輪受兩部之密旨，兼得新譯之經軌等。圓珍於大中九年回國之後，仍然以書信向智慧輪提出種種疑問（註三二），咸通二年（西元八六一年）收到了他的回信。

　　智慧輪三藏是何年入寂的？不大明瞭，可能是在宗叡於咸通六年（註三三）師事他之後數年間的事。因在《宋高僧傳》卷三（註三四），說到智慧輪之弟子紹明，於咸通年中，為其本師智慧輪石刻傳歷等記載。智慧輪不僅重新翻譯了《般若心經》（註三五），並撰有《佛法根本》一書，後來被刻於石，稱為〈明佛法根本碑〉三六，傳於世。以此知其以大毘盧遮那，即是大日如來，為一切諸佛菩薩之根本，一切諸佛菩薩雖實無量無邊，然均不出此大日如來的變現，因此，一切諸佛菩薩所說的經、律、論三藏，無非為了將真言陀羅尼之旨趣，應種種時機，而說種種方便之外，別無他物。這是強調著，唯有真言陀羅尼，才是一切佛法的根本。

　　惠果寂後九十餘年，唐朝滅亡，純正密教的傳承系統，也從此全廢。

註解

註一 《性靈集》卷二所載〈大唐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碑〉（《弘法大師全集》第三輯四二二頁）。

註二 《阿娑縛抄》明匠等略傳上（《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卷七，二七三五頁），海雲的《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卷上（《大正藏》五一‧七八四頁中），造玄的《血脈》（《卍續藏》第一輯，九五套，五冊）。

註三 圓行三十九歲（西元八三八年）入唐，翌年歸朝。

註四 圓行四十四歲（西元八三八年）入唐，西元八四七年歸朝。

註五 慧運四十四歲（西元八四二年）入唐，西元八四七年歸朝，嘗受義真之灌頂，並朝禮五臺山。

註六 圓珍三十九歲（西元八五三年）入唐，西元八五八年歸朝。

註七 宗叡五十三歲（西元八六二年）與真如親王入唐，西元八六四年朝禮五臺山，第二年在長安，從法全、造玄、智慧輪受法，西元八六六年歸朝。

註八 真如親王於西元八六二年與宗叡入唐，往天竺求法，寂於途中。參照《入唐五家傳》(《大日本佛教全書本》七頁)。

註九 《大正藏》一八‧二○三頁。

註一○ 《阿娑縛抄》明匠等略傳上，引《三國高僧傳》（《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卷七，二七三五頁下）。

註一一 義真、法全，參照同上之二七三六頁。

註一二 《大正藏》五一‧七八三頁。

註一三 海雲及造玄的《血脈》所見，文祕從義操受金剛界之大法，開成四年，托圓行將兩部曼荼羅之諸尊名號及座位等，送到日本。

註一四 道教老子為其始祖，老子姓李，唐朝天子亦姓李，故以老子為唐之祖先，而將道教尊為國教。

註一五 《表制集》卷六（《大正藏》五二‧八五八頁中）。

註一六 《靈仙三藏行歷考》（《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遊方傳叢書》卷一，一五二頁）。

註一七 《太元師法緣起奏狀》（《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遊方傳叢書》卷四，四四一頁）。

註一八 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遊方傳叢書》卷一，二三九頁），記載有關靈仙及金閣寺伽藍等事。

註一九 會昌毀佛的史實，參照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卷四（同上書，二五八─二七七頁）。

註二○ 志磐的《佛祖統紀》卷四二（《大正藏》四九‧三八六頁上）。

註二一 同上，三八七頁上。

註二二 參照《弘法大師弟子譜》卷二，《入唐五家傳》（《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遊方傳叢書》卷一，一六三頁），《元亨釋書》卷一六，《本朝高朝傳》卷六七。

註二三 《弘法大師弟子譜》卷二，九○頁。

註二四 般若怛羅是中印度那爛陀寺的三藏，大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日僧圓珍於福州開元寺，從此三藏學得梵字悉曇章，以及兩部之法印等。參照清行的《座主圓珍傳》（《智證大師全集》下卷，一三六六頁下）。

註二五 《大正藏》一九‧三三九頁。

註二六 《大正藏》二○‧一一九頁。

註二七 《大正藏》二一‧四八四頁。

註二八 《大正藏》二一‧四二六頁。

註二九 《宋高僧傳》卷三（《大正藏》五○‧七二二頁下）；《上智慧輪三藏決疑表》（《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遊方傳叢書》卷一，二九七頁）；《入唐五家傳》（同上，一五六頁）。

註三○ 圓珍的《上智慧輪三藏決疑表》（《大日本佛教全書本‧遊方傳叢書》卷一，二九七頁下）。

註三一 《上智慧輪三藏決疑表》及清行的《座主圓珍傳》（《智證大師全集》下卷，一三六九頁上）。

註三二 參照圓珍的《疑問》二卷（《智證大師全集》下卷，一○○五頁）；《上智慧輪三藏書》（同上下卷，一三三六頁）。

註三三 《入唐五家傳》（《大日本佛教全書本》一五三頁上、一六四─一六五頁）。

註三四 《宋高僧傳》卷三（《大正藏》五○‧七二三頁上）。

註三五 《大正藏》八‧八五○頁。

註三六 《大正藏》四六‧九八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