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學校關閉後,英國首相沒有如傳說的立即宣布封城,但是我家先生自行決定從這天晚上開始,全家自主隔離十四天. 這位一直很鐵齒的法國人,最近這三週突然從一個極端變到另一個,我很懷疑他其實是被外星人掉包過了.

話說疫情開始之初,他就像大部分樂天的歐洲人,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好怕. 2003年SARS爆發時,他剛好在上海念大學,有幸躬逢其盛,因此自認見多識廣,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一年一次的回台灣度假.

三月初,他仍然照既定行程去摩洛哥出差,帶了一瓶乾洗手去,在機場多買了一小瓶回來,還興高采烈的跟我說卡薩布蘭加機場有好多,不過他很理智的沒有亂掃貨. (老婆心想你也太老實,好歹多買個幾瓶備用啊!) 三月中,他住在西班牙的多年好友格瑞四十歲生日,太太偷偷邀請了幾個好朋友去為他過生日,我們一家去年就訂好了機票,很期待與分散各國的好友相聚.

行前我一直在為是否能回台灣煩惱,絲毫沒注意歐陸義大利以外的疫情,直到出發的那天,我才赫然發現西班牙原來位居亞軍,但是人已經在路上,回頭已經來不及了. 幸好我帶了很多乾洗手和消毒液,還有二月中在法國藥房買的貴森森的醫療口罩,一家人提心吊膽的飛往巴塞隆納,隔天再坐車到Sitges(錫切斯). 出發那晚,平日熱鬧非常的Stansted機場像鬼城,空空蕩蕩的看不到幾個人影,巴塞隆納機場也差不多,竟然連大廳都有一部份的燈是關著的,更添詭譎氣氛.

Sitges是巴塞隆納南方約三十分鐘車程的熱門海濱度假小城. 這時雖還不到旺季,但是整個城市異常冷清,我們入住濱海步道旁的四星級飯店,雖然才上午十點,前台人員毫不考慮地給了我們鑰匙,還幫我們換到有海景的房間. 他無奈的說,平常此時是公司行號來開會的旺季,現在全部取消,飯店沒什麼客人,但是希望我們還是住得舒適.

接下來除了到海邊短暫溜小孩,我們只在朋友家活動. 原本四十多人的生日派對,只有我們一家和朋友太太住瑞士的姐姐一家出席,其他人全部取消,還有朋友到了候機室,打電話來說他決定還是不來了,就這麼爽了約. 雖然這和當初想像的熱鬧派對差了很多,但是我鬆了一口氣,人少風險小,在這個節骨眼上絕對是好事.

週六傍晚,我和先生回飯店拿東西,赫然發現飯店的玻璃門不再自動開啟. 前台人員幫我們開門,解釋因為封城在即,飯店不能再接受新客人,所以不得不實施門禁. 當晚,大家在電視前看西班牙總理發表演說,嚴肅正色地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我雖然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從總理的語氣與在場西班牙人的凝重表情看來,事態的嚴重不容置疑.

週日下午,格瑞開車載我們去機場,在車上他對先生說,他花了近十年辛苦創立的座談會公司,因為疫情本年度活動全部取消,不知何時才能重新營運,他也等於暫時失業,想工作都沒事可做. 我們在機場外道別,期許情況好轉後再相見,但是沒有人知道,那個將來會在多久之後.

歐陸旅行與朋友相聚,在不久前還是稀鬆平常的事. 然而當下的大環境讓這件事顯得如此不合時宜. 我想先生大概就是在那個週末裡,意識到狀況早已超出預期,不只台灣確定去不成,連倫敦都可能回不去. 後來我們非常幸運地平安回到倫敦的家,當晚法國總統馬克宏也發表了演說,對法國人民宣佈:”We are at war.”,先生對冠狀病毒的態度至此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接下來的一週,他開始為接下來的居家隔離做準備,趁小孩還在學校,拖著我去IKEA買辦公桌和一些整理家居的小物,去亞洲超市和其他地方買存糧,扛了一箱可樂娜啤酒回家(因為聽說Corona因為同名之累,業績慘跌,所以他覺得要道義相助一下),然後宣布他已經做好了自主隔離的準備,只等小孩們停學就開始嚴格執行.

我家先生這幾個月的思考模式轉變,其實和大部分的歐洲人一樣: 他們其實不知道這樣大規模的傳染病意味著什麼,當然也不知道潛在的傷害,和可能因此失去什麼. 沒有這樣的認知,自然不會在第一時間作出積極的反應. 身為台灣人,我們生於憂患長於憂患,從小在許多的天災人禍,和長輩(出於保護)的威脅恐嚇中成長,造就了小心謹慎,信任權威,擅於從眾的性格. 這和許多歐洲人在自由安定環境中長大塑造出的自我中心氣質有很大的不同,也因為如此,後者的危機意識不如台灣人敏銳,這是民族性使然,但是現實總有來到眼前的一天.

封城前後,我們陸續聽到一些認識的人因為相關行業停擺而失業(或無限期停/待業)的消息. 這些人分散於廣告界,服務業,餐飲業,旅遊業和其他被列為”non-essential(非必要)”的產業,一旦沒了生意,收入馬上不保. 英國政府雖然保證大部分受雇者和自雇者還是可以領到百分之八十的薪水(最高上限每人每月2500英鎊,約合台幣87,500),但是對一般有家庭要養,有房租/貸要付的人來說,薪水打八折甚至更多(英國平均月薪約在2000鎊左右,資深管理階層每月通常可以拿到2500鎊以上),仍然是經濟上不小的衝擊,更不用說那些一點補助也拿不到的臨時工和零時工(Zero hour contract – 零時數合約,受雇者沒有固定工作時數,依雇主排班而定,有工作才有薪水,沒工作就沒有收入)了.

這樣說或許有些殘酷,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幾個月以來,媒體刊登的確診和死亡數字,在離自身很遠的時候,都只是新聞版面的聳動標題; 在沒有身歷其境的時候,也只不過是沒有溫度的數據而已. 新冠病毒在病理上帶來的痛苦是一回事,它為人心帶來的恐懼,猜忌,懷疑,排擠等等負面情緒,和在經濟上造成的衝擊與傷害,是另一個災難. 它引起的骨牌效應並不是立即的,而是逐漸而全面的 – 許多人只有在自己的骨牌倒下的時候,才感覺得到真實的威脅 – 病毒在歐洲的擴散,就如溫水煮青蛙,沒有得病的人們不知道自己也在同個鍋中,直到封城失業的那一天.

沒有人預料得到,歐洲文明與經濟,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因為一個前所未見的病毒瞬間崩毀. 國家體制與人民為此付出的慘重代價,足以讓2020年在歐洲歷史上寫下繼兩次世界大戰後,最沉痛的篇章.

這幾個月來,許多論壇與文章有各式各樣的聲音,批評歐洲各國的處理方式,也有不少異國婚姻,友誼和人際關係,因為截然不同的觀念受到很大的考驗. 這場全球性的災難裡,你我都是手無寸鐵的受害者,我們可以理性探討東西方在思想行為上的差異,但是一方面怕被種族歧視,一方面因恐懼而仇外,無益於己也無助於人.

在Sitges的那個晚上,西班牙朋友們肅穆的看著電視,知道過去的生活暫時告一段落. 我坐在他們身邊,是整間屋子裡唯一的台灣人,也是剛剛脫離了歐盟的英國人,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命運緊緊相連,在一段漫長旅程的起點,只有彼此可以依靠. 在這個時間點上,觀念與做法的歧異已是其次,無論哪國人,大家都希望這場惡夢趕快結束,再次與親人朋友恣意聚首,熱情擁抱;也能再度任意走出家門,大口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

我想念一年未見的台灣親友,但是知道他們平安的生活在完善的抗疫機制下,是很大的安慰. 我也掛念分散歐洲各國,和住在附近,卻不能見面的朋友們,希望大家都好. 接下來的幾個月,日子會很難過,但是我們都要好好過.

黑暗甬道總會有光明的出口,讓我們期待在那頭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