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來倫敦念書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的碩博生圈子裡，聽過台灣的人不多。 就算聽過，也還停留在Made in Taiwan的階段，偶爾碰到認識台灣，去過台灣，或是對台海關係稍有了解的人，我就感動萬分，把想家的情感變成熱烈的談話。 在那個時候，要遇到台灣同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出國之前已經認識，或是有共同的友人介紹，否則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為數不多的台灣留學生，並且還要投契到能夠交朋友，簡直是大海撈針。 我在倫敦大學附設宿舍裡住了兩年，認識的台灣人寥寥可數，系上也完全沒有同鄉，交到的朋友幾乎都是外國人，並不是挑選過的結果，而是沒有選擇的不得已。

在那時候，某次我和外國友人上中餐館。 他環視一周後很認真的問我： “為什麼不管在世界上什麼角落 -- 即使是倫敦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也不例外 -- 中餐館裡永遠清一色是中國人？” “啊？”我愣在當場，努力思索這個我從來沒覺得奇怪的現象。 “妳看，倫敦的義大利餐廳裡可能有英國或是波蘭服務生，賣炸魚薯條的可能是印巴裔，連比較新潮的印度餐廳裡，有時都有非印度人的侍者，可是中餐館絕對只有中國人，沒有外國人…。。對了，妳遇過台灣人嗎？” 我搖頭。 還真的沒有。 “可是台灣人出國大多是來念書啊！” 我試著解釋，”台灣年輕人只有出來念書，才有機會在英國長住，就算法律規定一週可以工作20小時，大家忙著上課寫論文都沒時間了，怎麼還有閒暇打工？” 

這段對話讓我印象深刻。 那是我第一次發覺，在我的世代，台灣可以出國念書的年輕人，多半有家庭的經濟支持，不需要像很多同年齡的歐洲人一樣，半工半讀養活自己，或是像中國移工，以語言能通的餐館工作維生，努力掙錢過日子。 但是除了念書，我們沒有什麼機會嘗試別的事物，往往學位一拿到就得打包回家，求學的時光濃縮在一紙證書上，模糊得像一場夢。 我們不像拿歐盟護照的歐洲人，英國離家不過一趟便宜的廉航，混得下去就留，撐不下去就走，自由得像風。 我們也不（需要）像靠跳機或假學生真打工留下來的中國人，無論如何都要待下來，什麼樣的風險都願意擔，什麼樣的雜工都願意打，只求一個比家鄉更好的生活。

我的世代身在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處境，畢了業想留下來面臨的是無解的Catch 22： 沒有工作不能拿簽證，沒有簽證不能找工作。 除非學有專精無人能敵，否則很難靠所學加上中文能力說服公司為你申請工作簽證，沒有簽證面試第一關就被刷下來，連證明學識能力的機會都沒有，拿著碩士學歷也比不過有英國或歐盟護照的中/大學畢業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部分的碩博士生畢業只能回台灣找工作，雖然國外學位普遍受到尊重，找到的工作也都不錯，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人是希望留在英國闖一闖的。

碩士畢業後，同期的歐盟同學很快地找到工作，非歐盟的同學陸續離開。 我在上述的困境裡掙扎了很久，一邊用毫無興趣的會計課程續學生簽證，一邊用20小時的工作權，先後在不同地方打工等待機會，隨時有山窮水盡打包回家的準備。 2008年，第一屆台英青年交流計畫（打工度假）開放，我已在英國無法申請。 2009年，因為申根簽證被拒簽，交往近四年的男友提議結婚，我就在實際多於浪漫的衝動下結了婚。 簽證問題解決後，我才終於有機會全職工作，然而我的起點已經比同齡的人晚了很多，兩個孩子陸續來到後，我終究不得不離開熱愛的旅遊業，成為全職媽媽。

在我忙於家庭的這些年中，晚我一個世代的台灣人一批批來到倫敦。 他們不再只有念書一種可能，打工度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讓許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年輕人，即使沒有深造的意願，沒有家庭的金援，也能夠來英國體驗兩年的生活。 在我的觀察裡，他們把台灣透過這樣的管道帶進英國 – 台灣人多了，自然是民以食為天，最顯而易見的改變，就是台灣美食開始經由street food（流動小吃攤）和food market（美食市集）慢慢地打出名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非刈包和珍珠奶茶莫屬。

倫敦的刈包最早是從Broadway Market的Bao Bar開始，儘管他們的刈包只有掌心那麼大，精緻而秀氣（個人覺得刈包是個粗獷而豪情萬丈的食物），價錢是台灣的好幾倍，但是美食口碑傳出去後，每逢週六開市，小小的攤子外總是大排長龍。 我在草創時期光顧過，那時還是三個創辦人（其中一位是台灣人）親自顧攤子。 幾年內他們有了投資贊助，餐廳一個接一個開在市中心。 同時期其他台灣人搭上熱潮也做刈包，或是小吃和便當，台灣美食如雨後春筍冒在倫敦每個時髦的區域。

至於珍珠奶茶，我始終想不透為什麼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才紅到倫敦。 剛來倫敦的時候，唯一買得到珍珠奶茶的是中國城幾家香港茶館，奶茶是加煉奶的港式口味，珍珠不但少，而且不是半熟就是軟爛，不喝嘴饞，喝了心酸。 倫敦第一間比較像樣的珍珠奶茶店是一個英國人去台灣學藝回來開的，口味還可以，但是總少了一點台灣味。 接下來幾年，台灣本土品牌開始進駐，一轉眼倫敦市中心佈滿了珍奶店，連主要地標附近都找得到（還可以邊喝珍奶邊逛倫敦塔，厲害吧？）。 這看似瑣碎的小事在我眼中意義深重： 時代改變了，台英之間比過往更頻繁的交流，讓台灣成了家喻戶曉的存在。 而這樣的改變，絕大關鍵來自打工度假，和唸完書後以打工度假或其他簽證留下來的台灣年輕人 -- 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與知識，在無形中影響著各個面向，推動了文化的改朝換代。

這幾年我認識了一些打工度假的台灣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在倫敦各個角落做著不同的工作，有的只來兩年賺取經驗；有的在兩年內做出成績，得到工作簽證待下來；有的在兩年內遇到了對象，於是在此安身立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道路，然而都在這裡因為某些機緣交會。 就這樣，台灣人在倫敦（和英國）的網絡日漸壯大，幾乎是需要什麼專業，就有來自台灣的人才，這是十幾年前沒有的榮景。

脫歐是大多數倫敦人不樂見的結果。 脫歐在即，沒有人知道英國的未來會更好或是更壞，然而倫敦是一個精神上獨立於英國之外的城市。 現任市長Sadiq Khan上任後，在脫歐的陰影下，推出London is Open的口號，努力證明這個城市仍然對歐洲和歐洲以外的世界敞開大門。

正如英國文豪狄更斯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開頭所寫：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This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在倫敦的這十七年來，我見證了許多變化，然而我最樂見，也引以為榮的，是台灣年輕人在這個年代裡，有了一扇敞開的門，門後有無限可能； 因為他們，台灣在這個城市裡有了一席之地，再也不是遙遠沉默的島嶼。

脫歐勢必帶來的拉扯與傷害已無法避免，站在歷史的這個時間點，只有未來能給我們答案。 無論是成是敗，是好是壞，倫敦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獨特性，英國的國際地位也難以動搖。 如果你有英國夢，不要讓脫歐的不確定性影響圓夢的行動； 如果已經身在英國，請善用這個前人夢寐以求的機會，做你想做的事，努力發光發熱。 每一個世代吸取的養份不同，身處的困境不同，面對的挑戰也不同，先來後到並不代表什麼。 我樂見更多懷抱理想與熱情的X與Y世代，把更多的台灣文化帶來英國，或把英國經驗帶回台灣。 

兩個國家之間，有9845公里的距離，七個小時的時差，十三小時的飛行。 然而在我離開的十七年後，感覺前所未有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