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爺爺走了之後，我才開始無頭蒼蠅般地追尋他人生中我所未知的部分，在他所屬的時代背景下，那些關於他一生終至如此的種種抉擇令我著迷好奇著，卻永遠不會有解答，甚至連他曾經下過怎樣的決定，怎樣在一瞬之間別過身，從此拐向人生的另一條道路都完全一無所知。望著他一片空白的一生，我心裡明白終究是錯過為這個老人立傳的機會了，之於我們這個家族如何在這個熱帶海島上安身立命的起源，一切都付之闕如。

　　除了我們後代子孫當初對於這個家族的大意輕忽之外，某項似乎潛於血緣遺傳中的特質更魅影般地籠罩在家族成員之間，使一切的言說被阻絕，我不能完全肯定這樣特質是否同樣存於我父親的另兩支兄弟族系之中，然而自我爺爺經父親再至於我都受到了這天性的束縛，那便是沉默。

　　這種沉默並非是相應不理不吭聲不應答的無言情境，而是將自己私密隱晦的過往人生甚至主義思想層層包覆絕口不提的一種噤聲狀態，這造就了我後來在人群中強烈的疏離性格，我們家人就如同作繭自縛的春蠶，到死絲都未必盡，緊密地把回憶與人生脫水收乾成了木乃伊，而家族的歷史於是封印其內，每人各得其份，卻無法盡觀全貌。

　　我的憾恨來得太遲，爺爺逝世前數年，神智漸失，我返家前屢屢想著該來訪問爺爺了吧，想多套點話多了解些他的人生，卻每次在想到祖孫兩人端坐桌前，對著跟前一支錄音筆，有如「真情指數」般嚴肅對答的場景感到惶然。那違逆本性的事，很自然地使人逃避遠離，便這樣一拖再拖，終至爺爺昏迷進了加護病房，從此再未開口講過話。

　　（爺爺死後數次在我夢中出現，夢境無聲，唯有一次與我行至遠方，開口說道：「爺爺只能陪你到這了。」宛若清醒時親耳聽聞，我醒後大慟。從此爺爺不再夢中出現，偶爾返來，也只小坐片刻，與我共進一餐便走，我也依約道別，不如小時哭鬧強留，我心裡明白兩人都十足的湖南騾子脾氣，因此絕不強碰。）

　　對於父親，在幾次同樣末能兌現的訪問承諾後，我於是迂迴改道，開始細心留意掇拾著他無意間順手丟下的隻字片語，像拚湊打散了的兩盤拚圖（一盤爺爺的，另一盤是父親的），過程緩慢如同修復古物般描繪彼時情景，僅是為了知悉（或揣測）我們這家族從何而來，又如何沉默噤聲地活過一個個不同主義信仰掌權年代的私人歷史。

　　我於是開始書寫，如同朱天文在花憶前身中所述：

　　……而我亦還有掛念有所辯之時，寫下點什麼來。我恐怕現在不寫，再老些了，更淡泊了，欲辯，己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