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咪，我希望在沒沒無聞時交女朋友，不要等到事業有成的那一天，因為我不知道女孩選擇我，是為了『我』，還是為了我的『頭銜』。」與兒子閒聊婚姻與交友，他冷不防地冒出這句話。

　　於是我們開始討論『頭銜』這件事。的確，人一旦有了成就，掛上了頭銜，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似乎就與誕生之初父母的命名脫離了，名字開始擁有了光環，被賦予了權力，成為資本或商品，透過媒體、教育、文化，對人群漸漸產生了內在的影響力量，人們與頭銜者的距離越來越遠，落差越來越大，這時，我們將看不到平等與平常之心，蔣勳說：「當人與人之間落差太大時，暴力就會出現」——而這正是兒子的擔憂，擔憂一種不平等的互動關係，其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意涵。

　　這讓我想起一位媽媽成長班的學員，我甫回金門她即打電話來問好，我們約莫談了十來分鐘，不覺有何異樣。過後另一位學員來電，告訴我先前與我通話的媽媽掛上電話後感到有些懊惱，原本準備好的稿子因為緊張都沒用上，反倒拉拉雜雜講了許多不相干的事。我很好奇為什麼和我講話要準備講稿，「因為妳是老師嘛，她們和老師講話會緊張！」

　　很難想像離開校園超過三十年的學生，遇見老師還會侷促不安，是「尊師重道」的古風猶存，抑或「頭銜」果真刻下了「權威」的烙印？權威來自威權，長期以來在父權中心、氏族思想、軍事管理下養成的馴良百姓，是否已喪失了思辯與挑戰權威的能力？聽說學校的母姐會家長出席率都不高，父母對孩子的關注不夠是原因之一，但裡頭竟也有許多家長是因為「不好意思」參加，怕老師覺得不被信任，還要跑到學校去「提意見」。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大多數的政府官員在排排站大合照時，他們的雙手常緊貼著長褲中縫，中指還不忘輕按對齊，中規中矩，叫人印象深刻。

　　此外，我看到許多鄉親與公務部門接觸時，往往不經意流露出「衙門深深深幾許」的戒慎恐懼；對官員及公務人員也懷抱著無限敬意；教育子女，更莫不以能進入政府機構做事為終極目標。一旦金榜高中、魚躍龍門，立即成為鄰里大事，光宗耀祖不說，恭賀之辭更是不絕於耳，甚至形諸報端，形成一種極為特殊的社會價值觀。

　　如果我們把這樣的「絕對優勢」視為一種暴力，那麼，我不禁要問：是不是我們已先將自己定位在「絕對弱勢」，並親手將「施暴權」交給了對方？有人向我埋怨本地許多活動高度不夠，遠方請來的和尚未必懂得唸經，似乎把鄉民都當成次等國民了，但我仍然要問：是不是我們已先在頭銜與權威之前彎下了腰，忘記我們才是真正的主人？建議與監督，是主人的權利，也是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真諦。

　　戰地政務已經過去，對歷史我們付予尊重，但必須懂得破繭而出；父權與宗族社會有其優點，也有不合時宜之處，必須找到平衡。之前讀到鄭愁予在報章發表的「風獅爺姓什麼？」，心中感觸良多，為什麼金門的選舉文化永遠是知識份子心中的痛？再想到傳說中的哪吒，因不堪「血緣成為最大的負擔」，決定自殺，割骨還父、割肉還母，藉以切斷與我們最大的原罪—父母—的關連，尤其感到無比的震撼。

　　讓「我」回歸「我」，不因頭銜而生起任何分別之心，個體唯有在越獨立的狀態下，他的一切才會更臻成熟——這是一個思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