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唱片

當年的古典音樂唱片都是翻版的，早期有亞洲唱片，後來以松竹、鳴鳳兩家為主。當時的翻版唱片，其實都是經過挑選的名家演奏，張張都極精采。我尤其喜歡松竹發行的唱片，因為封套背面都有邵義強先生撰寫的樂曲及演奏者的簡短說明。以今天資訊暢通的眼光來看，邵先生的說明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但在資訊貧乏得可以的當年，那些說明對初入門的我有很大幫助。我常是在唱片行中讀了說明後，買下一些我從未聽聞的曲目，聽後也非常的喜歡。我開始買唱片的時候，翻版的古典唱片是十塊錢一張，後來一點一點漲價，就不記得漲到多少錢一張了。總之，從上高中起到我出國唸書，我總共收集了一百二十來張的唱片，每一張分門別類編號，登記在記錄卡上，一索即得。多年後，我回國工作，那些唱片也灰霉的不大能聽了，但記錄卡我還保存著，是永遠的紀念。

多少年來我都是以家裡那台老式的大同電音聽我的唱片，一直到我出國，沒有過第二套的機器。我高中起便離家住校，因此唱片是周末及放假回家後才有機會聽到。音樂確實是要用「心」去聽的，年輕的心則是最開放也最易感的；我常常聽到某些樂段感動莫名，而起雞皮疙瘩或有想哭的衝動。年行漸長，就越沒有那樣的感覺了。由於古典音樂的樂段強弱起伏甚大，加上翻版唱片的雜音，我除了音量開得不小外，常常耳朵要貼進音箱才能聽得清楚。家人常笑我愛樂成癡，但也還都容忍我吵他們，沒為聽音樂起過什麼衝突。現在的年輕人都有隨身聽及耳機，不怕吵到別人，這是我當年想都不敢想的。由於我是從克難的方式開始聽音樂的，所以對於硬體設備不願意太挑剔，總覺得有好的音樂聽才是最重要的；我反而不能認同一些坐擁Hi-End名機，但不曉得要聽什麼「音樂」的人。

談到聽音樂，不能不提當年一起聽唱片的人。我因為住校，除了放假回家才有唱機可聽音樂外，平日只有靠住家裡的同學。我最常去一位項國寧的家裡，除了聽一下午的音樂外還兼打牙祭。高三以後，他家搬到台北永和，也成為我大學時代常跑的地方。國寧對音樂、文學、電影樣樣興趣濃厚，不時給我新的刺激，屬於「多聞」的良友。他在美國世界日報任職多年，回國後歷任聯合報系各報主編及社長。另外與我一起擔任工讀生的張世玨位於台北忠孝東路的家、也是我大學時代經常消磨、打尖之處；我經常捧著閒書及新買的唱片就到世玨家耗上半天一天。現在回想起來，有一些汗顏，更有無限的感激。世玨的另一伴還是內子介紹成功的，他來美取得電腦博士學位後，就一直待在美國波士頓地區。另外一位張世豪，是世玨的堂兄弟，家住台中，我也叨擾過數次。世豪後來成當了建築師兼業餘作曲家，曾以鄭愁予的詩譜曲出版，後來又當了電視劇製作人，得過兩座金鐘獎。

當年同台一起唱歌的、三年下來人數不少，可惜有聯絡的不多。其中小我一班的有位錢善華，是出色的男高音，蘇老師還為了他在幾首曲子裡加上獨唱的部分；他是少數以音樂為志業者，目前已是師大音樂系的教授。我大二那年暑假，還與一批畢業的團友回到竹中，請蘇老師為我們開了幾堂基本「和聲學」及「作曲法」的課，上課的筆記我還一直留著。那時籌組過「竹中合唱團校友會」，章程也都擬好，只是那個階段，大家各忙各的，聯絡不易，一下又散了，後來大夥就沒再聚過，一晃也有三十多年了。

大學時代

高中畢業後，我對合唱及古典音樂的愛好一直不減，但總有曾經滄海難為水之感。那年合唱團裡考上台大的只有我一位，幾位好友則分別上了政大、清大及其他學校，讓我感到相當孤單。開學後，我在校園看到台大合唱團招收新團員的海報，也就去了；在場的負責同學一聽我是竹中合唱團的，連試唱都免了，就歡迎我加入，可見當年竹中合唱團十冠王的名聲不是蓋的。 

然而，在參加了一回台大合唱團的練習之後，我就沒有繼續再去，其中緣由，乃是頭一次練習帶給我的印象不佳。我記得該次練唱是為了聖誕節的演唱會做準備，唱的是韓德爾《彌賽亞》清唱劇裡的兩首合唱，由一位牧師指揮。正式練習前，我們沒做分部練習，指揮也不管新團員跟不跟得上，就四部一起唱將起來。或許是練習時間有限，指揮沒工夫在細節上琢磨，或許是他不在乎細節，也或許是他根本聽不出好壞，總之，練習品質之粗糙，讓我難以接受，當下就做出不再繼續參加的決定。 

我雖然沒能與台大合唱團結緣，但在大學頭兩年，還是參加並主持過台大天主教同學會「光啟學社」的合唱團。我與光啟學社的淵源，將於另一篇談信仰的文章詳述；總之，光啟學社這個以宗教信仰為主的社團，音樂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任何活動，無論有無宗教意涵，都少不了集體歌詠這一項；因此成立個合唱團，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不過主事者的想法是以音樂的「教化」功能為出發點，與我純粹以喜歡音樂的想法大不相同，所以終究「光啟合唱團」也未能長久。 

一早光啟合唱團是為了參加校內的合唱比賽而臨時成軍的，參與的人數不算太多，我們唱的是郭子究作的〈你來〉，算是小品，並沒有得名。比賽結束後，社團負責人便要我同一位社友林白翎接下訓練合唱團的工作，每週定期練習一次，平時可在彌撒及社團活動中演唱，同時也為明年的比賽做準備。

為此，我還寫信邀請蘇老師前來指導，蘇老師也撥空前來耕莘文教院聽過一回我們練習；但蘇老師當時已經身兼好幾個合唱團的指揮，實在沒空指導我們，於是經人介紹，我與白翎找上師大音樂系一位主修音樂的高材生陳榮貴[1]，請他擔任指揮，幫忙指導練習。由於光啟學社本身不是音樂社團，自然也沒有聘請指揮的預算與經費；事隔多年，我已不記得當年是從哪裡取得經費支付指揮的車馬費，金額又是多少。總之，年輕時對現實體認不深，只憑一股理想就往前衝，撞得頭破血流也不自知。  

雖說光啟人愛唱歌的不少，但要團員每週都定期出席練習，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到底光啟學社是宗教社團，對許多人來說還有比唱歌更重要的事。我記得有回練唱時間與某位神父在台大活動中心的演講起了衝突，結果多數人都跑去捧場聽演講了，出席的只有小貓兩三隻，讓我好生發了一頓脾氣；如今回想起來，我可是太天真了。 

再一年台大校內的合唱比賽，光啟合唱團算是有備而來，團員人數不少，練習也算充分。我們唱的是莫札特的〈光榮頌〉（Gloria），是首相當熱鬧好聽的聖樂，不過我們的演唱或許細膩度不夠，結果仍不獲裁判青睞，沒有得名。

比賽結束後，光啟合唱團也就解散了，只有幾位核心團員組成的「樂樂重唱團」還延續了一陣子，參加過台視五燈獎舉辦的聖誕歌曲比賽，以及在某位聲樂家（忘了她的名字）的音樂會裡客串演唱過一曲混聲二部重唱〈我在船上等你〉。 

在主持光啟合唱團那年，我還同白翎到自由之家拜訪過李抱忱先生。李先生當時已從國外大學退休，在國內長住，並到全省各地指導大專院校的合唱團。當年許多大學生都是李先生的粉絲，白翎也是；而我在竹中合唱團時就見過李先生好幾回，因此還與李先生攀了攀交情。 

我記得當時年輕不懂事，言談間帶點挑釁意味問了李先生個問題：為什麼他不用新音樂的手法作些曲子？我想我不是第一個問他這個問題的人，因此他的反應有些激烈，他說「以古典和聲作曲沒什麼不對，現代音樂家裡還有人寫作巴洛克風的曲子呢」；當然我這個不是學音樂的晚輩不可能多說什麼，也就閉上了嘴。 

後來李先生拿出當時國內少見的彩色拍立得相機，讓我與白翎同他各合照了一張相片，送我們做紀念，我也一直留存至今，沒有遺失。我還記得當時把相片帶回家獻寶，父親看了只說了句：「沒想到我兒子同音樂家交往上了。」

 我與李抱忱先生的緣分也到此為止。當時他的身體看來已不是很好，再過幾年（1979），我從報上讀到他病逝的消息，而我早與合唱斷了因緣， 同時正準備出國深造，也就只能在心裡悼念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