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中的音樂薰陶

蘇老師除了指導我們合唱，他的許多想法對年輕時代的我影響是滿大的。他不要我們小看自己只是個高中生，而要以受過良好訓練的「小音樂家」自許：無論上台演唱、或在台下欣賞，都要有一定風範。同時他經常教我們辨別音樂的好壞優劣，其中雖不乏他的偏執，但他的話也讓我一再深思，最後變成自己的想法。他不要我們只以成「匠」為滿足，而要在音樂的本質上追求。想來這種薰陶，對我後來走上研究這條路子，不無影響。同時蘇老師對人對事的臭脾氣，我也學到一些。我這一代的機會比上一代好，受到的限制小一點，但到一定階層，還是免不了「人」的因素。這一點上，我倒羨慕蘇老師一直有位知人善任的辛校長在幕後支持，得以放手去做，使得竹中合唱團在台灣的音樂教育史上成為一朵奇葩。所謂千里馬也需有伯樂賞識，辛校長每每自謙不懂音樂，但他曉得美育對青年的重要性，所以賦予蘇老師極大的自由與尊重，是相當難得的。

竹中有工讀生的制度，音樂教室也有兩個名額。我因住校，多數的時間都在校內，因此高二起蘇老師便讓我和另一位同班好友張世玨一起擔任此職，他睡音樂教室後側擺音響、唱片的小房間，我則睡科學館一樓樓梯間的琴房。我們除了住不要錢外，每月還可向事務組支領300元工讀費，實在優厚。我們倆的工作除了看顧音樂教室及琴房外，蘇老師還會拿些樂譜讓我們刻版。

刻樂譜對我也是全新的經驗，沒畫過五線譜的人大概永遠也不會注意到樂譜上所有的細節（包括文字與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張繼高先生寫過：學醫學理工的常比學文史的更容易接受古典音樂，因為音樂本身有嚴謹週密的數學性存在。這一點只要抄過一份合唱樂譜就可有些體認，像一個小節有幾拍、能有幾個音符、每個音符占多少拍子、上下幾部的拍子是相同或是交錯，在在引人入勝。我一開始便喜歡這項工作，但每次都不甚滿意自己畫的豆芽菜，每每看到蘇老師自己刻的樂譜既美麗又有個性，真有天淵之別；不論如何，那一段訓練讓自己對音樂的結構有更深的體認，雖然知道成不了家，但也算是比較有程度的業餘愛樂者。

早年新竹一直沒有像樣的音樂廳，只有一個社教館，像每年一度的縣級音樂比賽及我們合唱團的演唱會都在那裡舉行。那個時代經紀人制度尚不普遍，學音樂的想要辦場音樂會只怕是相當困難的事，更不可能靠門票賺錢。像社教館每有音樂的演出活動，都會送票到學校；而蘇老師也都會拿到合唱團來，讓有興趣的團員前去。我占了離家在外的方便，通常都會有時間參加。因此在現場聽音樂會的經驗不算少，曉得與「罐頭音樂」之間的差別，也更能體驗成為一個藝術家之不易。那時國際知名的音樂家偶而有過境台灣舉行一兩場音樂會的，但都局限於台北市，鮮有機會到新竹演出。記憶裡比較出名的有任蓉及姜成濤來開過演獨唱會，其中尤以後者給我帶來相當的感動；之後我還收集過姜成濤的唱片及錄音帶，學唱過一些他的歌曲，也是記憶裡深刻的一段。

此外在我高三那年，日本NHK交響樂團來台舉辦演奏會，是當年少有的盛會。我當然不可能上台北聽現場，但中廣有實況轉播，我就捧著個小收音機專心聆聽。其中有一場是由華裔的指揮家郭美貞擔任客座指揮，她選的是林姆斯基柯沙考夫（Rimsky Korsakov）的天方夜譚組曲（Scheherazade）。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該曲，雖然收音效果不佳，但當我聽到小提琴奏出那美麗哀怨的主題，我便喜歡上該曲，迫不急待地去買了該曲的唱片來，成為我的另一收藏。

進竹中就讀並參加合唱團，對音樂的見識固然與日俱增，但有機會接觸心儀已久的樂器：鋼琴，更是令人高興。由於我就住在琴房裡，除了定期有同學登記來練習外，多數時間那架頗有歷史的老鋼琴等於屬我專有。我也像當時多數初學者一般，以拜爾教本為準，自己一首一首地練將起來。到我畢業的時候，整本拜爾差不多也已彈完，開始練習小奏鳴曲。由於從來沒在老師面前彈過，指法也不大講究，所以一向只敢自娛，不敢娛人。直到今日，我也還停留在小奏鳴曲的程度，沒有什麼野心。但對一個從小沒有機會接觸樂器的我來說，已是相當的滿足，別無所求。

竹中的音樂風氣盛行，不只合唱一項，也不限於兩位音樂老師的帶動；學校裡許多竹中校友出身的老師都喜歡音樂，連帶整個新竹市也樂風鼎盛。像竹中的管樂隊也有相當水準，當年指揮是一位教物理的張源隈老師。我高一那年他們以西伯流斯（Jean Sibelius）的「芬蘭頌」（Finlandia）及尼可萊（Otto Nicolai）的「溫莎公爵的快樂妻子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兩首樂曲參加全省比賽，得到冠軍。那兩首曲子的唱片也是我最早期古典音樂唱片的收集之一。另有一位學哲學的史作檉老師，自己作鋼琴曲，自己演奏。由於當時自己對古典音樂的認識就像一張白紙，誰介紹我某首樂曲好聽或值得一聽，我就想辦法去找唱片來聽。後來則是多方閱讀有限的音樂書刊，一點一點地增進自己對古典音樂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