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我寫得比較有自我限制，基本上全只是Diagnosis（診斷），沒有什麽Prognosis（預後）或者Prescription（處方）。這一方面是因爲我想中方高層能人輩出，只要有人指引正確方向，自然能做後續的推理；另一方面是我人還在美國，雖然一向只用中文發表意見，能夠不要太吸引本地惡勢力的注意，就盡量避免。

不過這個話題，是有很强的時間性的：孟晚舟的引渡案正在加拿大法院被審查；如果中方不明白事件背後的道理，那麽處置自然失當，不但孟女士會有很大的機會落入敲詐集團手中，備受折磨，而且未來這批人認定了中國企業是軟柿子，必然要變本加利。我雖然是一個山野閑人，但是始終關心世界事務，希望對人類、國家和社會有實際的貢獻和影響，而不只是在網絡上發發牢騷。

文章發表之後，發現遇到急事，我還真沒有什麽管道來儘快發聲，只有《觀察者網》在我反復請求之後，考慮了兩天，終於從風聞轉發首頁。這期間我十分着急，深怕可以幫助孟晚舟案卻沒有做到，剛好和史東先生談起這事，他立刻安排讓我上《八方論壇》節目。這種訪談必須即興發揮，沒有反復猶豫的餘地，所以説得特別直白。既然都已經在視頻裏談過了，這裏乾脆也就白紙黑字地寫下來。希望我所考慮過的細節，能做爲相關人士有用的參考。

首先，像是前文討論的利用司法權力以自肥，在美國是極爲普遍而且歷史悠久的現象。最簡單的例子是Speeding Trap，超速陷阱，幾乎在汽車一發明不久、馬路有速限就開始了。一般是在美國鄉下，如果有公路通過，那麽就可以靠開超速罰單來斂財。20多年前我在德州工作兩年，曾經讀到附近有一個小鎮原本連一個全職警官都養不起，後來開始大開罰單之後，不但警察局擴充到15人，又增設了連帶的法官、書記等等，在付給他們優厚的薪水之後，還有盈餘做爲全鎮預算的2/3。換句話説，這種超速罰單的生意所帶給公家的抽成，比當地的稅收還要高出一倍。

這些錢當然都是從路過的外地人壓榨出來的；本地人能投票選舉警長和法官，所以自然免疫。我在四年前《當警察做什麼都合法時，還算是法治嗎？》一文中討論過的，美國警察可以隨意、無條件地扣押任何人在公共場所所携帶的財產（尤其是現金），更是匪夷所思，而實際上也是盛行在南部鄉下，專門用來敲詐外地人。

這些例子與華爲案，既有極高的相似程度，也有一些細微的不同；我們必須做出審慎的分析。司法部的這個團隊，就像開罰單的警局一樣，是獨立王國，只受到很間接的監管（前者是國會，後者是當地的選舉）；爲了避免這些監管，他們同樣都專注在敲詐沒有政治能量的外地人。他們也同樣會對公家的財務，貢獻相當的收入，進一步削弱政治監管的阻力。而且他們“執法”的方向，也都有若干政治正確性（前者是打擊外國“犯罪”，後者是整頓交通），即使媒體有所報導，一般也無法改變他們的行徑。

超速陷阱在美國流行了一百年，越演越烈，近十幾年來又加上了無條件扣押財產的權力，似乎表明著這個問題在美國體制下是無解的。這固然是如此，但是引發華爲案的聯邦司法勢力和地方警長有所不同，亦即後者的私利只不過在於那份工作與其所帶來的薪水，這些都是真正100%合法的；而前者所追求的，卻是遠超於薪水的顧問費，因此就必須和私營的律師合作，這必然會留下非法串謀的證據和把柄，只不過埋藏得很深，不是一般媒體報導能夠挖掘出來的。

一般大衆熟悉的富豪，無一例外都是有哄騙投資人或客戶的需要，才會追求知名度，例如Musk和Trump，否則悶聲大發財才是明智的選擇。如果所作所爲不是完全合法合理，那麽更加不會願意曝光。這裏正是如此：不但參與的那批律師，寧可安安靜靜地做億萬富翁，就是司法部那個部門的官員們，也不會希望他們的財路被公開。單是其他部門人員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就不好受。

所以中方的應對之策，只能針對他們的弱點，多管齊下。這裏我先解釋爲什麽中國不能再試圖回避，必須積極處理：原本這種半合法的勾當，就是專門針對無還手之力的弱者，而中方在去年中興事件的反應，基本是花錢消災，多罰了9億美元，不但爽快掏錢，還興高采烈。對比法國Alstom拖了近五年的堅決抵抗，哪一個是軟柿子，非常明顯。幾個月内，就輪到華爲，這其實是中方邀請他們來繼續敲詐的必然結果。

中興的案子，起自好幾年前，去年再度爆發，原本就是所雇傭的一個律師抓到一點小毛病，建議中興主動向司法部認罪。現在回想起來，顯然這人不是在盡公民或律師的職責，而是原本就屬於敲詐集團的一部分。事實上整個中興（華爲也一樣）在美國的法律團隊，很可能就是敲詐集團的核心，所以他們應該早就注意到中國人息事寧人的偏好，在去年如此輕易地得到天量收入之後，未來中國企業必然會成爲他們的首要目標。如果只是繼續雇傭這批人來做純被動的反應，只怕幾年之内，中國大型企業的高管都不能出國了。

所以中方的對策，只能是主動反擊（但不是蠻幹），而法國人Pierucci的遭遇和經驗，正是解決此事的關鍵。首先在孟晚舟一案，必須趕快繞過美國來的法律團隊（最好是只用這些律師來處理與美國司法部的直接交涉，策略討論不應該讓他們參與），把《經濟學人》的兩篇文章交給法官。如果可能，可以請Pierucci親自出馬來當證人，説明美國法律系統會以不人道的手段來對待人質。

Frederic Pierucci，Alstom的前任高管，在被美國敲詐集團羈押為人質五年之後，回到法國，立刻將整個事件寫書發表，參見2019年一月16日出版的《Le Piège Américain》，《美國陷阱》

Pierucci的書在法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畢竟Alstom是法國傳統重工業皇冠上的明珠，就這麽不明不白地被肢解了，法國人也嚥不下這口氣。如果不是因爲黃背心運動，Macron必然會有動作。中方應該從最高層出手，配合歐盟對伊朗制裁的疑慮，利用例如高峰會議這樣高調的手段，盡力把美國這個半合法的利益鏈曝光，並且通過國際組織來節制美國使用FCPA和經濟制裁的域外管轄權，例如限制其罰金的數額。就算歐洲因爲70多年親美傳統而拒絕完全配合，中方每一次提出合法、合理、合利的提議，就是又一次削弱歐洲的偏頗態度。

另一個可行的著手點是Trump。他和這個敲詐集團沒有關係，如果能成功查辦，他反而有了宣傳藉口，可以用來抹黑Mueller對他的調查。如果中方能説服他，命令新任司法部長Barr啓動内部調查（Internal Affairs，畢竟這個集團是靠消耗美國的國際信譽以自肥），這將是最理想的結果：即使沒有定罪，也會嚇阻這個集團未來幾年的行動。當然Trump有可能不相信或不願意，反而以爲這些針對華爲的司法案件對他的貿易訛詐有利，但總必須嘗試一下。

最後，中方應該審視自身的團隊，爲什麽13億人的國家，居然（似乎，如果已經有内部人士做出正確的分析，自然最好）沒有人注意到Pierucci的新書。一個世界數一數二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上必須有靈活、及時、正確和深刻的認知與反應。整頓並補强外交方面的智庫，是無需外國人合作的自我改善工作。

【後註一】一週前（2019年一月27日），世界第二大的鋁業公司RUSAL（俄鋁）和美國財政部達成協議，現在細節公佈了，後者同意解除2018年四月開始的經濟制裁，代價是俄國人放棄控制權，從此董事會必須有一半以上是美國或英國人。

這個制裁的依據比較特別，是所謂的CAATSA（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美國敵對國家制裁法案），2017年才由國會通過，目前只針對俄國，但是從其他法律擴張解釋的歷史來看，沒有理由未來不能用在中國身上。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在於這次RUSAL的麻煩起自國務院、終於財政部，司法部並未涉足。

我的看法是：1）普丁遇到美國的域外管轄權，也是一籌莫展；2）不論這些域外管轄權的案件是如何開始的，美國内部的政治文化和機制自然會將其一路推動，直到佔了大便宜爲止；3）所以只能聯合國際上的受害者，制定規則來限制美國。

【後註二】今天是2019年十二月7日，華爲僅存的兩個行動電話基站市場競爭者之一，瑞典的Ericsson宣佈將對美國司法部和SEC付出10.6億美元的罰款，理由是對顧客行賄，觸犯了FCPA，經辦這個案子的，仍然是紐約南區檢察官辦公室。美國這門“治理全球”的生意真是越來越興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