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有關郭冠英/范蘭欽的言論自由辯論，人權律師魏千峯，以美國與德國的不同例子說明，前者偏向維護言論自由，而後者則傾向於仇恨言論進行限制。他的結論認為：傾向美國的保護原則，不贊成對仇恨語言進行特別立法。

文化評論19

延續有關郭冠英/范蘭欽的言論自由辯論，人權律師魏千峯，以美國與德國的不同例子說明，前者偏向維護言論自由，而後者則傾向於仇恨言論進行限制。他的結論認為：傾向美國的保護原則，不贊成對仇恨語言進行特別立法。

我不太同意他的觀點。台灣法學界，政治哲學與社會學，對於有關何謂「仇恨」的行動、語言以及為何構成「犯罪」，可說根本還沒有任何討論與研究。如果現狀是「既無規範與理論基礎、亦無實證研究」，那麼台灣是否有需要，是否適宜訂定防制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宜太快下結論的。

仇恨語言的普遍定義，是指涉及到煽動，或者助長歧視社會中「特定群體」，鼓動對其不利、產生威脅的言論與符號訊息。

但是要讓仇恨語言的界定，在法律層面可以運作，建立構成要件並非容易。問題很多，其中之一是「仇恨」是不同時空的社會建構的問題。例如，數十年前我們在台灣指認某些團體是「共匪」、「共黨」同路人，代表有不共戴天之「仇」，不但「合法」，甚至足以致他者於罪。但是今天大多數人認為這是「玩笑話」。 

加拿大在「基本權利與自由憲章」中明文保障人民的自由表達權利。但加拿大同時是世界第一個將「多元文化」納入基本憲章的國家。部分因為這緣故，加拿大對於煽動的仇恨宣傳，例如針對猶太人、伊斯蘭、新移民、少數民族、同志團體等所謂「可識別群體」，進而造成「暴力威脅」的環境時，依《刑法》可判刑最高兩年到十四年。

而加拿大的「人權法案」，對於「歧視」的規定則有更廣、更普遍的擴大。例如，凡是涉及歧視的訊息、符號、標記原則上都列為禁止。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0年的一個判例，認為一位高中社會科老師，因為在課堂上教導學生「猶太人是守財奴、性變態、而且『納粹大屠殺』是猶太人虛構來爭取同情」等等，這樣的言論確實違反《刑法》規定，不符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進而維持其「有罪」的判決。本案凸顯了加拿大和美國，在言論自由與仇恨語言的問題上，各有其主張。

美國《憲法》對於言論自由的有強力保證，原則上，亦包括了對納粹網站、三K黨雜誌等的言論保障。這相對於歐美其他國家採取普遍設限，被認為是一種「特例」，這樣的「特例」，有其政治與社會發展的道理，也不能說這一定是最正確的作法。

而且，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工作場所的歧視、校園中的種族歧視，同時亦受到「民權法案」的約束。如果少數族群在日常環境中感受到歧視敵意，感覺受到威脅，仍然可以提出民權訴訟，這樣的民權的保障，同時限制了雇主、教師、學生社團中有關「仇恨」的表達自由。

不論是語言或者行為，進行反歧視特殊立法，仍有待更廣泛的討論與反省。但是，我們反對歧視言論、反對種族主義言論，時時刻刻都應該進行，並不需要等待特別立法。【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張茂桂 蘋果3.31.2009摘要】

參考資料：世界人權宣言(二)

短評：

1、 不管要不要對仇恨語言進行特別立法。首先要做的是，各級學校與機關，都應該教育《世界人權宣言》。

2、 不管是誰，都應該遵守憲法。憲法的二大核心是：1避免公權力侵犯人權。2禁止以大欺小。

3、 平民百姓與弱勢者對於權貴，應該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包括歧視性的語言表達的保障。但是，對於同等階級的人或團體，言論要受刑法與民法的約束。

4、 社會當中，權力愈大的人物，財富愈高的人，他們的言行舉止，都應該加以限制，絕對不允許歧視比他們弱勢的百姓或組織，當然應該要立法規範。

5、 軍公教公務員，當然算權貴，當然要立法規範其言論，才符合憲法精神。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則，權力愈高者，要求標準要比較高。

6、 郭冠英，因為是公務員，所以言論要有約束，絕對不可以隨意侵犯人權、人性尊嚴；但是，退休後，成為尋常百姓，就應該可以隨意大放厥詞，除非，他家財萬貫，那又得受約束了。

7、 新聞媒體，對政府而言，是弱勢，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但是，新聞媒體主管對尋常百姓而言，是超級大權貴，因此，報導一定要據實以告，不可造假，不可侵犯人權，不可以有歧視性的字眼。中國時報曾經報導烏來的插日本國旗事件，是標準的侵犯人權、欺凌弱勢、歧視族群的報導，王健壯是總編輯。

8、 魏千峯雖然是人權律師，但是也是一種權貴，當然容易忽視弱勢者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