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組長郭冠英「高級的外省人」風波，引起社會非議，台大名譽教授賀德芬受訪指出，挑動族群間的仇恨，是很嚴重的事，後果是很難承擔的。所有族群問題，都是統治與被統治的問題，人民必須與統治者對立，應該要有是非，應該要退回到永遠監督執政者的立場，那麼執政者就不敢胡作非為。

文化評論13

【鄒景雯／自由3.23.2009摘要】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組長郭冠英「高級的外省人」風波，引起社會非議，台大名譽教授賀德芬受訪指出，挑動族群間的仇恨，是很嚴重的事，後果是很難承擔的。所有族群問題，都是統治與被統治的問題，人民必須與統治者對立，應該要有是非，應該要退回到永遠監督執政者的立場，那麼執政者就不敢胡作非為。

賀德芬：我很久以前在公共電視時，就與郭冠英參加過座談，這個人恃才傲物，嘴巴很刻薄，他最大的錯誤是太口不擇言，他以為這是俏皮嗎？但是，政客及媒體擴大挑釁，也同樣很不應該。

挑動族群間的仇恨，是很嚴重的事。即使言論自由，傷害了別人，也會有法律的制裁，是要負責的。挑動族群間的仇恨，所造成的悲劇，卻是非常集體性的謀殺行為，可能造成戰爭等種種大的傷害，那個後果是很難承擔的。所以戰後，都要審戰犯，儘管他是服從命令，執行職務。

德國憲法學界一位大師，對憲法有很大貢獻，即哲學界的海德格，戰爭時都以言論支持過納粹，戰後都受到極大的譴責。在學術界、輿論、道德上對他們的批判仍是很重的。戰後，這兩人最後接受戰犯的審判，一樣要負責，但那已經太晚了。

英美國家，也曾討論事前去規範會挑動族群集體對立的hate speech。但大家又害怕一做立法規範，又會被當權者濫用，對言論自由這樣最基本的人權有所傷害，又回到了箝制的年代，因為所有對人權的侵害都是當權者，這中間就非常難拿捏，最後還是只能訴諸輿論與道德的制裁。這次郭冠英，受到了制裁，大家對他批判，甚至引發擴大對立事件，更應該感到愧疚。

問：民調顯示，政府在處理這件事件上，未獲多數民眾認同，你認為原因在哪裡？

賀：不只這件事啦，這個政府好像對所有事情的處理，都不是那麼適時適宜。我認為，政府也只能就其公務員的身分應遵守的規範這一塊來處理，例如郭冠英現在如果不去報到、曠職，或者他是利用上班時間做這些事，這時政府就可以處置。公務以外個人的業餘活動，還是應享有自由，由其自行負責。

我們社會現在並沒有完全撤除「本省人」、「外省人」的藩籬，那是很敏感的區塊，一經觸動，神經就會發作。馬英九上任時，我們都期待他能夠化解族群的對立，然而他心中就是太多族群的壓力了，就只能去討好。除非法律保障的特別差異，要有大是大非！如果畏首畏尾，還是只考慮到選票，一樣要酬庸某些人，不敢得罪某些人，表面上是要化解族群，卻只是優柔寡斷、縱容與偏袒。

一九九○年，兩岸交流以後，才知道我最親的父母竟是養父母，一個是湖北人，一個是湖南人，當時他們已經過世了，生父母留在大陸，一個是崑山，一個是成都人，而我是台灣人。

外省權貴子弟，是外省人中的少數，我們家生活一直很辛苦，一個小公務員家庭，食指浩繁。這樣的家庭也不在少數。我父母隨國民黨的軍隊一步一步來到台灣，聽父母說，最後大撤退時，火車的車廂是軍人坐的，小老百姓要跟著跑，只有綁在火車頂上，是這樣才逃出來的。

在那個生命不值錢的年代，養父母卻沒有把我丟掉，因此我們感情的深厚。如果經過生命中這麼大的動亂，每個人其實都很無辜，那個時代誰願意去做個高級或低下的外省人？毫無自主的離鄉背井，百般折磨才能生存下來。都不過是幾個統治者的爭權奪利，讓百姓受苦。

不僅流離顛沛的辛苦，留在大陸的更辛苦，我的生父是新民晚報的副總編，九十四歲，應該是現在存活最資深的記者，他不是共產黨，所以永遠做不了總編，而且在文革時被迫害得很慘。至於本來就在台灣的台灣人，經過日據時代、經過二二八，有著這麼多苦難，大家都是一樣，很卑微的。

因此，一方說「中國豬滾回去」，一方說「高級的外省人」，都很不應該，都沒有站在人的立場，去體會人的感情、每個人的生命過程，說我與大陸沒關係，這不近人情，生父還活著，但我從來沒想過我不是台灣人，當我要依靠、做選擇時，沒有絲毫可以懷疑的地方。

紅衫軍時，我堅持不要有顏色，藍營的不要進來，要凸顯人民的力量，當時是希望透過「反貪污」這個共同價值的追求，促進台灣政治環境的清明，後來卻走樣了，還是被國民黨搞垮了，他們大量的進入，大量的佔據舞台，變成他們自己的政治舞台，使得藍綠更是對立再起，搞得這個運動到最後還是政黨來收割，白糟蹋了人民的熱情，也失去了一次由人民力量來制裁貪腐政府的機會，只是利用了人民。綠軍本來還有些正義之聲的，也不願意出來了，所以很不幸。

到目前為止，我始終認為所有族群問題，都是統治與被統治的問題，都是統治者在那挑撥，有其利益考量，所以在下面的人這種情緒、血緣容易被挑動，統治者也知道這最容易。所以每個族群都是被挑動的，阿拉伯也好，猶太也好，哪一個不是上位者在那翻雲覆雨的挑動呢？

既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大家就必須了解到，你必須是與統治者對立的，不要被統治者所利用，應該要有是非，應該要退回到永遠監督執政者的立場，那麼執政者就不敢胡作非為了。

二二八是誰做的？執政者！只有執政者有此權力、資源、武器，軍隊在他手上，他能這樣做。整件事情就是民主程度不夠，統治者濫權，統治者未受監督，被統治者沒有權力，被統治者也不知道應該與統治者站在對立面，說對立也許殘忍，但政治就是這樣，人民不監督，政府就腐化。

台灣的問題，還是在必須慢慢深化民主，讓老百姓真正懂得捍衛民主的價值，有些地方是會進步的，例如這次苗栗縣立委補選，根本讓人看不下去嘛！行賄的人下來了，你怎麼又去叫他太太出來選？這和台東一樣嘛！所以老百姓曉得要翻盤。台灣現在最迫切需要建議的就是這個。

問：過去八年朝小野大，監督力量足夠，但現在是一黨獨大，制衡機制消失了，如何強化？

賀：現在更需要民間的力量，更需要知識份子站出來，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提苗栗的選舉，因為人民會制裁你，也知道國民黨不能再多席次了，我不需要再給你席次，因為你的表現並不好，你該通過的法案不通過，這讓人民失望，所以這樣下去，我認為國民黨一定會受到教訓。

苗栗的例子說明人民的力量，週六的大安區補選，我認為可以拚一拚，這是藍營的鐵票區，如果連這個地方都輸了，國民黨還不反省的話，那就敲醒警鐘了。屆時從投票率、得票數都可以看出來。

國民黨現在很緊張，他們卻還是老方法，沒有新意出來，有沒有在政策上做反省？還是老選戰嘛，什麼馬以南出來、周美青出來站台，有用嗎？反而是其一黨獨大太久，一般人都想挫挫他的銳氣，這次補選也是在考驗人民。

分析評論：

1.      賀徳芬強調，所有族群問題，都是統治與被統治的問題，人民必須與統治者對立，應該要有是非。所以，台灣的族群問題來源，就是蔣中正、蔣經國欺凌弱勢的台灣百姓(不分族群)所造成的，那二個人是罪魁禍首。

2.      賀徳芬為什麼不敢公開點名兩蔣？是道德勇氣不足？還是族群基因發作？

3.      「人民必須與統治者對立，應該要有是非，應該要退回到永遠監督執政者的立場，那麼執政者就不敢胡作非為。」 要清楚地分別是非，一定要進行公開、公正的審判，兩蔣時代的權貴與特務，司法官都要接受納粹戰犯式的審判，不然永遠不可能有是非，社會的公平正義永遠模糊。

4.      兩蔣時期的權貴，有些人是罪孽深重的，有些人必須要公開表揚，這些透過歷史學者是無法使社會真正落實公平正義的，一定要透過司法審判，才能夠分別善惡，族群衝突才能化解。原告與被告如果不經過司法審判，光講包容就會發生動用私刑的情況。

5.      「挑動族群間的仇恨，是很嚴重的事。」有沒有挑動族群衝突？社會大眾要用《憲法》與《世界人權宣言》來分別善惡，謝長廷的言論能不能禁得起《世界人權宣言》的考驗？沒有以這個為標準，大家各說各話，各自表述，紛爭永遠不會停止。

6.      「因為所有對人權的侵害都是當權者」。所以，所有的意見領袖與新聞媒體都應該把監督的矛頭，對準執政黨與公務員，他們是最容易動用公權力侵犯百姓人權的族群，加上目前國民黨一黨獨大，台灣的監督力量應該把80%對準執政黨，才符合比例原則與社會的公平正義。

7.      「外省權貴子弟，是外省人中的少數」，權貴子弟中，有許多人是善良的，也有許多人靠特權加分進明星學校讀大學，例如馬英九就透過特權加分25%讀到台大，不然，以他的成績根本進不了公立大學，這就是特權發作，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受教權。

8.      「因此，一方說「中國豬滾回去」，一方說「高級的外省人」，都很不應該，都沒有站在人的立場，去體會人的感情」，所有的言論有沒有侵犯人權，一定要考慮符不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也要考慮他的身分地位，全世界所有憲法的核心就是禁止「以大欺小」。

9.      權貴講「中國豬滾回去」這就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接受司法審判；如果是尋常百姓講「中國豬滾回去」，就屬於言論自由，但是也必須要接受社會的道德審判。所以，公務人員或權貴是沒有言論自由的，絕對不可以違反禁止「以大欺小」的原則。

10.  新聞媒體，也是一種權貴，也沒有太大的言論自由，他們也經常利用媒體的權力侵犯人權，許多媒體的言論與立場都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台灣的新聞媒體也屬於需要接受百姓監督的權貴。

11.  媒體在評論有關於族群或人權的言論，一定要講清楚發言者的社會地位，是屬於什麼位階，出言不遜的人如果是政客，當然要受嚴厲的譴責；不分族群，只要是尋常百姓，就擁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權。

12.  學者，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當然也是一種權貴，也需要受百姓的監督與批判，學者講話必須要符合嚴格的學術要求，不能隨意散播沒有知識水準的言論，否則會誤導社會大眾的視聽，這樣的罪過是非常大的。

13.  紅衫軍要求阿扁下台，這是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的，沒有學術水準，因為發動者其中有憲法學者，所以，百姓不能饒恕這些違憲的學者。台灣的軍公教六十年長期以來，一定要貼假發票，否則會計人員沒有飯吃，紅衫軍沒有要求這一點先法治化，輕率地講要反貪腐，害慘了余文，不是嗎？

14.  阿扁執政時期，國會與全台灣所有縣市議會都是國民黨掌控，公務人員的會計制度要不要修法？國民黨要負完全的責任，紅衫軍沒有認清這一點，顯然政治與會計知識非常地不足，還誤導了社會大眾的認知，因此，無知的學者也成為社會的極大亂源，成為族群衝突的主因之一。

15.  台灣近六十年來最大的貪腐，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產與拉法葉艦案，紅衫軍沒有要求國民黨交出黨產、清算拉法葉艦案，是不仁不義，故意欺瞞社會大眾，這是非常嚴重的道德瑕疵與專業素養瑕疵。

16.  真正的轉型正義，不只要追究加害者的責任，為受害者申冤，最重要的是加害者的族群當中，要有人能夠做出對全民百姓非常重大的歷史貢獻；長老教會的馬偕博士，對台灣人有具體而重大的貢獻，因此，台灣人跟他不但沒有族群的隔閡，還認定他是一代偉人。族群的衝突，就是要這樣子才能化解。

17.  「二二八是誰做的？執政者！只有執政者有此權力、資源、武器，軍隊在他手上，他能這樣做。整件事情就是民主程度不夠，統治者濫權，統治者未受監督，被統治者沒有權力」當時監督政府的知識份子，都被蔣中正政府殺光或關進監牢。

18.  「我們家生活一直很辛苦，一個小公務員家庭，食指浩繁。這樣的家庭也不在少數。」賀徳芬一定沒有看過《汪洋中的一條船》，以賀徳芬的家庭而言，跟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百姓相比，已經算是小權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