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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22 06:53:01瀏覽2018｜回應4｜推薦47 | |
| 近代化的國家教育除了傳授知識之外，都是有灌輸他們文化與政治價值觀的思想教育。日本在「脫亞入歐」的運動之時，當然是極力宣揚西方的優越先進和儒家的低劣落後。後來他們在台灣的殖民教育，必然也是依循這個觀點進行思想灌輸。
而且為了使台灣人服從日本殖民統治，必然還會刻意強調中國低劣日本優越的說法，以建立日本人高貴優秀的地位。以誘導台灣人喪失民族自信心，自輕自賤甘為日本殖民統治的下等人，即是國民政府所稱的「奴化教育」。 吳濁流（1900~1976）的小說《亞細亞孤兒》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小說的主角胡太明一生中都徬徨痛苦於民族認同的抉擇上。可是覺得日本人高貴優秀，懷有自卑感，甚至感到自已身上所流的血液都是污濁的，配不上自己所慕戀的日本小姐。胡太明的自卑感，就是奴化的心態。 也就是所謂的「台灣人被日本奴化」，並非僅僅指的是那些「國語之家」的御用仕紳，與一般知識份子只會說寫日本語文，這類表面可見的現象而已。而是內心裡被日本灌輸的賤視中國、崇揚日本的概念所洗腦。 日本殖民51年之後，當時台灣的中年知識份子雖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然而幼少時都聽聞甚至見聞過日本統治初期的諸般暴虐不仁，縱使他們不願被皇民化，但是思想已經長期在「中國低賤劣等、日本高尚優越」的潛移默化下。眼前的事實又是中國的貧弱衰亂、日本的盛世榮光，自然對中日兩國也會作出相同的評價。 因此，除非對中國文化有比較深厚的底蘊，或是由於家學淵源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能從歷史縱向的角度作評比。否則是很容易接受日本所宣揚的醜化中國、美化日本的膚淺論調，卻當作是客觀事實，視為當然而不自覺自己就是已經是被奴化。 🔸🔸 受日本教育的知識精英難以適應光復 🔸🔸 因此光復後台灣的知識精英在奴化的觀念下，自認為受過日本現代文明的教育和管理具有了優良的「日本精神」，就自視比大陸人優越，先入為主地輕視大陸官員的操守和能力。而中國接收之後，各機關日本人所空缺的位置被大陸人所替代，台灣人仍然處於低階下位，台灣知識精英對這種現象自然難以接受，極感不平。 並且這些知識精英自小與祖國疏離，對中國當前的處境是隔閡的，政治觀點與前來統治的國民政府是有著差距。又對「封建落後，素質低劣」的祖國缺乏信心，因此對陳儀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很容易產生反感和牴觸。 此外，如文學家鍾肇政（1925~2020）就怨嘆地說：「想想看，二十到三十歲期間應該是發展自己思想體系，但我卻花在學習ㄅㄆㄇㄈ上面，思想貧乏也是命中註定的」。他這段話道出了所有受日本教育長大的人的處境。 光復對大部份的知識精英來講，自己苦心學習的日文日語變成完全無用，何況很多人自身的利益已經與日本的統治綁在一起，回歸中國等於斷了自身的前途之路，需要很長的時間調整自己才能重新發展。因此在現實的挫折下，光復的熱情是迅即消逝的，很容易對中國離心離德。 是以光復後台灣知識精英與前來接收的國民政府真是矛盾重重，彼此難以磨合。光復未幾，兩者的矛盾和對立很快就浮上檯面，最尖銳的衝突就是官員的任用，「奴化」的問題就成了雙方政治角力鬥爭的焦點。 台灣知識精英指責陳儀政府在政治權力的結構中，沒有給予台灣人相應的地位。而官方的理由是台灣人受了日本的奴化，需要再教育再訓練才能任用。台灣知識精英當然極力否認奴化，雙方的爭吵一直到發生了二二八都沒結果。 🔸🔸 奴化不等於皇民化 🔸🔸 對奴化的批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白淵與謝南光。 早在1946/1/8日，官方〈新生報〉的編輯主任王白淵（1902-1965，反日的台灣文人），就在社論撰文否認奴化：「從前日本統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頭痛，光復後還有‘奴化’兩字，不斷威迫著我們。台省現在指導者諸公，開口就說台胞‘奴化’。」 「……，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並且強烈指責外省人只以為台人慣用日本語文，就是奴化。 謝南光（1902-1969，反日的台灣左翼人士，最後出任中共的人大代表），1946/2/1日在台灣的〈民報〉批判外省人奴化論述：「…，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奴化教育的毒害太深，不經過一番消毒不行，其次就是國語教育還沒有普遍實施」。他還憤怒地說：「…，台胞受日本化教育不等於‘親日’。」 不論王、謝兩人還是其他人，他們的盲點都是在於認為奴化就是「奴顏卑膝、甘心事仇」的等義詞，就是皇民化。於是飽受日本教育，不自覺已經受奴化思想所浸潤的中年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沒有被皇民化就是沒有被奴化，也就一聽到「奴化」就大動肝火。 尤其是曾經反日的台灣人如王白淵與謝南光，更是氣得跳腳。還有一點就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這是一般人都有的慣性思維。因此反日的台灣人自己毫無皇民化的意識，就很容易把別人輕視中國崇拜日本的奴化心理看作不滿的情緒而已，即使是連年輕人這麼普遍的皇民化，都無察無覺。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句話就是對奴化與皇民化混而為一，完全盲目無知，以皇民化掩蓋掉奴化的說法。光復時中年知識份子大都為脫離歧視壓榨的殖民統治而高興，皇民意識當然拋諸腦後，但很多人仍然卻是心在奴化中，不識奴化真面目，當局者迷。 事實上只要受過日本小學教育，即使沒有皇民意識，也差不多種下了看低中國、抬高日本的奴化思想。若非家中的父祖輩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認識，才會強烈反對日本的奴化觀點。 而在日本如火如荼推行皇民化之下，當時的台灣青少年對日本戰敗是如喪考妣，傷心無比。尤其是中學程度以上的青少年，幾乎都是恨不能生為日本人，奴化與皇民化均是根深蒂固，八風吹不動。 早在日本投降後未及一個月，旅居北京的台灣人文學家張我軍（1902-1955），在報上發表〈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一文中，就發出警語，指出台灣2、30歲以下的青年沒有國家觀念。 可見中國接收台灣未及一、兩個月，慶賀光復的歡呼聲猶在耳際，所謂的「漢奸滿街跑」雖是過甚其詞，但反祖國的幢幢魅影，已經隱然浮現了。具有中國意識投入大陸抗戰的台灣「半山」，就是旁觀者清看出台灣奴化與皇民化的嚴重性。 吳濁流在其《台灣連翹》一書中提到：「(半山)黃朝琴、劉啓光、游彌堅、連震東等人還為了奴化教育問題而到全省各地去演講，和外省人一起攻擊本省人，普受地方的知識階級反感。本省人利用新生報的日文版予以反擊，是項論戰一直繼續到二二八事件前夕。」 🔸🔸 奴化+皇民化=二二八 🔸🔸 無可諱言，日本殖民51年後，在奴化教育下，藐視中國的觀點已經是瀰漫在台灣的知識界，這從他們毫無讚語，一味只以封建落後評價中國，就可見出。光復時他們是帶著負面成見檢視大陸人，自然也就百般挑剔，拿放大鏡看大陸人的缺點和劣跡。 這也就是在陳儀💯的言論自由下，以中年知識分子與左翼共黨所掌控的所有民營報紙，都是一面倒反政府，把陳儀政府描繪成貪汙團隊的主要原因。 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 再者，過去日據時期的師範學校培訓台灣教員，就是要這些教員作育台灣人成為日本的「忠良國民」，他們對師範學生會不著力灌輸忠愛日本、不齒中國的思想教育？尤其1937年開始皇民化，更需要對這些師範學生加強唾棄中國、效忠日本的奴化洗腦，以利於向中小學生宣揚皇民思想。 光復後這些台灣教員依舊在各級學校以日語授課，而媒體又是在台灣知識精英蔑視中國、推崇日本，攻擊政府的輿論主導下。因此光復後絕大部分青少年學生的奴化思想和皇民意識，豈止沒有轉變過來，必然還是繼續在加熱中。 因此在駐軍空虛維安無力的情況下，光復不到一年半就爆發了以台籍日軍和青少年學生為主的二二八暴亂，也就無足為奇了。而當時的知識份子在不滿政府和自身的奴化概念的「共識」下，就很容易忽視而失察了年輕一代心中數典忘祖的皇民化。 於是二二八發生時，一些中年知識份子或是眼高手低不滿現實，或是因自己的前途被光復受阻，要以配合自己利益的步調重建台灣，而主張民主自治。也就錯估形勢，搶搭暴亂的順風車，與反中仇華的皇民化青少年沆瀣一氣了。 台獨所謂的二二八的原因：「政風腐敗、特權橫行、軍紀敗壞、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物價暴漲、…」，這些情況並非沒有，但是被當時陳儀放任媒體💯言論自由所誇張渲染了。除了戰後蕭條和通膨，日本離去前狂印鈔票的惡意搗蛋，以及地主與糧商囤積大米…等，導致物價暴漲之外，其他所述的原因都與實情相去甚遠。 主要還是為了完全否認皇民化是二二八暴亂的原因，要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就盡量加工編造這些情況到了極其惡劣的地步。這樣才足以解釋何以短短不到一年半，就從欣喜若狂的歡慶回歸，轉成無理性的反祖國暴亂。 🔸🔸 井蛙之見的台灣知識精英 🔸🔸 台獨還從文化層面分析二二八，是由於「台灣近代化的先進社會無法接受腐朽落後的中國封建統治」。其實這只能從底層民眾做比較而已，因為台灣國民教育的普及度高，加上日本的嚴刑峻法，以一般老百姓的水準來講，台灣確是比大陸高很多。 然而所謂的腐朽落後、專制封建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早就被中國人深惡痛絕了。矯枉過正盲目高呼剷除舊文化的魯迅還就是陳儀最崇拜的人，1936年魯迅去世時，陳儀十分悲痛，當即電告蔣介石，提議為魯迅舉行隆重的國葬。 再說，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教育何嘗會教導自由民主人權的概念？也無現代的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只設有醫工農學科，不過是半調子的現代化教育為了配合殖民政策而已。絕大多數台灣知識精英封閉在汙衊中國的奴化觀點裡，不知今夕是何夕，仍舊以腐朽封建看中國。 於是井蛙之見眼高手低的台灣知識精英就自我膨脹，認為自己有了服從守法的日本精神，就高過大陸官員的治理能力。光復後因為中國的語文能力太差而不受重用，於是倍感委屈，失意之餘就轉到政府的對立面。 並且以陳儀政府來講，哪一個官員不是受過相當高的現代教育？加上行政的歷練，他們的能力是台灣的知識精英所能比得上的嗎？主要的行政主管如：電力系統的孫運璿、財政負責人嚴家淦、農復會的沈宗瀚、交通廳長任顯群，都是正直幹練的清官能吏，這樣的人才在當時的台灣找得出來嗎？ 台獨如李筱峰之流為了政治目的，對日本盡心竭力培養出來，成果豐碩的奴化思想和皇民意識一概都不承認，卻依舊沿襲奴化的皇民思維賤視中國。以大陸下駟的無知民眾的水準，與台灣上駟的知識精英相對比，宣稱二二八是低文化的中國無法統治高文化的台灣所爆發的衝突。 🔸🔸 台灣和韓國有不同的奴化 🔸🔸 日本殖民台灣和韓國之後出現親日和反日的相反現象，原因並非是日本對台灣人好，對韓國人不好。反而是倒轉過來，對韓國人比台灣人好。 韓國在日本的統治下，仍舊擁有自己的王朝王室，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保留了下來。韓國人被准許寫歷史，有自身的新聞，因此韓國仍有歷史的根，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的支柱並未倒下。 而台灣就不同了，割讓之後上層統治階級全都逃往大陸走避一空，起而抗日的民間精英人士又被屠戮殆盡。日本平定台灣後，餘下的民眾絕大多數都屬於渡海討生活，學識貧乏的農工階級。 整個台灣頓失民族精神的依持，文化根基又脆弱，一般人只能聽天由命為生存而生存，易於滋生順民心態。在這個的基礎上，所以日後日本能夠順利推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徹底醜化中國民族的奴化教育，這是日本在韓國是作不到也不敢做的。 日本殖民時，有些韓國人甚至官拜皇軍中將，統領成千上萬的日本子弟兵，而台灣人任過的最高軍階是海軍大尉的吳振武。盡管日本這麼看得起韓國人，但是日本戰敗後，台籍與韓籍的日兵的表現卻完全相反。 有位台籍日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戰敗)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而戰後發放撫恤金，韓籍日兵是日兵的一半，對日本這麼忠愛的台籍日兵是日兵的¼。 日本在韓國的皇民化所以大失敗，就是日本會強制脅迫韓國人服從殖民政策，但是日本只敢做半套奴化教育。只能崇揚日本，不敢賤辱韓國的文化和民族。 韓國人對皇民化是引以為恥，日本在韓國改姓氏是強迫，在台灣是「恩准」，台灣人要數典忘祖，都要對能夠「沐幸皇恩」感激不已。日本對台灣的奴化教育的徹底成功，就是接收後台灣知識精英抵制陳儀政府，二二八之時台籍日軍和青少年發動反華暴亂的時代背景和幕後原因。 並且韓國獨立後，進行清算「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徹底「去殖民化」。而國民政府並沒這麼作，就是抗戰勝利後執行的「漢奸懲治條例」，由於蔣介石體諒台灣人的皇民化是身不由己，所以在台灣也並沒有實行。 因此蔣介石遷台後，日本遺留的奴化思想和皇民意識並未根除清盡，依舊在陰暗的角落像蘑菇一樣繁生滋長。這也就是韓國會反日，台灣會親日的原因。 🔸🔸 奴化是皇民化的根基 🔸🔸 不同於韓國，就是因為日本完全掌控了台灣的歷史教育，李登輝那代人大都不知道日本統治初期的殘酷史。彭明敏就依照日本的教導，說日本殺的抗日先人是「土匪」。王育德說是「狗急反噬，起來暴動」，一再讚揚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的辜顯榮。 沒有自己的歷史觀，又在奴化教育下，於是歷史與民族完全失根，覺得中國一無是處，是自私虛偽、無可救藥的劣等民族。眼中所見的日本是近代化的光輝盛世，也就完全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擺佈，當日本推行皇民化，台灣青少年是歡欣雀躍，興奮狂熱，迫不急待認同日本為「新母國」，以皇民化為幸為榮了。 台獨教母金美齡（1934-），出身於一個靠攏日本的台灣家庭，在皇民化的最高峰期，畢業於專屬日本兒童就學的「小學校」。在2009年決定要完成她終生的心願，加入日本國籍成了日本人，她發表感言昭告天下： 「對台灣人來說，日本統治時代是美好時代，當時幾乎沒有台灣人想當中國人。對於經歷過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來說，日本更是心中的另一個祖國」。 在兒童時期就種下皇民根苗的金美齡，她這番話絕不能代表所有台灣人的想法。但確是極為生動傳神，活靈活現地表達了台灣舉世無雙的殖民地奴化心態，她這種心態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是以，蔑視中國、崇楊日本的奴化教育就是皇民化的思想基礎。受奴化教育的影響愈深，皇民意識也就愈堅強。譬如醫學院是台灣人受日本教育最高的學系，光復後台大醫學院就成了台獨思想的溫床。 李登輝以來極力進行「去中國化，再皇民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發揚光大奴化思想。時至今日，支持台獨的台灣人生出一種連台灣人本位都喪失，毫無自立自強的奇怪邏輯： 他們認為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對台灣人的歧視壓榨是正常的、合理的，而日本人優秀無比，所以台灣人崇日媚日都是應該的、自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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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