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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21 12:36:44瀏覽859｜回應0｜推薦18 | |
| 即使是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的書中，雖然他有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國煇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是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 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是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是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也或許，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激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因此戴國煇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 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原因：可能是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僅是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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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