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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7 21:53:03瀏覽810|回應5|推薦86 | |
🔸🔸 貶孔黜孟 🔸🔸
當了皇帝才開始讀書的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在剛登上帝位時,他對孔子還非常尊敬。洪武元年下詔「以太牢祀先聖孔子於國學」,並派使者到曲阜致祭。 使者臨行前,朱元璋告誡說:「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可是洪武二年,大概朱元璋突然心血來潮,想到天下哪裡可以有比自己這位開國聖君更偉大的人物?於是下了一道震驚天下的詔書:「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 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立時遭到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後來,他覺得這一做法大失天下之心,自己剛剛登基為帝對自己大為不利,只好收回了成命。 到了就任皇帝第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讀《孟子》。對於《孟子》他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讀著讀著,朱元璋眉頭越皺越緊。 終於勃然暴怒,把書一摔,大聲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免我之誅)」?意思是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活得了嗎? 原來朱元璋讀到了這樣一些文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朱元璋立刻召見文臣,宣布即日起「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將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廟,禁止祭祀。 此命一下,舉朝嘩然。大臣們當然紛紛上奏,表示反對。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燒了,宣布朕意已決,誰也不許再說,否則以「大不敬」的罪名處死。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厲害,朝廷上立馬靜下來了。可是孔孟在中國被崇拜千年,畢竟會有幾個鐵杆粉絲屹立不倒。刑部尚書錢唐就堅持己見,慨然而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還是要進宮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聽錢唐為這事而來,命令侍衛將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錢唐肩臂之上各中兩箭,鮮血直流,不過仍英勇不屈,硬往裏闖。史載: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車載棺材隨自己之後),袒胸受箭」。 朱元璋敬佩他是條漢子,叫他進來說話。錢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陳孟子之不可廢。說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廢絕祭祀,不但中國震動,四夷也會驚愕,會懷疑中國還是那個尊奉聖人之道的天朝上國嗎? 錢唐捨命闖關,也讓朱元璋見識了孟子在讀書人心目中的份量,想想錢唐說得也是。於是命人把錢唐送到太醫院好好治療,一年後又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廟,配享如故。 可是朱元璋還是覺得不能聽任《孟子》裏的大量「毒素」流傳下去,洪武二十七年命令臣下「刪孟」。共砍掉《孟子》書中「對君不遜,罪該萬死」的文句85條,編了一本《孟子節文》,又下詔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取士。 🔸🔸 歌頌元朝是造福中國」 🔸🔸 在推翻元朝之際,中原漢人皆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強烈要求朱元璋徹底清算元朝的罪惡,懲辦那些欺壓百姓的元朝統治者。可是朱元璋反而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在進軍大都之時,他要求軍隊不得危害元朝皇親貴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對俘獲的元朝貴族一概予以極盡尊禮,封給他們很高的爵位,賜給極為優厚的生活條件,讓漢族人繼續對他們行禮如儀。 當時漢人都不承認蒙古人統治的正統地位,可是朱元璋卻堅持元朝是「正統」。在他即位告天的文中,他這樣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也就是說,元朝統治中國是受命於天,光明正大,理所當然。元朝覆亡如同宋朝,都只是國運的氣數已盡,天命如此而已。 他對元朝統治還表達了感恩戴德之情:「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 然而在大元帝國的統治之下,漢人打傷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了漢人隻賠一頭驢。漢人即使當了大官,見到蒙古人,行禮畢要把雙手反被過來,作捆綁狀,以表示歸順之意。 他父親朱元四到處遷徙落得餓死,朱元璋也是因為活不下去才參加了紅巾軍。按理說,他應該對大元懷有刻骨仇恨才對,怎居然歌功頌德感激涕零起來? 朱元璋是這麼解釋:元朝皇帝雖然統治低能,但畢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設了幾名官員,比天下大亂還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說:「元祖功德在人」。 在給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這樣頌揚元朝的統治:「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澤)被人民者矣。」「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淩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元大都北平給元世祖蓋了廟。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歷代帝王廟,把元世祖和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還把元朝開國功臣木華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邊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禮。 他如此敬禮元朝,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天下百姓作個示範,對所有開國皇帝都要崇敬愛戴,奉若神明。讓他們也敬禮他這位大明新朝的開國皇帝,應該效忠他的大明新朝。 🔸🔸 「皇權天授」,建國皇帝皆奉天命 🔸🔸 為了說服天下要絕對效忠大明新皇朝,說他之所以能登帝位,除了是因為父祖「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最主要的是「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 他又以元朝為例:「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意思就是:蒙古人少,文化落後,但是他們居然就入主中原了!這恰恰說明,蒙古人有「天命」,是「天授」而成。 同樣地,天下那麼多富貴人、讀書人、有根基的人,誰也沒當上皇帝。偏偏他這個叫花子遊方僧,大字不識幾個,卻當上了皇帝,這不正說明他有「天命」嗎?而天命不可違,對他這個「皇權天授」的真命天子當然要絕對效忠。 於是必須讓百姓明白從此以後無論如何都不該造反,他打造出:王朝對百姓的「恩德論」。他說:開國皇帝對天下百姓來說,有兩大恩德:一是開創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殘殺,可以保全性命,安居樂業。 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所有的糧食都是在皇族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人都是皇帝一個人養活的,每個人因此都應該對皇帝感恩戴德。 他朱元璋雖然生不逢時,沒趕上元朝統治良好的時候,幾十年吃不飽穿不暖,但畢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麽能忘恩負義不予承認? 所以,既然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即使一時統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暴,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遠不能起叛逆之心,更不能起義造反。 理論構建到這兒,朱元璋發現他遇到了一個大難題:既然他自稱家世受元朝春風化雨之恩,踐元朝之土,食元朝之糧,卻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這又怎麼說呢? 而且天下無道,人民揭竿而起,這是天經地義。他自己正是起義出身的,那為何他可以造反,別人不可以?若再有後來者效仿他起兵反對他怎辦? 🔸🔸 推翻元朝與我朱元璋無關 🔸🔸 他是這麼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是為了吃飯活命,並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汙點。 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在《皇陵碑》又指責:「元綱不振…,豪傑(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麽好東西)」。 其實,朱元璋派徐達北伐之時,在討伐的檄文裡把元朝皇帝和蒙古人可以說罵了一個狗血淋頭。打出的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斷言「胡虜無百年之運」。 這篇相傳由宋濂起草的檄文正氣浩然、大義凜然。文中有:「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然而在他把元順帝趕到蒙古草原,當了皇帝之後,反元的調子一下子就變了。開始認為元朝皇帝是聖人,成吉思汗、忽必烈都是上天為中國人選定的皇帝。自己在元朝生活的很好,很開心、很感恩,他絕無造反推翻元朝之心。 睜眼說瞎話,自我矛盾完全不提派徐達北伐元朝殘軍,誓滅胡虜的那篇檄文。他說「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強調他起兵之時,元朝已經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動不動手,元朝都註定要完蛋了。又再三申明當時「群雄無成,徒擾生民」,因為天下大亂,為了拯救萬民於水火,不得已加入戰亂。 因此,並非他有意圖謀元朝的天下,而是天命所歸:「此非朕有心於天下,而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他的皇位是老天特別賞賜給他的。 🔸🔸 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 洪武十八年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挖空心思創造了「殃歸首亂,福在殿興」的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頭造反的那些奸雄,而「殿興」者,就是他朱元璋這樣半路領導起義的人。 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他把把造反的人貼上標籤,都是「好作亂的愚民」,認為這些人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 由於這些人「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也就是說,革命起義的人都是「首亂」,必遭天譴,起頭造反的人註定沒有好下場。 朱元璋還舉大量的例子來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的起義造反,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後人的鋪路石,如: 「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係造言倡亂(之)首者」,全都成事不足,煙消火滅矣。這就是所謂的「殃歸首亂」。 至於那些後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有什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給大家太平日子。 所以「天不與首亂者」,像他朱元璋這樣的人撥亂反正,回復太平造福百姓,是以奉天承運,「福在殿興」得了天下。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盡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發難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稱之為愚民,說他們是作亂。 站在「首亂」者的屍體上,享受首亂者用自己的犧牲換來的成果,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美化自己是「福在殿興」,實在是匪夷所思。 🔸🔸 寧可餓死,也不可造反 🔸🔸 也就是他不願樹立造反的「壞榜樣」,竟然自打嘴巴向天下認錯,歪曲事實表明他對元朝的功德終身感恩在心,參加起義完全是被逼上賊船,身不由己。決不是為了搶元朝的皇位而造反,聲明天下取自群雄。 又為了強調造反是錯誤而愚蠢的事,朱元璋繼續費盡口舌,推導出寧可餓死,也強於造反的說法。連哄帶騙,如同大人用鬼嚇小孩,把造反的下場說得極其恐怖悲慘。 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有天災餓死人,「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皇投崖,趨火赴淵而歿」。比起這些不幸慘死的造反者,不造反的人「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是得以安然「優遊」善終。 他通過親身經歷的見聞,舉出拖家帶眷參與造反的人為例:「且昔朕親見…。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與官軍拒(戰),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 「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全家俱亡)者甚多矣」。 又說除了那些「首亂」的奸雄」或有可能獲得功名富貴,但是所有跟從的民眾即使在造反成功後,依舊還是必須聽命而受役使的非軍即民,身份沒變結局還更糟。 對這種情況,朱元璋悲天憫人地哀嘆道:「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也就是說:響應造反的民眾打了半天仗,全家僥倖不死還是落了個普通軍民,空費一回事而已。而且戰亂之後經濟蕭條,百物騰貴,百廢待興,普通軍民的生活只會比造反前更加繁重勞苦。 通過這種「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理論,不提推翻無道王朝能夠得到的長遠福祉,只說造反後一時的可怕代價。要大家即使碰上壞皇帝,繼續安安穩穩做順民,也總比造反來、造反去,天下大亂要好得多。 於是朱元璋苦口婆心警告百姓:「寧可餓死,也不可造反」。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現:「不論怎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 竭盡一切手段永保江山社稷 🔸🔸 朱元璋反元時痛罵蒙古人暴虐,推翻元朝後後跪拜忽必烈是為了他的江山社稷。得天下後大封功臣,晚年大肆殺戮功臣也是為了江山社稷。自己造反起家,又編造理由反對造反,也是為了他的江山社稷。 科舉的命題只限於他選定的經書內容,死死控制思想。利用「文字獄」捕風捉影殺文人,牢牢箝制言論。廢除宰相制,皇帝大權獨攬以利於他一家「私天下」,都是為了永保江山社稷。 登基第二年立即頒佈學校禁例十二條,刻石立碑置於各地孔子廟的學宮明倫堂左側,稱為「臥碑」。嚴禁生員(秀才與秀才進修生)議論天下利病,以及干預地方政務和司法官司,不准建言和評說,搞絕對服從的「奴化教育」。 洪武十八到二十年接連頒行了四篇徹頭徹尾「朕就是法」的《大誥》,是學校和私塾必修的政治課程,農隙農閒和一般民眾都要聚會學習《大誥》,嚴令國子監、生員熟讀講解《大誥》的案例和法令。 四篇《大誥》就各種不利王朝統治所發生的案例,立下懲治的榜樣,賞罰量刑完全以他個人的喜怒好惡,任意裁奪。而且律外用法,法外加刑,如收糧違限,依《大明律》處以杖刑即可,而依《大誥》則可淩遲處死。 明令全國官、軍、民戶戶皆有一本,家傳人誦,知法畏法而守法,熟觀為戒,永以為訓。科舉考試也從中出題以資錄用,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平步青雲。 發佈《大誥》其中的一個主要用意,朱元璋自稱是要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懲治對象以「害民」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兩類為多。 其實這並非是朱元璋愛民恤民,仗義為民。而是他深切認識到官員貪污腐敗和豪強為非作歹,會使百姓對政權離心離德,不利於王朝的穩固統治,這正是元朝末年會發生反元動亂的原因。 為了防範民怨一發不可收拾,官逼民反顛覆了他家的江山社稷。所以鼓勵「告官」,允許「鄉里年高有德人等赴京面奏地方官吏好惡」,後來又進一步規定可以將害民的官吏皂隸「綁縛赴京」受審,並表揚和厚賞舉發的民眾。 然而《大誥》輕罪重判,大肆殺戮,刑罰狠毒。既用久廢之肉刑,有些更非古刑之所有,殘酷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四篇《大誥》就是「殺人手冊」,對全國臣民進行「恐怖統治」。 用刑之時,就是連朱元璋有時「自觀之,毫髮為之悚然」。但他還是在《大誥》中對案例所用的刑法加以批註,申重和強調受刑人是罪有應得,津津樂道。 但是過於濫刑使人動則得咎輕易入罪,大小罪的刑罰酷烈程度相差無幾,以致於枉殺濫殺的流弊甚大,反而使人不在乎起來。以致於「惡人以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尋常」,功效不彰。朱元璋死後《大誥》也就人亡政息,廢置停用。 🔸🔸 儒家的罪人,反動皇帝 🔸🔸 與同樣是布衣起事的漢高祖不同,劉邦當過泗水亭長,相當於今之警察分局長,多少有些文化,懂得些國家社會上應該遵循的道理。朱元璋則是目不識丁,當和尚只是為了混飯吃,所懂得的文化大概僅是忠孝兩個字。 朱元璋就自承對孔孟大道理的無知:「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畎畝之間,更入緇流(受社會污染,緇ㄗ:黑衣、黑色),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概無知,幾喪其身焉」。 可見他是在低層的邊緣社會,人心險惡無情,爾虞我詐,惡霸作威作福,這樣的環境中掙扎圖存,「幾喪其身(幾乎喪命)」而成長的。耳濡目染下,近墨者黑,他會有什麼高尚的心地和人品?眼中只有自身利益而已。 對朱元璋來說,沒有什麽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他赤手空拳從無到有,拚死拚活打出來的天下。世間一切,包括所謂的「天命」「聖人」都要為他打來的江山而服務。 在得天下之前,雖然自己精明強悍,智勇過人,屢建戰功脫穎而出。若想開國稱帝,然而胸無點墨,毫無文韜武略可言。所以必須禮賢下士,對才德兼備,高明有謀略的飽學之士如劉基(伯溫)、李善長…等文士儒生謙恭求教。 但是得天下之後,他冷酷無情、心狠手辣,自私成性的真面目就暴露無遺。除了狠毒殘忍大殺功臣,連直言敢諫的忠直之士都照殺不誤,前後判若兩人。 朱元璋嗜權如命,猜忌多疑,一般案件牽連者動輒數十至數百。一人犯罪,全家甚至整個親族、友朋、鄰里都跟著遭殃,斬草除根以絕後患,這是洪武朝的常見現象。 調查宰相胡惟庸的謀反案,歷時十年前後誅殺三萬人。為了翦除功高勢大,驕縱專橫的開國名將藍玉,也以謀反入罪,前後連坐而死高達一萬五千人。他還作了〈奸黨錄〉、〈逆臣錄〉等昭示全國,以收殺雞儆猴之效。 根據《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的統計,其中梟首、剝皮、抽筋、凌遲、族誅等的案件共計一萬餘,殺人上十萬,連地方官員都嚴重空缺,乃至有帶枷的罪官繼續辦公,坐堂審理犯人的奇景怪象。 《大誥》嚴刑峻法管理官僚與百姓,他的《大明律》禁止百姓未經許可自由遷徙。設立了「錦衣衛」等特務機構,秘密偵察大小官吏活動,整肅顯貴的勢力。 中國直到元朝,臣子奏事還不需跪對,到了朱元璋時,臣子就必須跪著對皇帝說話。朱元璋還設立廷杖,杖打不合己意的官員,甚至動不動就把官員在朝廷上打死,全然就是黑道老大當了皇帝的作風。 只要有利於他永保江山社稷,甚至於甘冒大不韙,赤裸裸違反儒家仁政的原則和道德,使用殘酷至極的法家手段治官治民,與自己常說的「治天下以仁義為本」自相矛盾。 與所謂的「表面上公天下,內心裡私天下」的【外儒內法】不同,朱元璋妄想創立一套帝王治術,道德教化和嚴刑峻罰並用,以為這樣就可使天下長治久安,以為這樣就能夠使他家的皇朝千秋萬代永存,絲毫沒有「安民、恤民」的民本概念。 他推崇程朱理學家那樣的儒學大師,因為程頤、朱熹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從「天理」來論證、來維護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威,力倡忠君。 朱元璋經常詔告臣民,頒講「事君之道,唯盡忠不欺」。以「敬天、忠君、孝親」為綱編成《精誠錄》,頒示臣僚,為他們提供政治指南,嚴明君臣互動的準則。 他的君王與臣民的關係是家天下的主奴關係,全國官民必須俯首貼耳遵從三綱五常,作「扶持名教」的僕妾。人人都安分守己,不敢為非,絕對不能有絲毫違逆帝王之心、之言、之行。 問題就是朱元璋主張忠君,就代表儒家的君主政治?像他這種貨色,能算是儒家文化的產物?根本就是儒家的罪人,一個反動皇帝而已。以致於明末出現像王夫之和黃宗羲對君權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 清承明制,也廢除宰相制。乾隆讀到宋朝人說「宰相以天下為己任」這句話,心中大生反感,他認為天下是由皇帝專管,豈容宰相如此擅為,明清兩朝都變成皇帝極權。 而且滿人入主中原,更需要專制的鐵腕和思想的禁錮,所以對明朝的「文字獄、八股取士」照單全收,「臥碑」到清朝變得更厲害了,生員更不許結社。以致活潑、自由的思想杳無蹤跡,中國人文精神就此沈淪,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蘇醒。 看看明清兩朝君主專制的極端化、絕對化,難怪有人感嘆:「崖山之後無中國」(崖山之戰:宋軍與元軍的決定性的最後一戰),中國儒家精神隨著南宋的滅亡而滅亡了。 當然這僅僅說對了一半,即崖山之後的華夏文化,已經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華夏文化,但並不證明崖山之後華夏文化已經淪喪殆盡。 ------------------------------ 本文朱元璋論及「反元」以及「造反」的部份,參考和摘自: https://m.xsw.tw/528201/82717775.html 〈從刪《孟子》到給元朝皇帝磕頭〉 燈下隨筆 作者:張宏傑 書屋(2013年5期) ------------- 註1: 劉邦殺韓信是因為韓信與舊日楚臣牽扯不清,涉及謀反。陽夏侯陳稀公然叛漢,自立為大王,為樊噲軍追斬於靈丘。 其他所殺的開國功臣是分封的七名異姓王,這些異姓王佔地自雄,專制一方,有如半獨立王國,叛服無常。這些人被誅者五,倖存者一,長沙王吳芮降為侯。明朝34個開國功臣,朱元璋殺了30個。 註2: 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去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僅留刺面黥刑。 元朝則重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凌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之後凌遲開始泛濫化,延至明清。 註3: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詔開科舉,對內容、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此時並無「八股文」的名稱。 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註4: 「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的源頭眾說紛紜,比較可靠的是源自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894年所發的言論。意謂中華文化在宋朝亡後失去了傳承,中國文明之中心將發生移動,而日本將要接受這個「大使命」。 他主張日本為了將中華文明重新植入中國,所以需要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為中國「解毒」「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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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