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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7/17 21:53:03瀏覽971｜回應5｜推薦88 | |
| 🔸🔸 貶孔黜孟 🔸🔸
當了皇帝才開始讀書的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在剛登上帝位時，他對孔子還非常尊敬。洪武元年下詔「以太牢祀先聖孔子於國學」，並派使者到曲阜致祭。 使者臨行前，朱元璋告誡說：「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可是洪武二年，大概朱元璋突然心血來潮，想到天下哪裡可以有比自己這位開國聖君更偉大的人物？於是下了一道震驚天下的詔書：「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 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立時遭到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後來，他覺得這一做法大失天下之心，自己剛剛登基為帝對自己大為不利，只好收回了成命。 到了就任皇帝第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讀《孟子》。對於《孟子》他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讀著讀著，朱元璋眉頭越皺越緊。 終於勃然暴怒，把書一摔，大聲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免我之誅)」？意思是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活得了嗎？ 原來朱元璋讀到了這樣一些文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朱元璋立刻召見文臣，宣布即日起「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將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廟，禁止祭祀。 此命一下，舉朝嘩然。大臣們當然紛紛上奏，表示反對。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燒了，宣布朕意已決，誰也不許再說，否則以「大不敬」的罪名處死。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厲害，朝廷上立馬靜下來了。可是孔孟在中國被崇拜千年，畢竟會有幾個鐵杆粉絲屹立不倒。刑部尚書錢唐就堅持己見，慨然而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還是要進宮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聽錢唐為這事而來，命令侍衛將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錢唐肩臂之上各中兩箭，鮮血直流，不過仍英勇不屈，硬往裏闖。史載：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車載棺材隨自己之後)，袒胸受箭」。 朱元璋敬佩他是條漢子，叫他進來說話。錢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陳孟子之不可廢。說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廢絕祭祀，不但中國震動，四夷也會驚愕，會懷疑中國還是那個尊奉聖人之道的天朝上國嗎？ 錢唐捨命闖關，也讓朱元璋見識了孟子在讀書人心目中的份量，想想錢唐說得也是。於是命人把錢唐送到太醫院好好治療，一年後又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廟，配享如故。 可是朱元璋還是覺得不能聽任《孟子》裏的大量「毒素」流傳下去，洪武二十七年命令臣下「刪孟」。共砍掉《孟子》書中「對君不遜，罪該萬死」的文句85條，編了一本《孟子節文》，又下詔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取士。 🔸🔸 歌頌元朝是造福中國」 🔸🔸 在推翻元朝之際，中原漢人皆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強烈要求朱元璋徹底清算元朝的罪惡，懲辦那些欺壓百姓的元朝統治者。可是朱元璋反而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在進軍大都之時，他要求軍隊不得危害元朝皇親貴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對俘獲的元朝貴族一概予以極盡尊禮，封給他們很高的爵位，賜給極為優厚的生活條件，讓漢族人繼續對他們行禮如儀。 當時漢人都不承認蒙古人統治的正統地位，可是朱元璋卻堅持元朝是「正統」。在他即位告天的文中，他這樣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也就是說，元朝統治中國是受命於天，光明正大，理所當然。元朝覆亡如同宋朝，都只是國運的氣數已盡，天命如此而已。 他對元朝統治還表達了感恩戴德之情：「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 然而在大元帝國的統治之下，漢人打傷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了漢人隻賠一頭驢。漢人即使當了大官，見到蒙古人，行禮畢要把雙手反被過來，作捆綁狀，以表示歸順之意。 他父親朱元四到處遷徙落得餓死，朱元璋也是因為活不下去才參加了紅巾軍。按理說，他應該對大元懷有刻骨仇恨才對，怎居然歌功頌德感激涕零起來？ 朱元璋是這麼解釋：元朝皇帝雖然統治低能，但畢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設了幾名官員，比天下大亂還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說：「元祖功德在人」。 在給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這樣頌揚元朝的統治：「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澤)被人民者矣。」「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淩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元大都北平給元世祖蓋了廟。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歷代帝王廟，把元世祖和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還把元朝開國功臣木華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邊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禮。 他如此敬禮元朝，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天下百姓作個示範，對所有開國皇帝都要崇敬愛戴，奉若神明。讓他們也敬禮他這位大明新朝的開國皇帝，應該效忠他的大明新朝。 🔸🔸 「皇權天授」，建國皇帝皆奉天命 🔸🔸 為了說服天下要絕對效忠大明新皇朝，說他之所以能登帝位，除了是因為父祖「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最主要的是「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 他又以元朝為例：「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意思就是：蒙古人少，文化落後，但是他們居然就入主中原了！這恰恰說明，蒙古人有「天命」，是「天授」而成。 同樣地，天下那麼多富貴人、讀書人、有根基的人，誰也沒當上皇帝。偏偏他這個叫花子遊方僧，大字不識幾個，卻當上了皇帝，這不正說明他有「天命」嗎？而天命不可違，對他這個「皇權天授」的真命天子當然要絕對效忠。 於是必須讓百姓明白從此以後無論如何都不該造反，他打造出：王朝對百姓的「恩德論」。他說：開國皇帝對天下百姓來說，有兩大恩德：一是開創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殘殺，可以保全性命，安居樂業。 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所有的糧食都是在皇族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人都是皇帝一個人養活的，每個人因此都應該對皇帝感恩戴德。 他朱元璋雖然生不逢時，沒趕上元朝統治良好的時候，幾十年吃不飽穿不暖，但畢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麽能忘恩負義不予承認？ 所以，既然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即使一時統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暴，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遠不能起叛逆之心，更不能起義造反。 理論構建到這兒，朱元璋發現他遇到了一個大難題：既然他自稱家世受元朝春風化雨之恩，踐元朝之土，食元朝之糧，卻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這又怎麼說呢？ 而且天下無道，人民揭竿而起，這是天經地義。他自己正是起義出身的，那為何他可以造反，別人不可以？若再有後來者效仿他起兵反對他怎辦？ 🔸🔸 推翻元朝與我朱元璋無關 🔸🔸 他是這麼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是為了吃飯活命，並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汙點。 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與元臣禿魯書》他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在《皇陵碑》又指責：「元綱不振…，豪傑（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麽好東西）」。 其實，朱元璋派徐達北伐之時，在討伐的檄文裡把元朝皇帝和蒙古人可以說罵了一個狗血淋頭。打出的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斷言「胡虜無百年之運」。 這篇相傳由宋濂起草的檄文正氣浩然、大義凜然。文中有：「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然而在他把元順帝趕到蒙古草原，當了皇帝之後，反元的調子一下子就變了。開始認為元朝皇帝是聖人，成吉思汗、忽必烈都是上天為中國人選定的皇帝。自己在元朝生活的很好，很開心、很感恩，他絕無造反推翻元朝之心。 睜眼說瞎話，自我矛盾完全不提派徐達北伐元朝殘軍，誓滅胡虜的那篇檄文。他說「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強調他起兵之時，元朝已經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動不動手，元朝都註定要完蛋了。又再三申明當時「群雄無成，徒擾生民」，因為天下大亂，為了拯救萬民於水火，不得已加入戰亂。 因此，並非他有意圖謀元朝的天下，而是天命所歸：「此非朕有心於天下，而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他的皇位是老天特別賞賜給他的。 🔸🔸 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 洪武十八年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挖空心思創造了「殃歸首亂，福在殿興」的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頭造反的那些奸雄，而「殿興」者，就是他朱元璋這樣半路領導起義的人。 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他把把造反的人貼上標籤，都是「好作亂的愚民」，認為這些人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 由於這些人「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也就是說，革命起義的人都是「首亂」，必遭天譴，起頭造反的人註定沒有好下場。 朱元璋還舉大量的例子來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的起義造反，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都做了後人的鋪路石，如： 「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係造言倡亂(之)首者」，全都成事不足，煙消火滅矣。這就是所謂的「殃歸首亂」。 至於那些後來才參加起義的人，就沒有什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束，早點還給大家太平日子。 所以「天不與首亂者」，像他朱元璋這樣的人撥亂反正，回復太平造福百姓，是以奉天承運，「福在殿興」得了天下。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盡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發難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稱之為愚民，說他們是作亂。 站在「首亂」者的屍體上，享受首亂者用自己的犧牲換來的成果，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美化自己是「福在殿興」，實在是匪夷所思。 🔸🔸 寧可餓死，也不可造反 🔸🔸 也就是他不願樹立造反的「壞榜樣」，竟然自打嘴巴向天下認錯，歪曲事實表明他對元朝的功德終身感恩在心，參加起義完全是被逼上賊船，身不由己。決不是為了搶元朝的皇位而造反，聲明天下取自群雄。 又為了強調造反是錯誤而愚蠢的事，朱元璋繼續費盡口舌，推導出寧可餓死，也強於造反的說法。連哄帶騙，如同大人用鬼嚇小孩，把造反的下場說得極其恐怖悲慘。 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縱有天災餓死人，「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皇投崖，趨火赴淵而歿」。比起這些不幸慘死的造反者，不造反的人「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是得以安然「優遊」善終。 他通過親身經歷的見聞，舉出拖家帶眷參與造反的人為例：「且昔朕親見…。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與官軍拒(戰)，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 「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全家俱亡)者甚多矣」。 又說除了那些「首亂」的奸雄」或有可能獲得功名富貴，但是所有跟從的民眾即使在造反成功後，依舊還是必須聽命而受役使的非軍即民，身份沒變結局還更糟。 對這種情況，朱元璋悲天憫人地哀嘆道：「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也就是說：響應造反的民眾打了半天仗，全家僥倖不死還是落了個普通軍民，空費一回事而已。而且戰亂之後經濟蕭條，百物騰貴，百廢待興，普通軍民的生活只會比造反前更加繁重勞苦。 通過這種「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理論，不提推翻無道王朝能夠得到的長遠福祉，只說造反後一時的可怕代價。要大家即使碰上壞皇帝，繼續安安穩穩做順民，也總比造反來、造反去，天下大亂要好得多。 於是朱元璋苦口婆心警告百姓：「寧可餓死，也不可造反」。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現：「不論怎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 竭盡一切手段永保江山社稷 🔸🔸 朱元璋反元時痛罵蒙古人暴虐，推翻元朝後後跪拜忽必烈是為了他的江山社稷。得天下後大封功臣，晚年大肆殺戮功臣也是為了江山社稷。自己造反起家，又編造理由反對造反，也是為了他的江山社稷。 科舉的命題只限於他選定的經書內容，死死控制思想。利用「文字獄」捕風捉影殺文人，牢牢箝制言論。廢除宰相制，皇帝大權獨攬以利於他一家「私天下」，都是為了永保江山社稷。 登基第二年立即頒佈學校禁例十二條，刻石立碑置於各地孔子廟的學宮明倫堂左側，稱為「臥碑」。嚴禁生員(秀才與秀才進修生)議論天下利病，以及干預地方政務和司法官司，不准建言和評說，搞絕對服從的「奴化教育」。 洪武十八到二十年接連頒行了四篇徹頭徹尾「朕就是法」的《大誥》，是學校和私塾必修的政治課程，農隙農閒和一般民眾都要聚會學習《大誥》，嚴令國子監、生員熟讀講解《大誥》的案例和法令。 四篇《大誥》就各種不利王朝統治所發生的案例，立下懲治的榜樣，賞罰量刑完全以他個人的喜怒好惡，任意裁奪。而且律外用法，法外加刑，如收糧違限，依《大明律》處以杖刑即可，而依《大誥》則可淩遲處死。 明令全國官、軍、民戶戶皆有一本，家傳人誦，知法畏法而守法，熟觀為戒，永以為訓。科舉考試也從中出題以資錄用，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平步青雲。 發佈《大誥》其中的一個主要用意，朱元璋自稱是要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懲治對象以「害民」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兩類為多。 其實這並非是朱元璋愛民恤民，仗義為民。而是他深切認識到官員貪污腐敗和豪強為非作歹，會使百姓對政權離心離德，不利於王朝的穩固統治，這正是元朝末年會發生反元動亂的原因。 為了防範民怨一發不可收拾，官逼民反顛覆了他家的江山社稷。所以鼓勵「告官」，允許「鄉里年高有德人等赴京面奏地方官吏好惡」，後來又進一步規定可以將害民的官吏皂隸「綁縛赴京」受審，並表揚和厚賞舉發的民眾。 然而《大誥》輕罪重判，大肆殺戮，刑罰狠毒。既用久廢之肉刑，有些更非古刑之所有，殘酷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四篇《大誥》就是「殺人手冊」，對全國臣民進行「恐怖統治」。 用刑之時，就是連朱元璋有時「自觀之，毫髮為之悚然」。但他還是在《大誥》中對案例所用的刑法加以批註，申重和強調受刑人是罪有應得，津津樂道。 但是過於濫刑使人動則得咎輕易入罪，大小罪的刑罰酷烈程度相差無幾，以致於枉殺濫殺的流弊甚大，反而使人不在乎起來。以致於「惡人以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尋常」，功效不彰。朱元璋死後《大誥》也就人亡政息，廢置停用。 🔸🔸 儒家的罪人，反動皇帝 🔸🔸 與同樣是布衣起事的漢高祖不同，劉邦當過泗水亭長，相當於今之警察分局長，多少有些文化，懂得些國家社會上應該遵循的道理。朱元璋則是目不識丁，當和尚只是為了混飯吃，所懂得的文化大概僅是忠孝兩個字。 朱元璋就自承對孔孟大道理的無知：「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畎畝之間，更入緇流(受社會污染，緇ㄗ：黑衣、黑色)，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概無知，幾喪其身焉」。 可見他是在低層的邊緣社會，人心險惡無情，爾虞我詐，惡霸作威作福，這樣的環境中掙扎圖存，「幾喪其身(幾乎喪命)」而成長的。耳濡目染下，近墨者黑，他會有什麼高尚的心地和人品？眼中只有自身利益而已。 對朱元璋來說，沒有什麽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他赤手空拳從無到有，拚死拚活打出來的天下。世間一切，包括所謂的「天命」「聖人」都要為他打來的江山而服務。 在得天下之前，雖然自己精明強悍，智勇過人，屢建戰功脫穎而出。若想開國稱帝，然而胸無點墨，毫無文韜武略可言。所以必須禮賢下士，對才德兼備，高明有謀略的飽學之士如劉基(伯溫)、李善長…等文士儒生謙恭求教。 但是得天下之後，他冷酷無情、心狠手辣，自私成性的真面目就暴露無遺。除了狠毒殘忍大殺功臣，連直言敢諫的忠直之士都照殺不誤，前後判若兩人。 朱元璋嗜權如命，猜忌多疑，一般案件牽連者動輒數十至數百。一人犯罪，全家甚至整個親族、友朋、鄰里都跟著遭殃，斬草除根以絕後患，這是洪武朝的常見現象。 調查宰相胡惟庸的謀反案，歷時十年前後誅殺三萬人。為了翦除功高勢大，驕縱專橫的開國名將藍玉，也以謀反入罪，前後連坐而死高達一萬五千人。他還作了〈奸黨錄〉、〈逆臣錄〉等昭示全國，以收殺雞儆猴之效。 根據《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的統計，其中梟首、剝皮、抽筋、凌遲、族誅等的案件共計一萬餘，殺人上十萬，連地方官員都嚴重空缺，乃至有帶枷的罪官繼續辦公，坐堂審理犯人的奇景怪象。 《大誥》嚴刑峻法管理官僚與百姓，他的《大明律》禁止百姓未經許可自由遷徙。設立了「錦衣衛」等特務機構，秘密偵察大小官吏活動，整肅顯貴的勢力。 中國直到元朝，臣子奏事還不需跪對，到了朱元璋時，臣子就必須跪著對皇帝說話。朱元璋還設立廷杖，杖打不合己意的官員，甚至動不動就把官員在朝廷上打死，全然就是黑道老大當了皇帝的作風。 只要有利於他永保江山社稷，甚至於甘冒大不韙，赤裸裸違反儒家仁政的原則和道德，使用殘酷至極的法家手段治官治民，與自己常說的「治天下以仁義為本」自相矛盾。 與所謂的「表面上公天下，內心裡私天下」的【外儒內法】不同，朱元璋妄想創立一套帝王治術，道德教化和嚴刑峻罰並用，以為這樣就可使天下長治久安，以為這樣就能夠使他家的皇朝千秋萬代永存，絲毫沒有「安民、恤民」的民本概念。 他推崇程朱理學家那樣的儒學大師，因為程頤、朱熹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從「天理」來論證、來維護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威，力倡忠君。 朱元璋經常詔告臣民，頒講「事君之道，唯盡忠不欺」。以「敬天、忠君、孝親」為綱編成《精誠錄》，頒示臣僚，為他們提供政治指南，嚴明君臣互動的準則。 他的君王與臣民的關係是家天下的主奴關係，全國官民必須俯首貼耳遵從三綱五常，作「扶持名教」的僕妾。人人都安分守己，不敢為非，絕對不能有絲毫違逆帝王之心、之言、之行。 問題就是朱元璋主張忠君，就代表儒家的君主政治？像他這種貨色，能算是儒家文化的產物？根本就是儒家的罪人，一個反動皇帝而已。以致於明末出現像王夫之和黃宗羲對君權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 清承明制，也廢除宰相制。乾隆讀到宋朝人說「宰相以天下為己任」這句話，心中大生反感，他認為天下是由皇帝專管，豈容宰相如此擅為，明清兩朝都變成皇帝極權。 而且滿人入主中原，更需要專制的鐵腕和思想的禁錮，所以對明朝的「文字獄、八股取士」照單全收，「臥碑」到清朝變得更厲害了，生員更不許結社。以致活潑、自由的思想杳無蹤跡，中國人文精神就此沈淪，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蘇醒。 看看明清兩朝君主專制的極端化、絕對化，難怪有人感嘆：「崖山之後無中國」(崖山之戰：宋軍與元軍的決定性的最後一戰)，中國儒家精神隨著南宋的滅亡而滅亡了。 當然這僅僅說對了一半，即崖山之後的華夏文化，已經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華夏文化，但並不證明崖山之後華夏文化已經淪喪殆盡。 ------------------------------ 本文朱元璋論及「反元」以及「造反」的部份，參考和摘自： https://m.xsw.tw/528201/82717775.html 〈從刪《孟子》到給元朝皇帝磕頭〉 燈下隨筆 作者：張宏傑 書屋(2013年5期) ------------- 註1： 劉邦殺韓信是因為韓信與舊日楚臣牽扯不清，涉及謀反。陽夏侯陳稀公然叛漢，自立為大王，為樊噲軍追斬於靈丘。 其他所殺的開國功臣是分封的七名異姓王，這些異姓王佔地自雄，專制一方，有如半獨立王國，叛服無常。這些人被誅者五，倖存者一，長沙王吳芮降為侯。明朝34個開國功臣，朱元璋殺了30個。 註2： 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去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僅留刺面黥刑。 元朝則重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凌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之後凌遲開始泛濫化，延至明清。 註3：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詔開科舉，對內容、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此時並無「八股文」的名稱。 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註4： 「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的源頭眾說紛紜，比較可靠的是源自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894年所發的言論。意謂中華文化在宋朝亡後失去了傳承，中國文明之中心將發生移動，而日本將要接受這個「大使命」。 他主張日本為了將中華文明重新植入中國，所以需要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為中國「解毒」「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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