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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康德論中國 ✨✨
2024/10/19 11:07:28瀏覽516|回應5|推薦49
18世紀左右,透過傳教士傳回歐洲關於中國的大量報導與研究,歐洲知識分子知道了他們朝思暮想的東西:「一個強大且按理性標準行事的中央政府」,竟然在中國發生了。
此時,以萊布尼茲(1646-1716)為代表…等人,他們推崇中國有三大優點值得西方借鑑和學習,一,政統和道統相分離的開明與社會管制的寬鬆;二,權力開放給所有階層;三,倫理治國的理性與秩序。

自此歐洲學者對他們的政治和社會進行竭盡心力的探索求解後,康德(1724-1804)開闢出一條「概念自覺和反思」的哲學新路,自認他創立了「自由的權利法則」的政治真理,作為檢驗政治是否合理、正當的標尺。
依此標尺來評斷,他認為備受推崇的中國文化和政治已是不及格,毫無可取,不再值得參考借鑑。茲反駁康德如下:

一:
康德提出:任何國家的体制其「合法性」都要經受得起「自由的權利法則」的檢驗,他認為:「任何集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體的國家,都是背離『自由的權利法則』而不合法的專制國家」。
因為中國是專制國家,再如何開明,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不合乎「自由的權利法則」的標準和尺度。當然中國儒家開明專制的優點也就不存在了,再也無足稱道。

我們現在知道自由會受到濫用,是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紛爭和動亂。即使是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自由的標準與尺度還是受到政府的限制。
是以康德把自由絕對化、合法化,視為不可違逆的「權利法則」,這只是未經實踐的假設,事實上是不成立的。

而且,中國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在思想學術上近乎絕對自由。即使是獨尊儒術的中國王朝,在漢唐宋這三個朝代在思想學術上自由的開明程度,也絕非是康德所能想像得到的。
再對照現代西方限縮自由尺度的措施,中國儒家專制政府的自由程度至多只是不完美而已,不能以此否定儒家專制的合法性。

二:
康德武斷地認為:「雖然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使中國的權力集團對其他階層開放…,它(文官)實質上都將只是一個特權階層。
由於中國的權力集團依然是建立在少數人的特權和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之上,……,而置其他階層的利益於不顧,直至損害、剝奪其他階層的底線利益與底線權利。」

康德根本不知道中國的儒家專制有「民本思想」,不知道孟子的「民貴君輕」、以及荀子的「從道不從君」,以及《大學》一書的「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中國歷朝歷代選拔出來的文官從小就是這麼訓練出來的。
基本上中國帝王的權力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制衡,行仁政、照顧民生是王朝施政的宗旨。如同現代社會福利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收孤寡,補貧窮」的政策,到了宋朝已燦然具備。
中國的專制是在儒家思想的政治氛圍籠罩下,統治階級何有「置其他階層的利益於不顧,直至損害、剝奪其他階層的底線利益與底線權利」這回事?

可見康德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膚淺,從他腦海中西方階級剝削和宗教愚民的情況出發,以為天下特權一個樣,得出中國統治階級也是追求「特權和利益最大化」的假想。

三:
中國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倫理在康德看來,只不過是些經驗性,沒有通過概念的反思,屬於世故和功利的角色關係。還沒達到「概念的反思和自覺」所確立起的「超越性根據」,這種可靠的、最後的超越性根據,就是「自由」。
而正是基於這種自由的超越性,康德夸夸其談地說:才使得一切倫理規則獲得了絕對性與純潔性,才是真正理性的溫和品德,能保持差異與多元的和諧。所以在康德眼裡,中國的倫理是談不上有什麼優越之處。

然而,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各有其應守之道。推而至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各有其道,此即五倫之教。
並且孔子說過:「…。故當(君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君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孔子所說的話,這當中哪有世故功利的意涵在內?能說沒有「絕對性與純潔性」?

儒家在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才有了「三綱五常」的說法,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三綱的具體內容是:「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子為父望,子不正,大義滅親。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妻為夫助,妻不賢,夫則休之。」
董仲舒的三綱和五常並舉,是互為表裡的;再從三綱的解說內容來看,能算是出於世故功利?沒有「絕對性與純潔性」?

結論:
康德自認為他所創立的「概念的反思和自覺」,是通往真理之路的思考方式。這其實就只不過是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對一切舊有的概念要能夠經過批判性的思考之後才接受,並能精益求精,推陳出新。
而且,事實上,只要一個人沒有墨守成規的心性,哪一個人的思考方式不是屬於「概念的反思和自覺」?

以我們中國來講,孔子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與《中庸》說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既然是「學而能思」、「慎思之,明辨之」,不就是運用到「概念的反思和自覺」?
就是主張:法禮(遵循效法禮)、足禮(充分地合於禮),認為:「禮者,人道之極也」的荀子,他也說:「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這不就是「概念的反思和自覺」?絕非因為崇禮隆禮而盲目遵禮。
這只有在西方的宗教迷信下,一切教義至上,阻塞了他們的思維自由,所以康德推出的「「概念的反思和自覺」才有了革命性的價值和意義。

其實中西文化兩者存在的底氣和發展的方向完全不同,西方人在君權的壓迫下經濟飽受剝削,在神權的桎梏下思想毫無自由。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不同,所以他們政治與哲學的發展內容和路線就與我們完全不同。
西方一方面為了掙脫君王貴族的剝削與宗教思想的桎梏,另一方面望遠鏡的發明証實了〈太陽中心論〉,觸發了科學革命。因而動搖了基督教的思想壟斷,使得西方進入理性時代。

中國文化就在西方這個思想上乾坤倒轉的理性時代,恰逢其時傳了進來,在開明理性的中國文化的啟示下,激起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和社會体制的反思和自覺。
於是像盧梭(1712-1778)、康德…,這樣呼籲改革的啟蒙思想家就應運而生,依據他們的文化傳承、歷史經驗、社會背景,苦思冥想探索解方,開創出革命性的「自由、民主、共和」此類的概念,以促進体制的改良。

正如一位高人所指出的:「普世價值對西方是必須的,我們中國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聯合國人權法案,我們中國也可以活得很文明。」(此人的網名是英文,當時沒錄,時日過久已忘了)
只是由於我們近代遠遠落後於西方,那些盲目崇洋,喪失了文化自信心的人,也就與貶斥中國的康德臭味相投。對「概念的反思和自覺」的知性思考崇奉有加,視其為揭櫫自由權利有「超越性根據」的先知和宗師。
對於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崇洋份子來說,康德哲學不僅是理解西方哲學乃至西方文化的入門關口,甚至成了中國哲學、思想上重新發現自己、重新闡釋自己的一個可靠而便捷的橋梁。

參考文章:〈康德為什麽「不喜歡」中國?〉 2014 黃裕生,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s://www.sohu.com/a/228262014_788170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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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古意廣衡藝術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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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的
2024/11/04 21:42
讚啦讚的

中子(東籬居士)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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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20:09

緬懷不如去除虛驕再上層樓的改造

追念不如痛定思痛見賢思齊的趕上

抱殘不如大徹大悟決心研究的發憤

守缺不如擷長補短創新發明的圖強

<心情風景>中華歷史正在更新

http://blog.udn.com/jong2020/171365090

徐百川(157) 於 2024-10-24 18:53 回覆:
我們都認為從古希臘開始西方就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精神,就是單純為真理而真理,無關實用價值只是純粹智性的求知精神,這正就是西方科學的發展根源,其實這種求知精神是起源於宗教。

這要溯源至證明了幾何畢氏定理的畢達哥拉斯(570-495.BC),畢氏創立了一個帶有濃厚玄秘宗教性色彩的學派,「萬物皆數」是該學派的哲學基石。
他們認為數是宇宙的要素,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數來瞭解和理解。事物的存在和變化都是根據一定的數量關係決定的,萬物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而構成和諧的宇宙秩序,一切真理都可以用數字、比例、平方、幾何圖形去反映和證實。

所以這個教派狂熱於數學,冀圖透過數理公式充分明白宇宙的原理和奧秘,得以了解神、與神交流。他們相信:在運用數學推理的運思和建構的過程裡,自然會改變和提升靈魂本身的狀態,開創了「以數學解釋宇宙秩序,再從所了解的宇宙秩序追求輪迴以及永生之道」的神學革命。
畢達哥拉斯的門徒到希臘各地繼續傳授畢氏的教誨和思想,其學派持續繁榮了兩個世紀之久。

柏拉圖(429-347.BC)是雅典貴族辦了一個學院。當畢氏學派的門徒來到學院與柏拉圖交流討論後,柏拉圖對畢達哥拉斯主義極為折服和激賞,推崇無比,也認為世界是神按照數學來設計的,相信了「神永遠按幾何規律辦事」。
還在學院門口掛著「不懂數學者不准入內」的牌子。畢氏學派又召集了不少門徒到學院研究數學。《幾何原本》就是歐幾里得(約330-275.BC)綜合所有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書,開創了運用數學公式邏輯演繹的先河。
亞里士多德(384-322.BC)也繼承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思想,不過他不像其師柏拉圖那樣迷戀數學,但他更擴展到研究宇宙和大自然,認為:「我們應該求取知識的原因,因為我們只能在認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後才能說知道了這事物。」

古希臘的學者還不只受到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以數學解釋宇宙秩序,窺探神的思想」的信仰方式。並且在紀元前332年希臘征服埃及之後,還接受了埃及宗教的觀點,揉合了埃及的透特(Thoth)神與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Hermes)神,塑造出一個上通神明的虛構人物「三重而偉大」的赫爾墨斯(Hermes Trismegestus)。
顯然是受了畢氏學派的濡染,這個赫爾墨斯主義相信人類能夠通過思想、意識、記憶和先見這四項功能,探索自然的秘密,掌握神秘的力量,就可以恢復神聖的本性,達到救贖的目的。

可見,古希臘學者致力於分析拆解宇宙與大自然的奧秘,目的並不是為了證明神是否存在,而是為了更能瞭解神,接近神,從而獲得永生,這就是古希臘學術的根源和精神。

我們唯一信仰宗教的墨子與信神的古希臘人一樣,都是注重探討大自然,《墨經》就有關於聲、光﹑磁﹑力等現象的記載,也談到了邏輯演繹的觀念。
看來好像宗教大師都會把神與自然關連為一體,都是想要透過了解自然以求進一步了解神,可惜墨家僅在戰國時代興盛一時,隨即沒落而且後繼無人,中國的科學思想也就無疾而終。
徐百川(157) 於 2024-10-23 08:55 回覆:
抱歉!誤解了您引用《論語‧子張》篇那一句的用意。
對您「緬懷不如痛定思痛見賢思齊的趕上,抱殘守缺不如擷長補短創新發明的圖強」的看法和志氣,我完全認同和服膺。

西方文明的發展有與我們不同的背景和機緣,並非他們獨具異稟,有高人一等的知性思維。
希臘人重視數學推理和研究自然,那是出於宗教熱誠,他們認為透過瞭解數學和自然,就是認識神的通路,藉此與神溝通。
我們的宗教家墨子也注重研究自然科學,原因必然與希臘人相同,應該不是巧合。

中子(東籬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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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20:08

百川兄時祺

個人內文:「或者,有食古不化的人另引《論語‧子張》:「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否定了其他技藝及細節的重要。」

說法,已指出食古不化的誤解;一如百川兄的解釋,應不相悖吧?

謝謝百川兄引經據典,找出西方科學發展的啟源。無論如何,歐洲在14-16世紀間的文藝復興,或18世紀的工業革命(資本家崛起),再導致推翻君權人民當家的種種變革,均是文明翻輚的大事記。相對的,也是中國驕矜閉關自滿,文化科技落後的黑暗時期,當然「文明興衰風水轉,冥冥之中有定數。世局弔詭難臆測,歷史殷鑑供體察。」中國民族復興,也不是沒有機會,重在:

緬懷不如去除虛驕再上層樓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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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殘不如大徹大悟決心研究的發憤

守缺不如擷長補短創新發明的圖強


安歐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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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10:11

康德不懂中國很正常,中國人也不懂中國,

吹噓自我是人性通病,更是政客玩弄愚民的最佳招數,

西方政客利用宗教控制人民,中國利用儒家,手法類似,

吹噓文化,崇拜偉人,中國人民難以出頭天的長期病根,

民主的根基是法治,人治永遠勝不過法治,

一黨專政一人獨裁,走回封建老路,死路壹條。

徐百川(157) 於 2024-10-21 14:04 回覆:
您對法治太過於高估了。
若全靠法治就能治國,全世界還有不上軌道的國家嗎?

中子(東籬居士)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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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19:26

我們有古聖先賢的名言,但西方的科學,卻不忌繁瑣,把名言衍伸的道理用一套實驗(實作)、求證、反覆推敲,統計比較利弊得失,再歸納整理,去蕪存精的工夫,為泛泛的理論建立了系統論述的步驟和方法。科學系統知識,不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結果嗎。

<藝文志>台灣藍鵲展翅-給自己訂一個達陣的目標(實踐求真)

https://blog.udn.com/jong2020/177978055
徐百川(157) 於 2024-10-21 14:00 回覆:
感謝您提供另類觀點。您語重心長,羅列出西方值得我們借鏡的優點,衷誠可感,令人欽佩。不過對於西方產生這些優點的源由,我與您的看法相左。

我認為子夏所說的:「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極可能指的是君子方面的修身和學問。
因為若過於注重技藝及細節的重要,以至於沉溺其中,就會分散精神和時間,影響了學習君子之道。我想:大概這是子夏所說的意義,應該不是他認為各行百業的技藝或方法都不應注重細節吧?

十七世紀西方用望遠鏡證實了匪夷所思,違反常識的地球繞日,因此啟發了西方人運用想像力來研究探索以解釋自然現象。
為了解釋何以地球在運轉,物體為何不甩出地球?人們卻又毫無所覺?於是有了伽利略發現慣性定律。為了解釋蘋果為何不往天空掉,於是有了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又創造了微積分以計算天體的運動規律。

慣性定律和萬有引力都是不可見的實体,不靠想像力運用「大膽假設」,是無從研究起的。又因為是想像力的假設,也就需要不忌繁瑣,用上一套實驗、求證、統計、歸納的「小心求證」,建立系統的科學知識,以證明假設屬實。
因此西方會發展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樣的方法和步驟研究科學,是出於需要, 這與西方的哲理名言所衍申的作用無甚關係吧?

有了望遠鏡觀察宇宙窺破天機,眼見為憑使得地球繞日的學說有了佐證。加上伽利略的慣性定律和牛頓的萬有引力,使得「太陽中心論」確立無疑了。
於是宇宙的神秘性被剝除了,整個宇宙像是依固定機械結構和機械力量運轉的時鐘,這使人們聯想:宇宙的萬事萬物都是可能依循著某種固定的原理在變化、在活動。
有人甚至斷言( Julien de La Mettrie 在其 L`Homme Machine 一書中 ):「人的身體,甚至人的思想,都只不過是複雜精密的機械構造和作用而已。」

在這樣一個迴天轉地的啟示下,自此以後人們相信,自然現象即使再奧妙,都是可以破解的,都是有規律、有原理可尋,科學有了至上的權威解釋宇宙和自然現象。
因此人們從相信上帝萬能轉為相信科學萬能,人們對科學的興趣與熱誠無比升高,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解釋事態,成了金科玉律。

於是,在此時期人們盡量發揮想像空間,從各種理論、各種方式,對宇宙和自然現象求取答案。而新發現、新技術又產生了連鎖反應,鼓舞了更上層樓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探求科學。
此外,鐘錶、溫度計、壓力計、···等,種種實驗和求證的器具和工具, 以及種種統計、計算的方式,也就因應需要而發明了。
西方系統性的現代科學發展與發明創造,就此誕生,希臘古典的托勒密的天體論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就被棄如敝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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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建構式數學教學理念 傳統數學教法」來作比較,以說明東西方理念和認知的出發點不同,我想這還是有有商榷餘地的。
我覺得西方的現代科學的發展早過我們三百年,他們早就把科學方法運用到政治、社會、心理、教育、···等一切學術上。因此他們發展出更為優質的教學法也比我們早,並非我們的理念和認知傾向刻板僵化,偏向按部就班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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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系統論述 實驗求真」也是基於需要而生的。因為運用邏輯推理並非能夠保證結論必然正確,前提錯誤的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推理再如何地合乎邏輯,結論必然是錯誤的。因此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光靠邏輯推理是不足的。
於是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以實驗求證的《新工具論》否定了亞里士多德以邏輯求證的《工具論》,培根認為有必要通過實驗輔助人的觀察,將認知的範疇盡量深化廣化到最大限度,再運用理性演繹的歸納法,即「培根法」。

培根最偉大之處是他驚世駭俗地指出:「絕大多數的新發現是憑經驗,而不是通過運用演繹邏輯作出的」、「人類主要憑藉機遇或其它,而不是邏輯,創造了藝術和科學」。
也就是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產生西方科學的主要原因之一的邏輯學,是被我們太過高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