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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6 08:16:38瀏覽847|回應3|推薦85 | |
🔸🔸 並非忠實報導的記者 🔸🔸
吳濁流當過記者,因此台獨就推崇他是以「專業記者冷靜,不帶情緒的視角」「客觀報導的角度和寫實筆法」「忠實地記錄下他的見聞」。恭維他「性格剛直風骨凜然,擇善固執敢於直言不諱,嫉惡如仇以筆代劍為歷史留存證言」。 其實他的學歷只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師範學校是日本培養教員奴化台灣學童的訓練基地,他擔任了20年的教員,主要的教學工作就是宣傳和灌輸日本的洗腦教材。 在如此長久的教員生涯,日本教材中那一套黑白二分醜化中國美化日本,以偏概全誇張渲染的敘述方式,不會對吳濁流的思維和文筆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他辭去教職兩個月左右後,到南京的汪政府求職不成,隨即因緣際會,獲得日本在大陸的宣傳喉舌〈大陸新報〉的部長上野的青睞和賞識,當了一年多的記者。還與上野成了「肝膽相照」的好友,可見吳是多麼盡忠職守。 回台後一年他又謀得記者職位,不久,日本總督府實施戰時的輿論管制,台灣的六報合併為〈台灣新報〉。吳濁流被分派到文化部任職,此時皇民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該報的首要任務當然是強烈鼓吹「皇民練成」、激烈支持「聖戰」的熾熱宣傳。 因此他是在日本訓練鷹犬教員的師範學校畢業,只在宣傳喉舌的日本報社工作過,可見吳濁流哪裡會學到什麼客觀中立、如實報導的新聞準則?會是個恪守新聞倫理的專業記者? 所學到的,只是帶著主觀看法說自己好話,講別人壞話,甚至顛倒黑白的宣傳手法和套路吧! 🔸🔸 呼應皇民化的《南京雜感》 🔸🔸 吳濁流在《無花果》自稱他在南京時,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就預感到:日軍可能加速敗亡,身處中國的台灣人是被看成日本人的,戰敗後的報復必定可怕。於是三個半月返回台灣。其實當時日軍毫無敗象,珍珠港重創美海軍,何來「加速敗亡」? 他在日本報社工作,既要效忠日本,有時不免需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探消息、套情報,採訪的時候常會感受到被大陸人看作漢奸的敵意。這樣雙面人的日子實在不好過,才是他返台的主要原因吧? 他在《台灣連翹》就感嘆:「…,在重慶這邊也好,汪偽政權這邊也好,…不僅不信任台灣人,甚至視為[間諜]」。吳濁流未免太不自知自覺了。 而且照道理說,既然預知日本會敗,回台灣後該動手寫的應該是《胡志明》一書,歷數日本殖民的罪狀,申訴台灣人在中日戰爭下,陷入不受各方接納的孤兒困境,博取同情和諒解。 然而他卻是反華而不反日,寫出一系列幾乎全是中國負面現象的《南京雜感》,現身說法描述痼疾難治的中國老舊習氣,社會弊病叢生的不良風氣;上層紙醉金迷、鑽營投機,下層難以維生、妓女乞丐之多如洪流湧現的可悲景象。在他筆下,中國在世界上前途無望,不言而喻。 他貶低醜化中國的《南京雜感》,必然助長台灣人生出唾棄中國的心理,等於就是變相的「皇民文學」,為正在火熱進行的皇民化運動添柴加火。他還要將《南京雜感》集結出版,盡量讓更多的台灣人知道中國的「真相」。 可是由於《南京雜感》涉及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區——上海、南京,在戰時的言論管制下未獲得出版許可,吳濁流呼應皇民化巴結日本,可算是空勞一場。 幸好靠著在〈臺灣藝術〉發表嘲諷中國的《南京雜感》,吳認識了該雜誌的一位編輯,此人也是〈臺灣日日新報〉主筆,請求他幫忙後,撈到了更有地位的報社工作。 🔸🔸 立場不一前後矛盾 🔸🔸 1946~1948年分五篇出版的日文版《胡志明》與1956年在日本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相對照,《胡志明》一書有受到大幅刪節的情形,也有所修改。 日人河原功就指出《胡志明》中對日本的批判性,遠遠超過後來在日本出版給日本人看的《亞細亞的孤兒》。他認為此兩本書實不能等同視之,而必需將其視為兩本不同的作品。 而且在《南京雜感》中,原先的日文版對汪政府以及政府中的要人,都持著正面評價與觀感。然而在《台灣連翹》述及時,都呈現了相反的「負面評價」,那些人有的長於貪污、有的不過是個丑角、有的是善於吹牛皮、…,全成了令人厭惡的人物。 (此段引自白筱薇的碩士論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 這種迎合當政者而轉變立場的現象,在不同時代的政治背景下,對同一的事或人會出現截然相反的論述。這是有日文能力的人對照吳濁流最初的日文原版後,都有的同感。 一般人都是只看中文譯本,看到的大致上是相同論述,因此對吳濁流立場不一前後矛盾的寫作態度,是懵然無覺的。 其實不必對照同一著作的中文與日文原版,以《南京雜感》與《胡志明》來講,《南京雜感》是吳濁流在1942年皇民化的高峰期寫的,吳濁流對大陸的國情民風幾乎全是批判和醜化,有如是在敲邊鼓肯定和支持皇民化。 而光復後發表的《胡志明》,則調轉槍口猛烈批判日本殖民統治,以反日文學的面貌呈現。吳濁流是牆頭草,表裡不一的人格就很明顯了。 🔸🔸 真假《胡志明》 🔸🔸 吳濁流自稱《亞細亞的孤兒》是他在日治時期冒著生命危險,尤其第四、五兩篇是東藏西躲偷偷寫出來的,而且也不知道寫出來後是否可能發表。 然而1945年他完稿後台灣迅即光復,照道理他應該喜出望外感到非常幸運,迫不急待出版全書才對呀?何況當時由於台灣人只懂日文,可用日文直接發表。 令人奇怪的是:這本批判日本殖民的「反抗文學」,光榮的愛國作品完成於1945年,怎麼要在10月底台灣光復後,到了次年1946/9月,過了近一年才拖拖拉拉,以日文開始在台灣分五篇隔月慢慢發表? 吳濁流動手寫《胡志明》是在1943年,在1956年改名為《亞細亞孤兒》的日文版自序中稱:「戰爭到了1943年,對日本而言是存亡分野之期」。 事實上,要到1944年6~7月,包含玉碎塞班島的馬里亞納群島的海戰日本潰敗之後,才是日本的存亡分野之期,在1943年是無從知道的。 而且由於為了作戰的士氣,任何國家對軍情和戰局都視為機密,對報社也是同樣管制不會透露的。台灣人要到1944年10月後美軍對臺灣進行轟炸,才知道日本吃敗戰。吳濁流雖是記者,能夠知道的戰情也僅是如此而已。 所以戰事的發展完完全全出乎他的預料,才是實情。並非是他說1943年是日本的存亡之秋,更不可能是他在南京時就預感日本可能戰敗。 此外,轟炸台灣後短短不到一年會出現原子彈,這麼快就逼得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台灣的命運就天旋地轉歸還了中國,這絕非吳濁流所能預料得到的。 因此,光復前三年吳濁流就開始寫《胡志明》之時,日本毫無戰敗會投降的跡象。在他完稿或是接近完稿時,戰爭的勝敗轉折如此快速,時局的變化是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再從他的作品有符合政治當局的立場,內容前後不一的情形來看。光復後《胡志明》隔長長的一年才發表,這本書還會是1943年他寫書的初心所想要呈現的原貌嗎? 難道不可能在日本投降後,吳濁流見風轉舵,原稿經過一年的修改、增刪,強調對祖國的依戀,著重對日本的批判,主題轉成了抗日才發表? 🔸🔸 《亞細亞孤兒》真是反抗文學? 🔸🔸 吳濁流在1962年的《亞細亞的孤兒》中文版自序中,說他寫這篇小說的動機:「在殖民地生存…,精神上的痛苦…,我寫這小說來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看,並且留給我們後代的人知道。」 1936年吳的第一篇小說〈水月〉就是悲怨淒楚地表達台灣人的痛苦,可說是一種乞憐的方式,籲求日本人平等對待台灣人。因此《亞細亞的孤兒》或許也是舊調重彈,出於這樣的動機和目的,寫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的。 短篇小說〈水月〉訴說一位名為仁吉的台灣人在日台不平等下的可悲際遇。與仁吉同是中學畢業,工作年資又不如自己的日本人,他們不是升為課長便是主任了,他仍然是個雇員。 日本人的薪水高,而且有津貼又有宿舍。他卻一直要靠老婆下田工作、養雞餵豬,還要照顧孩子,辛苦得要死要活貼補家用。弄得老婆臉孔瘦削青黃,才三十歲衰老得像快到五十歲。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吳濁流至多只是透過間接委婉的不平之鳴,溫柔的抗議,反映台灣人與日本人的不平等,在受壓迫和反壓迫、受歧視和反歧視的夾縫中尋找平衡點。除了與日本督學的意外衝突,〈水月〉是他唯一有反日意味的表現。 盡管吳濁流對日台不一的歧視政策極度不滿,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對日本的正面好感與中國的負面評價,兩者有著鮮明的對比。並且字裡行間對日本的仰慕與對中國的絕望,也是流露得很清楚。 在《亞細亞的孤兒》中,當胡太明去參加傳承漢學為心願的彭秀才葬禮,面對彭秀才破敗的「雲梯書院」,他有「時代幻滅的象徵」的感慨。葬禮完畢後回家途中,覺得自己宛如一個古代的亡魂,從木乃伊的軀殼中遁逃出來似的。 他認為彭秀才停留在過去時代的思想樊籠中,想到自己所處的時代,似乎看到將來的燦爛輝煌時代,就在眼前向他招手。告別過去的中國,迎向現代的日本,已經是胡太明的人生方向了。 而且吳濁流對日本印象十分美好,其書中的胡太明就讚嘆日本是「優美的國土,優美的人民」。並且對日本人相當有感情,單從他在日本出版《亞細亞的孤兒》的經過就可知他有不少日本友人,吳在日治時期還曾獲一位警官贈送武士刀。 1944年開始他在《台灣新報》文化部工作時,他說「我每天都去找些大學教授和日人進步份子邀稿,大搞我的現實暴露」。日本人反戰並非他們不愛國,吳濁流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也並不表示他反日,遑論抗日。 況且在日本的戰時言論的管制下,能暴露多少?可能「大搞」嗎?吳老在《臺灣連翹》寫這段話時,大概酒喝多了。 1956年日本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後面附有「胡太明的劇情簡介」,即是後來遠景中文版後面的「本篇概略」,但是中文版少了一段:「而且,中國的社會世相也詳細地描寫出來。尤其是聚集在南京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對事物的想法,對日本人而言不是非常值得作為參考的資料嗎?」 《胡志明》是中日戰爭之時寫的,為什麼要寫一些對日本有參考價值的資料?這不是在向日本提供情報對付中國嗎? 由於吳濁流有受大陸人排斥的南京經驗,由此而產生孤兒意識,是否也促成了他在民族認同上作出了抉擇?因為既然都不受中國和日本所接納,不如就乾脆認同國家遠為現代化、民風遠為優良的日本? 因此,《亞細亞的孤兒》是否真是批判日本的「反抗文學」,實在令人懷疑?或許光復前的《胡志明》原稿,只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為了日本的前途著想,向日本進忠言,獻良策而已。 而光復後兩年多才發表的《胡志明》第五篇中,胡太明那首反詩:「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漢魂終不滅…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這只是吳濁流修改原稿後,立場相反的傑作吧? 吳濁流根本不知道日本文化基於他們的武士精神,有持強凌弱,弱肉強食的本質。在《胡志明》原稿中,可能只是另一首慶祝日軍攻佔南京的皇民詩,禱祝日本國運昌隆,祈願「日台如一真實現,六百萬人齊皇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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