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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26 08:16:38瀏覽853｜回應3｜推薦85 | |
| 🔸🔸 並非忠實報導的記者 🔸🔸
吳濁流當過記者，因此台獨就推崇他是以「專業記者冷靜，不帶情緒的視角」「客觀報導的角度和寫實筆法」「忠實地記錄下他的見聞」。恭維他「性格剛直風骨凜然，擇善固執敢於直言不諱，嫉惡如仇以筆代劍為歷史留存證言」。 其實他的學歷只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師範學校是日本培養教員奴化台灣學童的訓練基地，他擔任了20年的教員，主要的教學工作就是宣傳和灌輸日本的洗腦教材。 在如此長久的教員生涯，日本教材中那一套黑白二分醜化中國美化日本，以偏概全誇張渲染的敘述方式，不會對吳濁流的思維和文筆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他辭去教職兩個月左右後，到南京的汪政府求職不成，隨即因緣際會，獲得日本在大陸的宣傳喉舌〈大陸新報〉的部長上野的青睞和賞識，當了一年多的記者。還與上野成了「肝膽相照」的好友，可見吳是多麼盡忠職守。 回台後一年他又謀得記者職位，不久，日本總督府實施戰時的輿論管制，台灣的六報合併為〈台灣新報〉。吳濁流被分派到文化部任職，此時皇民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該報的首要任務當然是強烈鼓吹「皇民練成」、激烈支持「聖戰」的熾熱宣傳。 因此他是在日本訓練鷹犬教員的師範學校畢業，只在宣傳喉舌的日本報社工作過，可見吳濁流哪裡會學到什麼客觀中立、如實報導的新聞準則？會是個恪守新聞倫理的專業記者？ 所學到的，只是帶著主觀看法說自己好話，講別人壞話，甚至顛倒黑白的宣傳手法和套路吧！ 🔸🔸 呼應皇民化的《南京雜感》 🔸🔸 吳濁流在《無花果》自稱他在南京時，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就預感到：日軍可能加速敗亡，身處中國的台灣人是被看成日本人的，戰敗後的報復必定可怕。於是三個半月返回台灣。其實當時日軍毫無敗象，珍珠港重創美海軍，何來「加速敗亡」？ 他在日本報社工作，既要效忠日本，有時不免需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探消息、套情報，採訪的時候常會感受到被大陸人看作漢奸的敵意。這樣雙面人的日子實在不好過，才是他返台的主要原因吧？ 他在《台灣連翹》就感嘆：「…，在重慶這邊也好，汪偽政權這邊也好，…不僅不信任台灣人，甚至視為[間諜]」。吳濁流未免太不自知自覺了。 而且照道理說，既然預知日本會敗，回台灣後該動手寫的應該是《胡志明》一書，歷數日本殖民的罪狀，申訴台灣人在中日戰爭下，陷入不受各方接納的孤兒困境，博取同情和諒解。 然而他卻是反華而不反日，寫出一系列幾乎全是中國負面現象的《南京雜感》，現身說法描述痼疾難治的中國老舊習氣，社會弊病叢生的不良風氣；上層紙醉金迷、鑽營投機，下層難以維生、妓女乞丐之多如洪流湧現的可悲景象。在他筆下，中國在世界上前途無望，不言而喻。 他貶低醜化中國的《南京雜感》，必然助長台灣人生出唾棄中國的心理，等於就是變相的「皇民文學」，為正在火熱進行的皇民化運動添柴加火。他還要將《南京雜感》集結出版，盡量讓更多的台灣人知道中國的「真相」。 可是由於《南京雜感》涉及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區——上海、南京，在戰時的言論管制下未獲得出版許可，吳濁流呼應皇民化巴結日本，可算是空勞一場。 幸好靠著在〈臺灣藝術〉發表嘲諷中國的《南京雜感》，吳認識了該雜誌的一位編輯，此人也是〈臺灣日日新報〉主筆，請求他幫忙後，撈到了更有地位的報社工作。 🔸🔸 立場不一前後矛盾 🔸🔸 1946~1948年分五篇出版的日文版《胡志明》與1956年在日本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相對照，《胡志明》一書有受到大幅刪節的情形，也有所修改。 日人河原功就指出《胡志明》中對日本的批判性，遠遠超過後來在日本出版給日本人看的《亞細亞的孤兒》。他認為此兩本書實不能等同視之，而必需將其視為兩本不同的作品。 而且在《南京雜感》中，原先的日文版對汪政府以及政府中的要人，都持著正面評價與觀感。然而在《台灣連翹》述及時，都呈現了相反的「負面評價」，那些人有的長於貪污、有的不過是個丑角、有的是善於吹牛皮、…，全成了令人厭惡的人物。 (此段引自白筱薇的碩士論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 這種迎合當政者而轉變立場的現象，在不同時代的政治背景下，對同一的事或人會出現截然相反的論述。這是有日文能力的人對照吳濁流最初的日文原版後，都有的同感。 一般人都是只看中文譯本，看到的大致上是相同論述，因此對吳濁流立場不一前後矛盾的寫作態度，是懵然無覺的。 其實不必對照同一著作的中文與日文原版，以《南京雜感》與《胡志明》來講，《南京雜感》是吳濁流在1942年皇民化的高峰期寫的，吳濁流對大陸的國情民風幾乎全是批判和醜化，有如是在敲邊鼓肯定和支持皇民化。 而光復後發表的《胡志明》，則調轉槍口猛烈批判日本殖民統治，以反日文學的面貌呈現。吳濁流是牆頭草，表裡不一的人格就很明顯了。 🔸🔸 真假《胡志明》 🔸🔸 吳濁流自稱《亞細亞的孤兒》是他在日治時期冒著生命危險，尤其第四、五兩篇是東藏西躲偷偷寫出來的，而且也不知道寫出來後是否可能發表。 然而1945年他完稿後台灣迅即光復，照道理他應該喜出望外感到非常幸運，迫不急待出版全書才對呀？何況當時由於台灣人只懂日文，可用日文直接發表。 令人奇怪的是：這本批判日本殖民的「反抗文學」，光榮的愛國作品完成於1945年，怎麼要在10月底台灣光復後，到了次年1946/9月，過了近一年才拖拖拉拉，以日文開始在台灣分五篇隔月慢慢發表？ 吳濁流動手寫《胡志明》是在1943年，在1956年改名為《亞細亞孤兒》的日文版自序中稱：「戰爭到了1943年，對日本而言是存亡分野之期」。 事實上，要到1944年6~7月，包含玉碎塞班島的馬里亞納群島的海戰日本潰敗之後，才是日本的存亡分野之期，在1943年是無從知道的。 而且由於為了作戰的士氣，任何國家對軍情和戰局都視為機密，對報社也是同樣管制不會透露的。台灣人要到1944年10月後美軍對臺灣進行轟炸，才知道日本吃敗戰。吳濁流雖是記者，能夠知道的戰情也僅是如此而已。 所以戰事的發展完完全全出乎他的預料，才是實情。並非是他說1943年是日本的存亡之秋，更不可能是他在南京時就預感日本可能戰敗。 此外，轟炸台灣後短短不到一年會出現原子彈，這麼快就逼得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台灣的命運就天旋地轉歸還了中國，這絕非吳濁流所能預料得到的。 因此，光復前三年吳濁流就開始寫《胡志明》之時，日本毫無戰敗會投降的跡象。在他完稿或是接近完稿時，戰爭的勝敗轉折如此快速，時局的變化是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再從他的作品有符合政治當局的立場，內容前後不一的情形來看。光復後《胡志明》隔長長的一年才發表，這本書還會是1943年他寫書的初心所想要呈現的原貌嗎？ 難道不可能在日本投降後，吳濁流見風轉舵，原稿經過一年的修改、增刪，強調對祖國的依戀，著重對日本的批判，主題轉成了抗日才發表？ 🔸🔸 《亞細亞孤兒》真是反抗文學？ 🔸🔸 吳濁流在1962年的《亞細亞的孤兒》中文版自序中，說他寫這篇小說的動機：「在殖民地生存…，精神上的痛苦…，我寫這小說來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看，並且留給我們後代的人知道。」 1936年吳的第一篇小說〈水月〉就是悲怨淒楚地表達台灣人的痛苦，可說是一種乞憐的方式，籲求日本人平等對待台灣人。因此《亞細亞的孤兒》或許也是舊調重彈，出於這樣的動機和目的，寫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的。 短篇小說〈水月〉訴說一位名為仁吉的台灣人在日台不平等下的可悲際遇。與仁吉同是中學畢業，工作年資又不如自己的日本人，他們不是升為課長便是主任了，他仍然是個雇員。 日本人的薪水高，而且有津貼又有宿舍。他卻一直要靠老婆下田工作、養雞餵豬，還要照顧孩子，辛苦得要死要活貼補家用。弄得老婆臉孔瘦削青黃，才三十歲衰老得像快到五十歲。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吳濁流至多只是透過間接委婉的不平之鳴，溫柔的抗議，反映台灣人與日本人的不平等，在受壓迫和反壓迫、受歧視和反歧視的夾縫中尋找平衡點。除了與日本督學的意外衝突，〈水月〉是他唯一有反日意味的表現。 盡管吳濁流對日台不一的歧視政策極度不滿，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對日本的正面好感與中國的負面評價，兩者有著鮮明的對比。並且字裡行間對日本的仰慕與對中國的絕望，也是流露得很清楚。 在《亞細亞的孤兒》中，當胡太明去參加傳承漢學為心願的彭秀才葬禮，面對彭秀才破敗的「雲梯書院」，他有「時代幻滅的象徵」的感慨。葬禮完畢後回家途中，覺得自己宛如一個古代的亡魂，從木乃伊的軀殼中遁逃出來似的。 他認為彭秀才停留在過去時代的思想樊籠中，想到自己所處的時代，似乎看到將來的燦爛輝煌時代，就在眼前向他招手。告別過去的中國，迎向現代的日本，已經是胡太明的人生方向了。 而且吳濁流對日本印象十分美好，其書中的胡太明就讚嘆日本是「優美的國土，優美的人民」。並且對日本人相當有感情，單從他在日本出版《亞細亞的孤兒》的經過就可知他有不少日本友人，吳在日治時期還曾獲一位警官贈送武士刀。 1944年開始他在《台灣新報》文化部工作時，他說「我每天都去找些大學教授和日人進步份子邀稿，大搞我的現實暴露」。日本人反戰並非他們不愛國，吳濁流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也並不表示他反日，遑論抗日。 況且在日本的戰時言論的管制下，能暴露多少？可能「大搞」嗎？吳老在《臺灣連翹》寫這段話時，大概酒喝多了。 1956年日本出版的《亞細亞的孤兒》後面附有「胡太明的劇情簡介」，即是後來遠景中文版後面的「本篇概略」，但是中文版少了一段：「而且，中國的社會世相也詳細地描寫出來。尤其是聚集在南京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對事物的想法，對日本人而言不是非常值得作為參考的資料嗎？」 《胡志明》是中日戰爭之時寫的，為什麼要寫一些對日本有參考價值的資料？這不是在向日本提供情報對付中國嗎？ 由於吳濁流有受大陸人排斥的南京經驗，由此而產生孤兒意識，是否也促成了他在民族認同上作出了抉擇？因為既然都不受中國和日本所接納，不如就乾脆認同國家遠為現代化、民風遠為優良的日本？ 因此，《亞細亞的孤兒》是否真是批判日本的「反抗文學」，實在令人懷疑？或許光復前的《胡志明》原稿，只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為了日本的前途著想，向日本進忠言，獻良策而已。 而光復後兩年多才發表的《胡志明》第五篇中，胡太明那首反詩：「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漢魂終不滅…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這只是吳濁流修改原稿後，立場相反的傑作吧？ 吳濁流根本不知道日本文化基於他們的武士精神，有持強凌弱，弱肉強食的本質。在《胡志明》原稿中，可能只是另一首慶祝日軍攻佔南京的皇民詩，禱祝日本國運昌隆，祈願「日台如一真實現，六百萬人齊皇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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