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琳達‧蘇…帕克〈 Linda Sue Park 〉的寫作之路

很榮幸有機會來到台灣，特別是台北市立圖書館，因為圖書館一直是我的

最愛！並特別感謝協助今天這場活動的贊助單位、台北市立圖書館、以及台灣東方出版社。

首先，我想先談談自己的生平，和大家分享一些生命中的小故事。我在1960年三月二十五號誕生於美國的Illinois, 一個叫Urbana的地方。那時我的父親正在Illinois大學就讀工程研究所，他和我母親在1950年中期從韓國移民，兩個人都在美國南部完成大學學業—爸爸在Tennessee，媽媽在South Carolina。我出生時，他們決定給我一個聽起來像美國人的名字，因此念起來就成了「Linda Sue」。

一歲的時後，我們搬到Ohio，弟弟也跟著出生。三歲時，我們全家搬回Illinois，位在芝加哥南部的郊區，在離家獨立以前，我就一直住在那邊。

媽媽在我三、四歲時開始教我閱讀，用報紙上一系列以拼音為主的漫畫為題材；因此，當我進入Algonquin小學附設的幼稚園就讀時，我已經會讀、也會寫。我對幼稚園的記憶猶新，那時每天都有一小段的遊戲時間，我總是自己坐到桌前，寫一個小故事。我的老師Linda French擔心我身心發展不均衡，因此有一天拉著我的手說：「Linda Sue, 我希望妳今天選一個不一樣的活動。」我很喜歡我的老師，也想討她歡心，所以我走到畫畫角落、穿上圍兜兜，畫了一顆蘋果—一顆只有一個圓和一根蒂的蘋果。畫完以後，我把圍兜兜掛回去，就又繼續寫我的故事了。

從此以後，我的好老師再也沒有叫我去做別的活動，我想她是因為發現我已經無可救藥了吧！

學校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一個已經會讀、會寫的幼稚園學生，爸媽只好同意讓我跳到二年級。這對我的學業或許有幫助，但在其他方面可就不一樣了。本來，我就已經是班上個子最嬌小的，跳級以後，我在身體發展上更是永遠的最後一名：最矮、胸部最平坦、發育最晚，因此你們可以想像我的高中時代有多悲慘…

我想，大部分的小說家都能把一首耳熟能詳的歌，詮釋成他們自己獨特的味道。因為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感受到和同儕間的差距，我因此對人的心理狀態特別感興趣，而這也正是一項寫作不可或缺的特質。

我從小學開始寫詩，很多很多的詩。有些刊登在當地的報紙上，有些則在小型的雜誌上發表。詩是我的初戀，明年秋天我的第一本詩集也即將在美國出版。

我是領體育獎學金進大學的，不過，請先別驚訝得太快，讓我告訴你們事情的來龍去脈。高中時我參加體育校隊，不過老實說，我不是一個太好的運動員，甚至可以說是有點笨手笨腳的。不過我花很多時間在體育室練習，認真地想要做好每一個動作。

我被Standford大學錄取，但我父親說必須籌到更多錢才能去念；

因此我打去大學的體育系，電話被轉接到男子校隊的教練手中。他告訴我學校這個學期剛好要成立女子體操校隊，決議才剛通過，因此還沒聘請教練；他還說：「我手邊剛好有一個體育獎學金的名額，妳又剛好是唯一一個打電話來的人，妳要不要？」

就這樣，我領著體育獎學金進大學，後來學校聘請到一位全國頂尖的教練，可惜她整整四年都要被我拖累…後來，她把女子校隊帶得有聲有色，還出了好幾位奧運選手，不過，當然不包括我在內…

雖然我在體育上並不特別出色，但我一直很喜歡運動，也常常覺得體育和寫作之間有許多共通之處。比如說，每天都必須反覆進行許多例行公事，像是踮腳尖，或是兩個動作之間的連結，最後，才能練成一個完整的動作。此外，速度的掌握是關鍵，不僅要維持住動作的水平，更要保留足夠的體力，做出完美的收尾。回想起來，我常常覺得年輕時練體育的經驗，幫助我培養許多日後寫作需要的人格特質。

大學畢業以後，我搬回芝加哥，為一家頗具規模的石油公司擔任公關。接下來的幾年中，我陸續擔任一些以文字為主的工作，像是廣告和新聞。雖然我並不特別喜歡這些工作，但它們讓我學會如何以專業的態度呈現自己的作品，並永遠要在截稿日以前完成工作。接著，我來到了愛爾蘭，因為我那時的男朋友是愛爾蘭人，剛好他的短期簽證過期，必須回國重新辦理，就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回去。大學時，我曾在法國待了一個學期，對歐洲的生活十分嚮往。但是，我的父母非常傳統，他們怎麼可能接受我要離職，是為了追隨一個男人呢？

 最後，我的答案是：申請研究所。我對他們說：「爸、媽，我決定要繼續念研究所。」「很好啊，」他們說。於是我向他們宣布：「我已經申請上一間很棒的學校了！是三一學院，」「恭喜恭喜！太好了！」他們說。然後我說：「謝謝你們！喔，對了，那間學校是在愛爾蘭。」

就這樣，我在愛爾蘭和喬依斯、葉慈、Samuel Beckett這幾位詩人，共度了愉快的一年。期間，我男朋友在倫敦找到一份工作，因此，我在完成學業後，也跟著搬到倫敦。因為拿的是旅遊簽證，英國官方告訴我不得在英國境內工作，但我身上的積蓄所剩無幾，只好硬著頭皮問他們：「還有別種簽證嗎？」

「有的，妳還可以申請『未婚妻簽證』。」這種簽證允許我在英國待90天，但如果90天以後我還沒結婚，就必須乖乖地離開英國。結果，在第89天的時候，我和我的愛爾蘭人結婚了。去年秋天，我們才剛慶祝二十一週年的結婚紀念日。

後來，我在倫敦一家以電影為主的廣告公司上班，負責撰寫海報、錄影帶簡介之類的文案。一直到幾年前，有時候去錄影帶店租片時，都還看得到以前寫的廣告詞。我最得意的作品是為Jessica Lange 主演的電影「Sweet Dreams」寫的文案：「她的音樂讓你心暖，但她的故事使你心碎。」

在那之後，我生了兩個小孩，引領我漸漸走上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創作之路。我們一家四口住在倫敦，因此常帶小孩回愛爾蘭拜訪爺爺奶奶，他們也對那裡的文化感到熟悉。此外，我和先生一直在規劃回美國居住，我也有信心他們能很快地融入美國的生活。但是他們的韓國血緣要怎麼辦呢？

就在那個時候我才發現，雖然我對韓國的『文化』有很多涉獵，那裡的生活對我來說卻相當陌生。為了要在我的小孩會問問題前有萬全的準備，我開始去圖書館大量地蒐集與閱讀。

很多讀者與書評以為我書寫韓國，是因為對韓國瞭若指掌，但其實恰好相反。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探索，因此我越不瞭解的事，就越希望透過寫作來認識。在圖書館瀏覽時，我常常把自己覺得有趣的部份記下來，最後，竟然在這些不經意的筆記中，看到寫作的靈感一點一滴地發芽。

因此，每當有人讚譽我在宣揚韓國文化上的成就時，我總是感到不好意思，因為那並不是自己創作的初衷。我只是想要寫故事，湊巧故事場景設在古代的韓國。對我來說，我最在意的不在呈現古代韓國的特出之處，而在探索那樣的時空和此時、此地能有怎樣的連結。

接下來，我想和大家分享自己寫作的方法。在寫小說時，我總會給自己嚴格地規定一天寫兩頁的進度。這個方法是取自Katherine Paterson一本關於寫作的書，那時是1997年，正當我考慮開始認真寫作時，我在她的散文集中讀到這個一天兩頁的寫作方法。頓時，我的腦袋裡像是有一顆巨大的電燈泡亮了起來，全世界也都跟著亮了起來。雖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寫出一本小說，但我知道：一天寫兩頁對我來說，沒有問題！

 Katherine在文章裡沒有提到文章的規格，因此我決定用12號字體、兩倍行高做為我一頁的格式。直到現在，我從不會在桌前對自己說：「我正在寫小說。」因為小說又長、又複雜，我很難想像真的有人能寫完一本。相反的，我會對自己說：「現在我的腦袋裡有一個故事，今天我要把其中的兩頁寫出來。」每一本我已經完成的小說，都是這樣誕生的。

這個方法的重點在於：我把它變成我生活裡的一種習慣，就像我們每天都要刷牙一樣。你一定不需要每天都跟自己說：「親愛的，你今天務必要找時間去刷牙一下。」因為它已經是你生活裡的一部分。同樣的，當我在寫小說時，一天兩頁的進度像是全自動的習慣，如果我沒有完成今天的進度，就會像沒有刷牙一樣渾身不自在。

一開始，我給自己設定一個禮拜30小時的寫作計畫，那時我的小孩還在上小學，生活非常忙碌。但我知道寫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此生活上必然得有所取捨，而第一個犧牲的就是做家事的時間。那時我們家亂得一塌糊塗，雖然很多人沒辦法接受這樣的生活，但我白天必須上班，因為我們需要那筆收入，下班後又必須照顧小孩，只有剩下來的時間能夠投入閱讀與寫作。因此，家事和老公都被擠出行程表之外，但如果真的有心創作的話，這樣的抉擇是必要的。

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培養好一天兩頁的寫作習慣，但我對這件事非常堅持。記得好幾個晚上我都已經準備就寢，才發現還沒完成今天的功課；我會馬上從床上跳起來、衝到樓下，把今天的兩頁寫出來。

不過要維持這樣的堅持並不容易，常常，我在一字一句間掙扎半天，寫完一又三分之二頁以後還是停筆了；有時候，則是靈光乍現、文思泉湧，停下來竟然發現：自己已經寫了十八頁！（不過這大概是每十八月才會發生一次的奇蹟。）但重要的是，這兩頁不需要是寫得非常滿意的兩頁；事實上，我很少能夠一天就寫出滿意的兩頁，可能有一頁很滿意，或是一段，或是一行。有時候寫了半天，通通都不滿意，只好把那兩頁全部扔掉。但這樣的過程也很有價值，因為正如愛迪生所說的，我正在把問題找出來。

接著，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作家的寫作方法。Katherine Paterson〈注：攣生姊妹、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作者〉Kate DiCamillo〈注：傻狗溫迪客、雙鼠記、愛德華的神奇旅行作者〉和我都是一天寫兩頁，Jennifer Jacobsen則是一天寫九行；Richard Peck〈注：我那特異的奶奶、那一年在奶奶家作者〉一樣嚴謹，但他的方法有些不同：他一天只寫一頁，寫完以後修改六次，最後再把完成的那一頁放進三孔夾資料簿。成人文學作家Simon Winchester一天寫2500字，Stephen King則是一週工作七天，一年工作365天。有人曾問他：「聖誕節也寫作嗎？」他回答說：「是的，聖誕節也寫作。」

懸疑作家Elizabeth George曾說，一個成功的小說家，需要具備三種特質：天賦、熱情與執著。如果你只有天賦與執著，或熱情與執著，你也還可以成功；但無論如何，你不能對寫作沒有執著。

 以上是關於小說寫作，那麼圖畫書呢？對我來說，創作圖畫書的方式有些不同；我當然不可能一天寫兩頁，事實上，我只有一本圖畫書的稿子比兩頁長，總共是三頁半。不過，創作圖畫書時，我幾乎一整天都在思考，不論是在開車、煮菜或者洗衣服。有時候是在構思故事，有時候則在斟酌語彙；想到好點子時，我會隨手把它們記在便條紙、餐巾紙或是手上，以免遺失。作家Linda Smith有一次想到一個圖畫書故事時，手上有筆，卻找不到紙寫下。那時她正在住院，於是她把醫院的衣服掀起來，寫在自己的大腿上。

字字斟酌的結果，圖畫書的創作通常比小說更花時間。創作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我修改的重點，而在這些階段之間，我會回去寫小說，讓圖畫書的點子沈澱一會兒。總體來說，一本圖畫書在我能夠滿意地交稿以前，通常要花費兩三年的時間。我自己在圖畫書創作上的原則是：不要急著交稿，要有耐心好好修改作品，這一點我會在待會兒個別討論作品時加以說明。

回到小說的寫作上，通常，我會先獨立作業好一段時間，先不接受其他人的意見。一開始寫作時，我試過批評討論會的方式，因為我以為那對寫作很有幫　助。後來，我發現那樣的方式不適合自己，因為一下子吸收太多人的意見，反而會讓我不知所措。因此，我決定先自己寫、自己改，直到我對故事滿意為止。這個階段需要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然後，我再把草稿拿給別人閱讀。

我的第一個讀者是同為作家的Marsha Hayles，她曾出版好幾本圖畫書及小說，然而，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她的閱讀，尤其她曾在中學教授英語多年，因此對我寫作的題材與背景相當熟悉。我會把草稿寄給她看，她看完後再告訴我她的想法。Marsha是個好人，總是很委婉地表達她的意見，然而她總能在我以為已經臻於完美的作品中，一眼看出許多盲點與缺陷。

在那之後，我會一邊想著Marsha的評語，一邊回到桌前修改。等我再次覺得滿意時，我會先把稿子放一邊，盡量不去看、不去想。一個禮拜通常是我能夠忍耐的極限，然後我會把稿子印出來，對自己大聲地朗誦。有時候坐著、有時候站著，有時甚至在房裡來回踱步。我會把每一個字都大聲地唸出來，常常驚喜地發現許多默唸時看不見的問題。

之後，我會針對這些問題，重新撰寫一份草稿後再寄給編輯。以下是我每本書的修稿次數，或許你們會有興趣：

《Seesaw Girl》8次

《Kite Fighters》6次

《碎瓷片》7次

《When My Name was Keoko》37次

《Project Mulberry》23次

《Archer’s Quest》18次

看起來像是我越來越退步了，是不是呢？不過我想，我的修稿次數越來越多，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隨著我對寫作越來越有心得，我對自己也越來越嚴格，期許能夠精益求精。第二，或許更重要的是，我的前三本書都是在腦袋裡醞釀多年以後才下筆的，相較於近幾年的書，少了這段醞釀期，自然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構思故事的細節。

編輯在讀過稿子後會寄上批評與建議，我則在校稿以後寄回去，等待更多的批評與建議。這樣書信往返的情況依作品不一，以下是每一本作品的校稿次數：

《Seesaw Girl》 :1回

《Kite Fighters》: 6回

《When My Name was Keoko》: 6回

《Project Mulberry》: 3回

《Archer’s Quest》: 2回

 之後，編輯會將稿子寄給排版編輯做最後一個階段的校閱，我則根據他的回應做最後一次的修改。只有那麼一次，我的編輯沒有在排版前要求任何的修改；我在禮拜五把稿子寄給她，她在禮拜一下午來信說已經收到稿子，並會盡快閱讀。禮拜二一早，她打電話跟我說：「太完美了！馬上排版！」我從沒聽過其他作家有一樣的經驗，我自己也十分確定，這樣千年一見的奇蹟不可能再發生第二次了。而那本書正是：《碎瓷片》。

如大家所知，《碎瓷片》在2002年獲得紐伯瑞兒童文學金牌獎，也就是美國圖書館協會頒發給年度最佳好書的獎項。在台灣，這本書是由東方出版社出版，而現在，我就要和大家分享這本書的創作背景。

十一、二世紀時，韓國的製陶工藝傲視全球，甚至比當時的中國還先進。讀過那個時期關於製陶的史料以後，我決定把第三本故事的時空設在那裡，剛好我兒子問我接下來要寫什麼書，我便告訴他陶藝的主題。聽了以後，他問我說：「為什麼妳不寫和Gary Paulsen一樣好的書？」他很喜歡Gary Paulsen的《手斧男孩》，因此希望我也能寫冒險小說。就這樣，給樹耳一段旅程的靈感因此萌生。

如果你看到我最初的筆記，你會看到像是「被老虎攻擊、遇上強盜、碰到雪崩、掉進冰河的裂縫、完全迷路」等等的安排。但如果你看過書的話你就會知道，最後只有一小部份被留下。

我知道首先我必須想辦法讓樹耳啟程，我也打算讓他拿著那兩只美麗的青瓷瓶。因此，我開始埋頭苦寫，直到我發現都已經寫到100頁了，樹耳卻根本還沒上路！

這麼一想，我以為自己一直在寫所謂的「幕後故事」，也就是身為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需要先有的背景知識。為了開始寫「真正的故事」，我決定刪除一些之前寫好的部份。

我通常不太介意刪掉自己寫的東西，反而還挺喜歡的。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不過我覺得這或許和深藏在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節有關。我會一邊坐著，一邊和自己說：「不好…不好…不好…，刪掉…刪掉…刪掉……」可能刪掉好幾頁或好幾章，對我來說像是一種大掃除。

但這一次，刪東西卻不太容易，我花了好幾天反覆閱讀寫好的段落，卻怎麼也找不出想要刪掉的地方。漸漸地我才瞭解，原來樹耳的旅程已經改變了；那不再只是一趟遠行，而是他終於成為夢想中的陶藝家的心路歷程。

《碎瓷片》的結尾在我看到一張照片時浮現在我的腦海。相片出現在一本介紹韓國藝術的書籍裡，上面是一只覆有鶴和雲的美麗瓷瓶。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書裡的男孩就是那只瓷瓶的作者，他不僅擁有完美的工藝，最重要的是，那只瓷瓶背後必然藏著一股強烈的感情，對於一個和「鶴」有關的人的感情。

我愛樹耳，因為他真的是個好孩子；儘管身世坎坷，卻仍長成一個善良、正直的人。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有鶴人愛他，也有鶴人讓他學習去愛。他們之間的情誼讓他懂得自重，並有足夠的力量去面對各種困難與挫折。然而，這是和傳統的韓國觀念背道而馳的，因為在那樣的時空裡，一個孤兒成為英雄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沒有鶴人的話，樹耳很可能會變成街頭流氓，就像他去松島的路上遇到的強盜一樣。雖然我相信孩子能克服巨大的困難，但我也相信，如果沒有身旁的人支持，他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他們需要身旁的大人陪伴、引導，特別是愛他們、也重視他們的長輩。這點是我在韓國文化中特別讚賞的，因此在我所有的作品裡面，小孩與大人的關係永遠是關鍵，因為我希望能夠傳達這樣的訊息，讓小孩和大人都更能尊重對方、珍惜彼此。

在書寫韓國文化時，我時常帶著複雜的心情，也希望能描繪出這樣的思緒。一方面，我想要讚揚韓國文化，特別是濃厚的家庭觀念、敬老尊賢的精神、以及用語言強化社會規範的傳統。但另一方面，我也想探索其中較幽暗的一面：在《Seesaw Girl》裡，Jade Blossom希望能掙脫加諸在韓國女性身上的限制；在《The Kite Fighters》裡，Young-sup試圖挑戰身為次子所受到的壓抑。因為我認為，在所有的社會當中，光明與黑暗兩面都是同時並存的；而身為一個作家，我認為探索這兩面是同等重要的。

 寫完《碎瓷片》以後我才發現，這本書很大的一部份要歸功於1966年的紐伯瑞獎得主—Elizabeth Borton de Treviño寫的《I, Juan de Pareja》。在那本書裡，孤兒黑奴Juan de Pareja為畫家Velasquez工作多年，最後終於獲得自由，得以追求自己的繪畫生命；書的結尾並在細究某一幅畫的細節，就如同《碎瓷片》一樣。（我常常在想《戴著珍珠耳環的少女》的作者Tracy Chevalier小時候是不是也看過《Juan de Pareja》，因為她也運用了類似的情節安排。）

《Juan de Pareja》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書之一，我總是讀了又讀，百看不膩。幾年前，Booklist雜誌請我寫一篇文章，分享我童年時期最難忘的三本書，以及難忘之處。那時我才猛然驚覺，其中兩本書的主角都是黑人小孩，分別是《Juan de Pareja》和Louisa Shotwell 的《Roosevelt Grady》，第三本書Shirley Arora的《What Then, Raman?》則是在訴說一個印度男孩的故事。

現在回想起來，這其實並不意外，因為在我小的時候，很少有書是以亞洲小孩為背景；雖然我那時並不自覺，但很明顯地，這三本書裡描繪的「邊緣人物」使我感到共鳴。韓裔美國人和非裔美國人長期關係緊張，報紙上也常報導雙方仇恨敵對、甚至暴力衝突的故事；很多韓裔美國人似乎不覺得自己和非裔美國人有什麼共通點，但從我的閱讀經驗看來，我認為是恰恰相反的。

 獲得紐伯瑞獎最棒的地方之一就是，我能夠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並有機會和我的讀者、以及其他作家碰面。今天很高興來到台灣，也想特別感謝在座各位對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支持與喜愛。小孩是未來世界的主人，因此，閱讀優質的文學作品將能幫助他們長成強壯、有智慧、有同理心的領袖與公民，而這也是我們的世界永遠都需要的。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協助他們發掘好的作品，而我也期待和大家一起，在這塊領域裡繼續努力。 

        〈吳宜潔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