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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2022/01/15 06:56:46瀏覽279|回應0|推薦3
Excerpt:《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這是一段專屬於臺灣的性别文學故事,穿越漫漫歷史時空而來,從暗黑到光亮,從陰間到陽間,從客體到主體,從壓抑到解放,一重一重穿越,而今走到性别意識開放的新紀元。
這也是一座性別意識的花園,植物是隱喻,透過交纏生存掙扎的林投叢、從異域移植的絢爛樱花、號稱堅忍不拔的梅花,一一再現臺灣特有的性别景致。曾經閃躲在角落的玫瑰少年,終於來到向光植物的世界,嗅聞到另一歷史簾幕下百合的香氛。
——王鈺婷,〈導論:穿越百年的性別平權史詩

21篇文章之中,挑選了紀大偉的〈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怎麼做人?〉。
當然,如果對「同志文學」有興趣,切莫錯過他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4587
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Reading Sexualities: The Many Faces of Gendered Literature in Taiwan
編者:王鈺婷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1/10/14
語言:繁體中文

【編者簡介】
王鈺婷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戰後女性文學、散文研究、臺港文藝交流。著有《女聲合唱——戰後臺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


Excerpt
〈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怎麼做人?〉/ 紀大偉

人們常說,「一九九年代是同志文學的黄金時期」,或「解嚴之後,同志文學興盛」。但是這兩種流行值得商榷。這種說法形同表示,一九八年代末期蔣經國宣布解嚴一舉是因,一九九年代同志文學是果。然而,早在政府解嚴之前,八年代初期發的愛滋疫情就已經激發白先勇、光泰等作家挺身而出,要求社會不要因為愛滋而歧視同志。愛滋帶來的恐慌,反而激發作家紛紛執筆呈現同志,挑戰戒嚴社會的底線。因此,一九九年代同志文學的果實,與其歸功於政府解嚴,不如歸功間在解嚴之前直面愛滋的勇氣。

愛滋,不讓人當人?

因為愛滋,世人不把同志當人看。愛滋在臺灣文學剛出現的時候,大致被呈現為國外秘辛,也就是不關臺灣的事:愛滋是外國人特有的疾病;外國人來臺之後發病;臺灣人在國外發病去世。王禎和的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陳若曦長篇小說《紙婚》、朱天文的短篇小說世紀末的華麗、顧肇森的短篇小說太陽的陰影、許佑生短篇小說岸邊石都將愛滋感染者放在美國境內。
……

同志也是人

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同志」一詞在臺灣快速取代聽起來刺耳的「同性戀」。多虧同志一詞,世人開始把同志當人看。
一般認為:「同志」一詞在臺灣流行,要歸功香港影劇人士林奕華。一九九二年臺北金馬影展舉辦「同志電影單元」,林奕華跟臺灣觀眾介紹香港影展用「同志」取「同性戀」的經驗,還挪用孫中山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來強調這種說法的正當性。這一串講古說法已成為常識,但常識往往應該被質疑。「同志說法始於林奕華」、「同志一詞來自國父」之類說法,都是以訛傳訛。
在林奕華之前,出身新加坡的作家邁克早就說過「同志」是「homosexual」。在一九七年代,邁克就在美國挪用「中共本黨同志」的「同志」取「同性戀」。但邁克也不是「同志」說法的創發人,因為他挪用中共用詞。中共也不是同志的創發人,因為他們挪用孫文的「同志仍需努力」一說。但是孫文是真正的「同志」創發人嗎?孫文的前輩梁啟超已經在慈禧時期零星使用「同志」。梁啟超使用「同志」,則可能受現代化的日本影響。
「同志文學」這個詞彙開花結果,是在臺灣,而不是在香港。邁克、林奕華只指出「同志」和「同志電影」的關係,並沒有從「同志」延伸到「同志文學」。然而,楊宗潤在臺北主持的開心陽光出版社已經將「同志文學」這個詞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談到同志,人們經常重男輕女,優先想到男性。但,早在「同志文學」一詞流行之前,女性作家的作品或描寫女同志的文本就已經震撼文壇。一九九年獲得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的凌煙長篇小說《失聲畫眉》、一九九一年得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的曹麗娟作品《童女之舞》都是範例。


酷兒不是人

說到「酷兒」,一般歸諸一九九四年獨立刊物《島嶼》第十期「QUEER」專輯。洪凌、紀大偉、但唐謨客座主編的這個專輯率先將當時英美同志運動的熱門字「queer」翻譯為「酷兒」。「Queer」本來是英美史上羞辱同志的汙名,但運動者逆轉汙名,把「Queer」轉化成同志自我培力的工具。陳雪最早一本小說集《惡女書》也在逆轉汙名:書中,從事性工作的母親,跟女主人翁在夢中發生曖昧,但是陳雪將「惡女」的「惡」逆轉為認同的力量。
同志一詞把同性戀當人看,但是酷兒偏偏唱反調,持續把同性戀當異類。事實上,各種社會弱勢人口,如美國黑人等等,不管將自己視為社會局內人還是標舉為社會異類,都各有利弊。同志強調同性戀也是人,也就為同性戀爭取安全感;酷兒說同性戀仍然不是人,則提醒同性戀居安思危,不可自我感覺良好。「同志文學」和「酷兒文學」,與其說是兩種不同文學,還不如說是文學的兩種不同面向。
……

在此同時聚焦在「愛滋」、「同志」、「酷兒」三個詞上面,是因為這三個詞彼此牽連,不宜拆開理解。正因為「愛滋」在一九八年代帶給同性戀空前壓力,各界才會在一九九年代採用「同志」一詞,藉此說服社會接受同性戀,以及種種性少數人士。如果愛滋風暴未曾發生,那麽各界也就不會出現「用『同志』取代『同性戀』」的迫切需求。但是同性戀——以及性少數人士——並非鐵板一塊:有些人樂意採用「同志」一詞跟社會和解,有些人則抗拒「同志」一暗示的和諧,改用其他詞來凸顯汙名化人口 (例如,因為愛滋而被汙名化的人口) 跟社會的持續決裂。質疑同志跟社會共享大愛的「酷兒」一詞也就應運而生。
時過境遷,人們泰半遺忘這三個詞彙牽連的命運「同志」跟「酷兒」已經混用,難以區分。「愛滋」帶給各界的極度焦慮,也逐漸為人淡忘。詞彙與時俱進的流變固然無可厚非,但至少我們可以記取汙名化如何量產受害者的歷史教訓。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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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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