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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5 06:56:46瀏覽383｜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這是一段專屬於臺灣的性别文學故事，穿越漫漫歷史時空而來，從暗黑到光亮，從陰間到陽間，從客體到主體，從壓抑到解放，一重一重穿越，而今走到性别意識開放的新紀元。 這也是一座性別意識的花園，植物是隱喻，透過交纏生存掙扎的林投叢、從異域移植的絢爛樱花、號稱堅忍不拔的梅花，一一再現臺灣特有的性别景致。曾經閃躲在角落的玫瑰少年，終於來到向光植物的世界，嗅聞到另一歷史簾幕下百合的香氛。 ——王鈺婷，〈導論：穿越百年的性別平權史詩〉 21篇文章之中，挑選了紀大偉的〈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怎麼做人？〉。 當然，如果對「同志文學」有興趣，切莫錯過他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4587 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Reading Sexualities: The Many Faces of Gendered Literature in Taiwan 編者：王鈺婷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1/10/14 語言：繁體中文 【編者簡介】 王鈺婷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戰後女性文學、散文研究、臺港文藝交流。著有《女聲合唱——戰後臺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 【Excerpt】 〈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怎麼做人？〉/ 紀大偉 人們常說，「一九九○年代是同志文學的黄金時期」，或「解嚴之後，同志文學興盛」。但是這兩種流行值得商榷。這種說法形同表示，一九八○年代末期蔣經國宣布解嚴一舉是因，一九九○年代同志文學是果。然而，早在政府解嚴之前，八○年代初期發的愛滋疫情就已經激發白先勇、光泰等作家挺身而出，要求社會不要因為愛滋而歧視同志。愛滋帶來的恐慌，反而激發作家紛紛執筆呈現同志，挑戰戒嚴社會的底線。因此，一九九○年代同志文學的果實，與其歸功於政府解嚴，不如歸功間在解嚴之前直面愛滋的勇氣。 愛滋，不讓人當人？ 因為愛滋，世人不把同志當人看。愛滋在臺灣文學剛出現的時候，大致被呈現為國外秘辛，也就是不關臺灣的事：愛滋是外國人特有的疾病；外國人來臺之後發病；臺灣人在國外發病去世。王禎和的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陳若曦長篇小說《紙婚》、朱天文的短篇小說〈世紀末的華麗〉、顧肇森的短篇小說〈太陽的陰影〉、許佑生短篇小說〈岸邊石〉都將愛滋感染者放在美國境內。 …… 同志也是人 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同志」一詞在臺灣快速取代聽起來刺耳的「同性戀」。多虧同志一詞，世人開始把同志當人看。 一般認為：「同志」一詞在臺灣流行，要歸功香港影劇人士林奕華。一九九二年臺北金馬影展舉辦「同志電影單元」，林奕華跟臺灣觀眾介紹香港影展用「同志」取「同性戀」的經驗，還挪用孫中山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來強調這種說法的正當性。這一串講古說法已成為常識，但常識往往應該被質疑。「同志說法始於林奕華」、「同志一詞來自國父」之類說法，都是以訛傳訛。 在林奕華之前，出身新加坡的作家邁克早就說過「同志」是「homosexual」。在一九七○年代，邁克就在美國挪用「中共本黨同志」的「同志」取「同性戀」。但邁克也不是「同志」說法的創發人，因為他挪用中共用詞。中共也不是同志的創發人，因為他們挪用孫文的「同志仍需努力」一說。但是孫文是真正的「同志」創發人嗎？孫文的前輩梁啟超已經在慈禧時期零星使用「同志」。梁啟超使用「同志」，則可能受現代化的日本影響。 「同志文學」這個詞彙開花結果，是在臺灣，而不是在香港。邁克、林奕華只指出「同志」和「同志電影」的關係，並沒有從「同志」延伸到「同志文學」。然而，楊宗潤在臺北主持的開心陽光出版社已經將「同志文學」這個詞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談到同志，人們經常重男輕女，優先想到男性。但，早在「同志文學」一詞流行之前，女性作家的作品或描寫女同志的文本就已經震撼文壇。一九九○年獲得自立晚報百萬小說獎的凌煙長篇小說《失聲畫眉》、一九九一年得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的曹麗娟作品《童女之舞》都是範例。 酷兒不是人 說到「酷兒」，一般歸諸一九九四年獨立刊物《島嶼》第十期「QUEER」專輯。洪凌、紀大偉、但唐謨客座主編的這個專輯率先將當時英美同志運動的熱門字「queer」翻譯為「酷兒」。「Queer」本來是英美史上羞辱同志的汙名，但運動者逆轉汙名，把「Queer」轉化成同志自我培力的工具。陳雪最早一本小說集《惡女書》也在逆轉汙名：書中，從事性工作的母親，跟女主人翁在夢中發生曖昧，但是陳雪將「惡女」的「惡」逆轉為認同的力量。 同志一詞把同性戀當人看，但是酷兒偏偏唱反調，持續把同性戀當異類。事實上，各種社會弱勢人口，如美國黑人等等，不管將自己視為社會局內人還是標舉為社會異類，都各有利弊。同志強調同性戀也是人，也就為同性戀爭取安全感；酷兒說同性戀仍然不是人，則提醒同性戀居安思危，不可自我感覺良好。「同志文學」和「酷兒文學」，與其說是兩種不同文學，還不如說是文學的兩種不同面向。 …… 在此同時聚焦在「愛滋」、「同志」、「酷兒」三個詞上面，是因為這三個詞彼此牽連，不宜拆開理解。正因為「愛滋」在一九八○年代帶給同性戀空前壓力，各界才會在一九九○年代採用「同志」一詞，藉此說服社會接受同性戀，以及種種性少數人士。如果愛滋風暴未曾發生，那麽各界也就不會出現「用『同志』取代『同性戀』」的迫切需求。但是同性戀——以及性少數人士——並非鐵板一塊：有些人樂意採用「同志」一詞跟社會和解，有些人則抗拒「同志」一暗示的和諧，改用其他詞來凸顯汙名化人口 (例如，因為愛滋而被汙名化的人口) 跟社會的持續決裂。質疑同志跟社會共享大愛的「酷兒」一詞也就應運而生。 時過境遷，人們泰半遺忘這三個詞彙牽連的命運「同志」跟「酷兒」已經混用，難以區分。「愛滋」帶給各界的極度焦慮，也逐漸為人淡忘。詞彙與時俱進的流變固然無可厚非，但至少我們可以記取汙名化如何量產受害者的歷史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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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