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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30 05:12:10瀏覽477｜回應0｜推薦8 | |
| Excerpt：余華的《我能否相信自己》 我曾經被這樣的兩句話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話來自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哥哥，這位早就開始寫作、後來又被人們完全遺忘的作家這樣敎導他的弟弟：「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第二句話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臘人之口：「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 …… 因爲「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而且「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這些年來，我始終信任這樣的話，並且視自己為他們中的一員。我知道一個作家需要什麼，就像但丁所說：「我喜歡懷疑不亞於肯定。」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 這本書展現了余華個人文學閱讀經歷，包含博爾赫斯、契訶夫、三島由紀夫、卡夫卡、胡安‧魯爾福 (Juan Rulfo)…… 摘要的這一篇〈文學和文學史〉，談的是我個人蠻喜愛的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 (Bruno Schulz)，同時也稍稍闡述了保羅‧瓦萊里的「文學的歷史不應當只是作家的歷史」這個觀點。 身為一個閱讀者，這篇文章的結語更是深得我心啊！ 「每一位閱讀者都以自己的閱讀史編寫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史。」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04584 我能否相信自己 作者：余華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2/10/01 語言：繁體中文 【Excerpt】 〈文學和文學史〉 這一天，納粹黨衛軍在波蘭的德羅戈貝奇對街上毫無準備的猶太人進行了掃射，一百五十人倒在了血泊之中。這只是德國納粹在那個血腥年代裏所有精心策劃和隨心所欲行動中的一個例子，無辜者的鮮血染紅了歐洲無數的街道，波蘭的德羅戈貝奇也不例外。死難者的姓名以孤獨的方式被他們的親友和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城市所銘記，只有一個人的姓名從他們中間脫穎而出，去了法國、德國和其他更多的地方，一九九二年他來到了中國，被印刷在當年第三期的《外國文藝》上，這個人就是布魯諾‧舒爾茨，這位中學圖畫敎師死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他可能是一位不錯的畫家，從而得到過一位喜歡他繪畫的蓋世太保軍官的保護。同時他也寫下了小說，死後留下了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和一個中篇小說，此外他還翻譯了卡夫卡的《審判》。他的作品有時候與卡夫卡相像，他們的敍述如同黑暗中的燭光，都表達了千鈞一髮般的緊張之感。同時他們都是奧匈帝國的猶太人——卡夫卡來自布拉格；布魯諾‧舒爾茨來自波蘭的德羅戈貝奇。猶太民族隱藏著某些難以言傳的品質，只有他們自己可以去議論。另一位猶太作家艾薩克‧辛格也承認布魯諾‧舒爾茨有時候像卡夫卡，同時辛格感到他有時候還像普魯斯特，辛格最後指岀：「而且時常成功地達到他們沒有達到的深度。」 …… 與卡夫卡堅硬有力的風格不同，布魯諾‧舒爾茨的敍述有著舊桌布般的柔軟，或者說他的作品裏舒展著某些來自詩歌的靈活品性，他善於捕捉那些可以不斷延伸的甚至是捉摸不定的意象。在這方面，布魯諾‧舒爾茨似乎與 T‧S‧艾略特更為接近，尤其是那些在城市裏遊走的篇章，布魯諾‧舒爾茨與這位比自己年長四歲的詩人一樣，總是忍不住要抒發出疾病般的激情。 …… 布魯諾‧舒爾茨的文學命運很像那張羊皮紙地圖裏的鰐魚街。在他那篇題爲〈鰐魚街〉的故事裏，那張掛在牆上的巨大的地圖裏，地名以不同的方式標示出來，大部分的地名都是用顯赫的帶裝飾的印刷體印在那裏；有幾條街道只是用黑線簡單地標出，字體也沒有裝飾；而羊皮紙地圖的中心地帶卻是一片空白，這空白之處就是鰐魚街。它似乎是一個道德沉淪和善惡不分的地區，城市其他地區的居民引以爲恥，地圖表達了這一普遍性的看法，取消了它的合法存在。雖然鰐魚街的居民們自豪地感到他們已經擁有了真正大都會的傷風敗俗，可是其他傷風敗俗的大都會卻拒絕承認它們。 懸掛在〈鰐魚街〉裏的羊皮紙地圖，在某種意義上象徵了我們的文學史。納撒尼爾‧霍桑的名字、弗蘭茨‧卡夫卡的名字被裝飾了起來，顯赫地銘刻在一大堆耀眼的名字中間；另一個和他們幾乎同樣出色的作家布魯諾‧舒爾茨的名字，卻只能以簡單的字體出現，而且時常會被橡皮擦掉。這樣的作家其實很多，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寫下了無愧自己、同時也無愧文學的作品。然而，文學史總是樂意去表達作家的歷史，而不是文學眞正的歷史，於是更多的優秀作家只能去鰐魚街居住，文學史的地圖給予他們的時常是一塊空白，少數幸運者所能得到的也只是沒有裝飾的簡單的字體。 …… 布魯諾‧舒爾茨的不幸，其實也是文學的不幸。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把作家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而把文學放在了第二位。只有很少的人意識到文學比作家更重要，保羅‧瓦萊里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文學的歷史不應當只是作家的歷史，不應當寫成作家或作品的歷史，而應當是精神的歷史，他說：「這一歷史完全可以不提一個作家而寫得盡善盡美。」可是，保羅‧瓦萊里只是一位詩人，他不是一位文學史的編寫者。 歐內斯特‧海明威曾經認爲史蒂汾‧葛潤是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因為他寫下了兩篇精采無比的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就是〈海上扁舟〉。史蒂汾‧葛潤的其他作品，海明威似乎不屑一顧。然而對海明威來說，兩個異常出色的短篇小說已經足夠了。在這裏，海明威發出了與保羅‧瓦萊里相似的聲音，或者說他們共同指出了另外一部文學史存在的事實，他們指出了閱讀的歷史。 事實上，一部文學作品能夠流傳，經常是取決某些似乎並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然而卻是不可磨滅的印象。對閱讀者來說，重要的是他們記住了什麼，而不是他們讀到過什麼。他們記住的很可能只是幾句巧妙的對話，或者是一個豐富有力的場景，甚至一個精妙絕倫的比喩都能夠使一部作品成為難忘。因此，文學的歷史和閱讀的歷史其實是同床異夢，雖然前者創造了後者，然而後者卻把握了前者的命運。除非編年史的專家，其他的閱讀者不會在意作者的生平、數量和地位，不同時期對不同文學作品的選擇，使閱讀者擁有了自己的文學經歷，也就是保羅‧瓦萊里所說的精神的歷史。因此，每一位閱讀者都以自己的閱讀史編寫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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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