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匈牙利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去世。他曾親歷納粹集中營的苦難。而他也畢生在討論與此相關的議題。他曾說：作為一個孩子，你對生命仍保有一絲信任，但當你經歷過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一切都變得支離破碎了。他也曾說：活著，是面對命運時，唯一擁有的自由。他也感嘆歷史是如此野蠻恣意(barbaric arbitrariness)。

他對於「極權統治下個體命運身不由己、受他人定奪」此一主題極度關注。他的存在主義思想傾向使他強調個人如何對抗那宰制個人的結構，雖然那實際上是那麼絕望。頒獎給他的諾貝爾學院表示，卡爾特斯的得獎作「非關命運」(fatelessness)要傳達的是「活著就是屈從（to live is to conform），一旦從全體人類的需要及利益的觀點出發時，個人經驗就變得什麼都不是了。」當然，這應該是從客觀的結果而論，而不是他所認為的應然。

他曾批評電影導演史蒂芬史匹伯的電影「辛德勒名單」為媚俗之作，因為他認為：如果不能將扭曲的生活方式與大屠殺的可能性相關聯，就只是媚俗之作。換言之，扭曲的生活方式應該才是我們反省、檢視的問題重心所在。

我特別有感觸的是他說的那句話：作為一個孩子，你對生命仍保有一絲信任，但當你經歷過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一切都變得支離破碎了。有人說，不曾長夜痛哭者不足以與言人生。但是，如果曾經長夜痛哭過，或者說經歷過像納粹集中營的那種生活，人又會變成什麼樣？會對人生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有多少人還是那個對生命保有信任的人？而如果我們夠成熟，有足夠的生命體驗，我們又該如何看生命？生命裡果然有幸福保證嗎？果然有正義的保證嗎？如果有，為什麼他會說歷史是野蠻恣意的呢？如果幸福與正義其實只是自我催眠的虛像，我們應該從中醒覺以便能看到真實嗎？

後記：

我在前文中表達了我對人生態度的一些困惑，有網友提出了如下的回應。她說：「不論年紀，對生命都要保有一絲信任，中國人相信天命，因此對生命一直保有信任。」

針對這種積極的生命態度，我一方面由衷表示肯定，但也再度從我一向比較灰色的思想做出了回應。以下是我所進一步提出的疑惑。

我覺得這位網友的回應很有意思，點出了很重要的事實：中國傳統的積極人生觀。但是，我覺得前述的對話不應該到此就結束，而應該繼續開展下去。

對生命抱持積極態度，我相信是好事，也很可能是必要的生活態度。但是，其中或許也隱藏著一些問題。而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可能是要看與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如果樂觀的基礎是天真，當樂觀遭遇殘酷現實挑戰的時候，我們對殘酷經驗的解釋也可能產生扭曲。

當遭遇殘酷經驗的時候，我們可能無法給出公平、合理的解釋，而過度誇大特定對象的惡意與能耐，將苦難過度歸咎於特定對象。也所以，在小說式的歷史故事裡，壞人往往同時被描繪成既有權勢又有特殊能耐的人物，如此，我們更能理所當然地誇大他們的惡意。而我們自身的痛苦也就更顯得無比委屈與無奈。我們不必面對另外一種詮釋較困難的情境：我們所認定的惡人其實也充滿無奈（即使他們也可能有惡意），苦難其實是大家共同的處境，但是我們只將苦難與委屈歸於自身，而將惡歸於他人。實際上，苦難更是互相轉嫁的共同困境，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處理。

過度誇大他者的惡意，可能是造成持續衝突的根源因素之一。從而，人們缺少對思考雙贏、多贏策略必要性的認知。零和遊戲更成為理所當然。

相信世界是正義的，人是應該有幸福的（幸福是上天的當然恩賜）。這種信念可能衍生出如下的想法：我應該是幸福的，而我事實上所遭遇的不幸是特定對象所故意造成的。而對於他人的不幸，我們也可能產生一種心態：世界本身是公義的，他人的不幸是他們自己的業所造成。

總之，我的意思是說，乍看積極的人生態度，也可能存在問題面，應該再釐清。如果是基於思考侷限所產生的積極人生態度，有可能形成對他人災難的冷漠，也可能對自己的苦難做出不當的解讀，包括誇大他人的惡意與過度責備他人，並因此易導致更多的衝突、摩擦。如何避免這些負面的作用，是我們在強調積極人生態度的同時必須面對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