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自由概念與自律(autonomy)等同，所以：人因為自律而能自由，因為自由而能自律。但是，我對這個說法終不能完全同意。而且，正因為將自由與自律等同，自由的價值恐怕被無限放大了，恐怕會帶來嚴重的流弊。

我們沒有理由反對自由。只是，我認為，近代西方似乎太過高舉自由價值，幾乎視之為絕對價值。而且，有意忽視可能與之相扞格的價值與事實。

我偏向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沒有絕對化的可能，包括自由價值在內。當我們被宰制、失去自由的時候，自由的確非常可貴，但是，當自由放大到另一的時候，它就不再那麼至高的、絕對的價值。當自由價值絕對化的時候，它很可能會與「平等」價值發生衝突。這可從美國歷史學者威爾杜蘭(William J. Durant)「歷史的教訓」一書第三章的相關討論得到支持。

所謂與事實相扞格，是指「自由」並不與「自律」關係那麼融洽。我以為兩者間存在深沈的扞格。在康德的論述中，自由就是自律，就是自我立法、自我治理。但是，我認為康德低估了「本我」在人格中的比重。當人說「我要」或「我不要」的時候，那個我主要是指本我。超我或自我(ego)當然也可能有作用，但是，後二者都只是前者的衍生體。人首先是「本我」的存在，本我也隨時會顯露出扭曲、排擠自我與超我的作用力。

按照心理學者金巴度(P. Zimbardo)的研究顯示，人都可能因為情境因素而變成惡魔。而猶太裔美國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rendt)則強調「罪惡的平庸性」，也就是說，即使是一般平凡人，即使不是出於什麼跌宕激情，也都可能做出嚴重罪惡的事。我的歸納則更負面，人性中本來就有殘忍、攻擊，甚至毀滅性的成分。

相信並片面強調人性善，或是像康德那樣，建構一種服從道德律的「理性」概念，恐怕是把理論建構與經驗現實混淆了。康德憑藉兩種概念操弄，一是概念區分（如區別「理性」與「知性」、「感性」），一是假定的規準(maxim)，而提出合邏輯的推演（理性服從道德律）。

我不認為人有如康德所描述的那種理性。在人的複雜潛能中，或許有些狀態接近他所說的理性，但是，那不是單一、獨立的能力，而比較可能是諸多能力的機緣性匯聚的結果。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未必穩定、持久，而隨時可能被其他的人格特質或心理機制所轉化、扭曲、淹沒。

即使我們勉強接受康德的理性概念，也不免要強調人格中還有其他特質，這些特質可能使人的行為不受「理性」的約制，至少常常會違逆「理性」而行。否則現實世界應該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模樣，有那麼多的悲劇、衝突。

我們可以建構理性概念，但它只是抽象概念，像個標兵一樣，通過與現實的對照而凸顯經驗現象的特質。而且，我們不能通過定義，使理性概念必然包含道德律。因為我認為道德標準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只要看不同社會間使用不同道德標準，以致彼此常因此而起衝突可見。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S.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就強調不同文明間價值衝突的幾乎不可避免。這顯示不同文明間（也就是不同文化間）會有不同的價值標準，而且歧異甚深。

康德的道德律只能來自上帝，也因此這個普世的道德律可同時內在於人的理性。這就解決了根本的衝突之源。問題是，康德的道德論述因此必須預設上帝存在。而對於拒絕接受這種預設的人來說，普世的道德律內在於人的理性就是一個奇怪的、沒有依據的命題。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康德的理性概念，他對自由的引伸論述也將變得可疑。

在我想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自律」與「他律」的關係。在康德那裡，自律與他律是截然二分的概念。康德強調「自律」，但是嚴峻拒斥「他律」。這也是他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所在。

然而，我以為自律與他律的關係遠為複雜，兩者實際上應該是難分難捨，雖然「他律」未必導出「自律」，特別是未必導出自由主義者所嚮往的自律，但是，我也相信，沒有他律就沒有自律，自律主要是他律的內化結果（或許摻雜了某些重要的其他元素）。

日本社會的紀律是國際間有目共賭的。而那既是自律的表現，卻也相當程度是他律或集體紀律的結果。

最近有研究顯示，日本女性常感受到極大的社會控制壓力。她們努力維護家庭生活與社區環境，讓外界看到整潔有序的日本，但她們未必都那麼心甘情願。

在311大地震的事發當天，我在電視上看到災區的日本人井然有序地為汽車加油，完全沒有搶成一團的情形。這樣的自律令人著實佩服。但是，我仍然認為這背後有著社會控制的作用。重要的是，紀律規範已經被內化，並已經成為習慣行為模式。這種習慣及背後的社會控制力大到足以壓制地震災難所帶來的恐懼。當然，也或者是說，恐懼之餘，卻不知道另外能有什麼不同的操作模式，所以繼續依循習慣模式。

那麼，要如何看出這種「自律」背後的他律作用呢？大概要從行為模式背後的價值一致性的觀察著手。譬如「諂上驕下」的行為模式就是屬於缺乏價值一致性的情況。日本人在海外，屢有放浪形骸的表現，也是一端。二戰時候侵華日本軍的殘暴作為，事後很多日本人都不相信，這也顯示某種不一致的效果。日本人有時候被批評為「有禮無體」，也隱含著價值不一致的問題。這裡的「體」應該是指深層的、核心的、指導性的價值。這句話暗示，有些日本人可能善於表面上禮貌，內心卻未必真正有執著的中心價值。為什麼？因為表面的禮貌行為終究是源於他律。

話說回來，我無意否定他律的意義，我還是要強調：沒有他律也就不會有自律。在佛洛伊德看來，人的「超我」內涵是源於社會文化。換用社會學者涂爾幹的說法：人的道德意識是源於社會生活。沒有父母師長的教導，人不會懂得自律。教導未必暴戾，但是非源於人的內在。反之，我以為暴戾的教導也有可能內化極深，而形塑出自律。當然，愈是暴戾性的他律，反彈、不服、陽奉陰違的心理反應的可能性也愈大。但是，不同的人的反應模式仍然會有不同。直接認定暴戾性的他律一定無法形塑自律，想法恐怕過於簡單。我以為伊斯蘭教文化圈的教養模式恐怕是比較暴戾性的，而其倫理觀念被內化的程度未必不深。從其信徒行為的執著或可見一斑。

我也認為，韓國人的教養方式比台灣人要更暴戾，而其傳統規範被內化成為一般人的自我要求的程度很可能也比較強，而不是相反。

撇開暴戾性，外部的強制或限制對於形塑自律（由衷的自我規範要求）應該是必要的。那些強調他律阻礙自律形成的人可能忽略了一點：人的處境從來就具有相當程度的限制性，甚至是無奈；有些事，我們就是不能做；有些時候我們就是會失望、會悲傷或痛苦。再怎麼自由的社會亦然。譬如有人想飛上天空、想遨遊太空，但是他做不到；想要不病、不死，也不可得；想要免於各種傷痛，也很難免。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裡所述是完全不同的考慮層面。但是，我認為這種近乎絕對極限性的「限制」或不自由對於形塑自律來說有重要意義，而且它與他人對己的限制性要求是共構的。總之，最後，人理解到，有些事就是不能做、有些希望就是不可能滿足。譬如，我們不再去想如何不死，而是去想：如何活得好。於是他的欲望會轉向從他處尋求滿足，而放棄這個被限制了的行為嘗試或希望。當人徹底放棄嘗試某種行為或希望的時候，他就建構了自律的最底層基礎。有這個基礎，才可能進而對特定可選擇的行為再做出意志控制的努力。

然而，如果沒有那個極限性的限制作為基礎，如果所有的行為都可由意志決定做或不做，而且不必然因為逾越某種極限而陷入困境，這或許較符合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情境的期待，但是我悲觀地認為，這時候人可能很快就向一邊傾倒，而且極可能是向本我的一方傾倒，而不是超我的一方。譬如，人如果可以不死，那麼，他很很可能會放浪形骸、盡情追求享樂，因為他永遠還可以有再一次的機會。而正是因為人只能活一次，使人被迫要珍惜極有限的活著的時間。滿足欲望的可能性愈大，對生命的珍惜就愈少，道德自律的意識也將會愈弱。事實上，現代社會已經呈現這種整體趨勢。歸根結底，我們為什麼要那麼辛苦地服從道德律？服從道德律，必然隱涵一種最終的內心最深處的認知：我就是不能任性、我就是不能做這個或那個事、我就是不可能事事獲得滿足。

康德所謂的服從道德律的理性，很可能其實是上述認知的理想化版本。只是，康德似乎忽略了其中他律或某些外部限制因素的必然作用。

的確，某些他律可能會阻礙自律的形成。我接受這個命題。也因此，他律的形式或階段性必須要講究。簡單說，傳統式的教養可能過多地採用強制的教導，而低估了幼少年人的理性思考、抉擇的可能與必要。然而，什麼形式的他律最有助於形成良好的自律習性，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完善的答案。少些懲罰、多些說理，很可能是正確的做法。但是否該強調以學生作為教育主體、教師盡量避免直接明示道德要求，則恐仍待商榷。對我來說，主張人本教育的那些人，又過高地信賴人的理性，或者相信人性善。這種對人性的信賴本身，讓人心安，只是我不覺得有充足的事實依據，是忽視諸多人間悲劇所做出的人性判斷，卻想依賴這樣的判斷基礎來尋求拯救人間悲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