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住在大福里的修車場宿舍時，因為房子小，沒有真正的書桌，姐姐們常把床鋪當桌子，端個小椅子在床前做功課。有時寫毛筆字，一不注意就把墨跡留在床單上。

修車場距台南機場近，叔叔伯伯們晚上來不及回單身宿舍時，常在我們家借住一宿。
有一天晚上，兩位叔叔半夜來敲門。他們剛從一個舞會出來，第二天要開車去岡山參加另一個叔叔的婚禮，住我們家比進出營房方便。

媽媽那時懷著弟弟，晚上睡不好。她聽到敲門聲，披衣起床。小房間裡只有一盞小燈，看不清楚。她瞥見床上有污跡，責怪大姐「寫毛筆字又不小心，把床鋪搞髒了。」
打開前門時，她隨手扭開大燈，爸爸這時才醒過來。媽媽走回房間，看清楚床上不是墨跡，而是血跡。她嚇了一跳，跟爸爸說：
「跟鈞綬說車子不要熄火，我馬上要去醫院。」
爸爸還迷迷糊糊，問：「幹甚麼？」
媽媽說：「來撒了，來撒了！」（湖南話的來了來了，意思更急迫）。
爸爸立刻出去和熊叔叔打招呼，同時媽媽急著收拾衣物。
石叔叔進來說：「哪有這麼巧？」但看媽媽的樣子，知道不是開玩笑。
於是熊叔叔開車，和爸爸一起送媽媽去空軍醫院，石叔叔留在家裡陪我們。
天亮以前，我們家添了一個小弟弟。

媽媽生弟弟時，因為動了一個手術，需要在醫院住一兩星期。爸爸要上班，姐姐們上小學，哥哥上幼稚園，只有我無處可去。
大姐帶我上了幾天學，她和旁邊的同學把椅子拼起來，讓我坐中間。據說椅子夾屁股，我開始哭鬧，老師告訴大姐：「不可以帶妳妹妹來上學。」

我又跟著哥哥去上幼稚園。這比較有意思，因為上課就是畫圖唱歌，還有點心吃。放了學爸爸來接我們回家，煮好中飯他再去上班。有時爸爸沒來，鄰近的韓媽媽會接我們去他們家。
韓伯伯是爸爸的同學，高大英俊；韓媽媽聲音和笑容都甜美。他們有一女一兒，兒子跟哥哥同年，而且脾氣溫和，我隨著他們玩不會被欺負。

這樣跟著姐姐哥哥塗塗寫寫，到媽媽出院時發現我已經會寫「字」了。其實只是把筆劃湊在一起，成不成字倒不一定。

弟弟出生以後，媽媽得花比較多時間照顧他，我成了哥哥的小跟班，他做甚麼我就跟著學，也更常去幼稚園「旁聽」。
哥哥在幼稚園畢業典禮上代表中班歡送畢業生，在家練習一篇短短的講稿。每次他一講完我就走到他原先站的位置，也鞠個躬說：
「國位老師，國位同學」（學爸爸的口音），引得爸媽和姐姐大笑。
那時不懂為什麼爸爸說「國位」，哥哥姐姐卻要說「各位」。

哥哥歡送畢業生，自己也跳級畢業了。大同國校一年級的導師跟爸媽很熟，是爸爸另一位同學的太太。她見哥哥已經會讀會寫，認為可以上一年級了，讓他提早就讀。於是我也旁聽到一年級。

那時校舍不夠，一年級的教室是用竹子搭起來的。哥哥的位子靠前面，教室裡有個風琴。可能他們在準備遊藝會節目，下課後哥哥和幾個男生站到講台兩側唱歌，老師彈琴，一個長辮子的女生在講台上跳舞，我好羨慕那個女生。
因為我很早會寫字，變成家裡一「寶」。姐姐哥哥的同學來玩時，「看妳妹妹寫字」變成一個餘興節目。

除了寫字，也學著畫娃娃。一開始我畫的娃娃十個手指頭和十個腳趾頭一個不少。後來大姐大概覺得太土，告訴我：
「畫人的時候，手指頭不一定都打開，只要畫大拇指和另外四個指頭（併在一起）就可以了。腳上只要畫鞋子，不要畫腳趾頭。」還畫個樣子讓我模仿，這就是我最早的「美術」課。

爸媽對姐姐哥哥的功課要求嚴。放假時除了學校作業，還要他們練毛筆字、寫作文。我在旁邊也跟著寫我的「故事」。只是有太多字不會寫，每次去問他們，不見得都樂意教。後來我決定自己「造字」（那時還不知道倉頡），寫不出來時就自己寫幾筆，決定那是甚麼「字」。可是寫到後面要用同一個字時，卻忘了前面是怎麼「造」的。經過幾次，發現還是要寫真正的字。

我注意到哥哥的作業，一個字要寫一整行，也跟著這麼做。印象最清楚的是學到「媽」字怎麼寫，練習了一整頁。可是又自作主張，依我當時的「審美」觀點，在右下方的橫勾畫得太大時，裡面多寫一點；橫勾裡空間不夠時，就只寫三點。
寫完以後，我得意的拿給媽媽看。她笑說：
「那個勾勾裡只可以有四點，不能多也不能少。」

從此以後，只要我想學，媽媽就教我寫字，特別是筆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