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產階級那股堅實的力道正在轉弱，」研究台灣中小企業二十多年的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高承恕說：「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但現在回頭一望，不得不說，情況真的很嚴重。」

    　高承恕說，中產階級在不同時空下有不同的定義和結構，以台灣來說，「無論從經濟力、社會力，甚至於政治力來看，靠一只○○七皮箱跑天下的『自強牌中小企業』，無疑的，是台灣中產階級的骨幹。」因此，要理解台灣的中產階級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從這群人的動向就知道了大半。」

    　高承恕說，曾經撐起台灣經濟的中小企業結構力在最近的十年出現明顯的解體，這是因應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國際分工位移，使得台灣很多企業不得不外移，又因為語言文化的熟悉度，很多台商選擇外移到中國大陸，但這時他們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兩岸這樣的案例，經濟上有如此高的互動，但政治上又那麼刻意疏離，」高承恕說，政治和經濟的矛盾關係，讓人陷入痛苦，為了生存，很多中產階級做了「出走」這個選擇。

    　而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整個社會的經濟力、社會力、消費力、就業率…隨著不斷外移的中產階級而滑落，「這是個非常現實的事情，誰也不用欺騙誰說沒有問題，因為台灣真的已經變了。」

    　高承恕前兩天到台南，去了一家餐廳吃飯，結果整個餐廳只有一桌客人，「真不知道他們要怎麼生存下去。」他感慨，這樣的情況「愈往南走愈明顯、愈嚴重。」他表示，八○年代他做社會研究，常常跑海線，「那時候所看到的市況是多麼熱鬧啊。」高承恕說，台灣曾經有段時間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明天會更好》，不管再累再忙，那時候人們的心情總是樂觀的、是積極的，覺得只要自己有所付出就會有所收穫，「但是，現在還有誰相信這些？」

    　高承恕的觀察是，因為看不到明天的路在哪裡、心裡發急，台灣社會的集體心態就成了「炒短線」，中產階級也不例外，這是第二個問題：很多人做事只考慮短期效果、不做長期的規畫和思考，「政府就是帶頭這樣做的人，」他說，哪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本事提出「一周一利多」這種事？「真是太荒謬了。」

    　第三個值得憂慮的問題是「無力感」，因為覺得不論怎麼做好像都沒有什麼用，所以很多中產階級選擇「冷漠以對」、選擇「不參與」、選擇「眼不見為淨」，高承恕說，他並不贊同這樣的態度，台灣的未來還是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上，特別是中產階級是相對有能力與資源的一群人，「不可以放棄希望和行動。」

    　他認為，《中國時報》「台灣希望二○○八──徬徨的中產階級」專題報導已深刻而詳盡地點出了台灣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接下來，就是看大家願不願意真誠地面對這些問題、解決困難。」高承恕說，無論是政治上的，或者是經濟上的，「台灣都需要一個更 friendly（善意）的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形成，中產階級可以盡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