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卓別林

「在富士康觀瀾園區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1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如果你曾看過卓別林（Chaplin）的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對《南方週末報》這段關於富士康工廠的描述就不會太陌生。許多國家（尤其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現場，資本家為了追求高產量、高利潤，工廠的機器常常不分晝夜運轉，輪班的工人們無論多麼疲累，都必須努力配合機器轉動，若稍有閃失，除了自身受傷外，勞動節奏會被打亂，整個生產流程會受影響，進而受到處分。

工人一旦站上生產線，往往只被視為機器的零件之一，不再被當作「人」對待。以假工人身分潛入富士康深圳廠，進行勞工連續自殺原委調查的南方週末報記者，在親身體驗代工廠的生活後，心有戚戚焉地描述：

「淩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牆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止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走得那麼快，會在食堂裡吃得那麼急。你就像每個零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淩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2‧只能和機器打交道

接二連三發生工人自殺事件的富士康工廠，以規模來說，是全球名列前茅的代工廠，光是深圳廠區就有40幾萬名員工（其中85%以上為八○後的年輕族群），許多人甚至戲稱此地為富士康「小縣城」。

這裡的工人們在工作中禁止攀談，工廠處處貼著標語規範工人的行為，嚴格的勞動紀律迫使工人們僅能和機器打交道；每當勞動過後，疲憊的身心又讓人無力（心）交流，工人之間在缺乏時間與空間的聯繫下，彼此生疏到連同寢室友的名字都不熟悉，因此當一連串的跳樓自殺事件發生後，死亡似乎僅是「他者」的事情。

短短4個月，十起跳樓自殺事件，媒體陸續披露工人們對富士康的不滿，舉凡工作過於繁重、勞動條件苛刻、薪資與付出不成比例等等，卻絲毫沒有撼動富士康的營運。自殺事件發生後，工廠的招工量依舊龐大，人事單位還是被應徵者擠得水洩不通，維持秩序的間隔繩索經常需要拉至20公尺外的馬路邊，蜂擁而至的年輕應徵者，依然滿心期待可以被吸納進這個近來被輿論定名為「血汗工廠」的地方。

3‧農民工還是趨之若鶩

根據《東方早報》報導：「農民工們喜歡到富士康工作的原因，在於可以準時領取工資，可以享有相較其他工廠優厚的福利。」我們不禁要問，曾幾何時準時發放工資竟成為資本家的恩給？難道這不是工人應得的報償？難道工人身心健康不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必須？為何工人竟為了本就應得的工資、應享福利，在面對「十連跳自殺事件」的企業招工時，非但不顯抗拒，反倒趨之若鶩？

富士康若是農民工就業的首選，那麼就一定還有比其勞動條件更為低劣的工廠存在。令人唏噓的是，許多農民工為求生存只好屈就，其背後又隱藏著多少的結構性的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陸續湧入城市以尋求更「好」的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一旦離開農村，脫離生產資料（土地）的農民只能淪為都市的「無產者」，在底層勞動裡尋求出路。

這些數以千萬計的現代化建設大軍，受限於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並無法享有城市居民與戶籍相依存的福利保障，從而蝸居、蟻族、非註冊的民工學校與非法醫療的現象頻生，都在在說明了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困境。

不可否認的，市場經濟取向的發展，造就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蹟，卻也同時創造出貧富差距所衍生的不公不義，許多被吸納進城市的農民們，在被社會邊緣化的生存法則下，經常適應不良。

4‧我做的，我買不起

過去的農民工，若在城市的際遇不順遂，還有回老家種田的後路可供選擇；現今新生代的農民工（八○年代後出生者）則因受教育的機會增加，許多人在年幼時就脫離農業生產，缺乏農業技能的掌握，因此若城市生活不如預期，並無法像老一輩的打工者一樣回家吃自己。由於原鄉回不去，他鄉又無法融入，以致於產生身分認同的心理障礙，困擾著新生代的都市移民。

再者，城市生活有太多不同的吸引力，各種商業廣告總讓年輕的農民工抵擋不住「沒有某項流行產品就顯落伍」的消費意識，只是問題在於，城市工作的勞動所得，很難滿足琳瑯滿目的消費需求。例如，富士康工廠的員工，每月連日加班後，扣除社會保險所得的工資約為1千6百至1千7百元人民幣（若不加班，每月僅有8百元左右），而自己生產的iPhone，每支卻要價超過2千元人民幣。試想，自己親手生產的東西，自己卻遠消費不起，這種不平衡的感覺，除了容易造成扭曲的價值觀，也易產生憤世忌俗的情緒，從而反過來制約都市無產階級的行為模式，讓人更顯消極。

5‧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縮影

市場經濟政策的奏效，創造了GDP每年以8%以上的速度穩定成長。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提升，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成為許多國家仿效的對象，卻也讓中國政府面臨了如何同時保有經濟較快速度成長，與人民身心健康的巨大挑戰。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就認為：「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今日的中國，10%最窮困的人口，僅持有社會財富的1.8%；而10%最富裕者，卻佔有29.9%的社會財富。若以判斷一國之內收入是否分配公平的指標Gini指數來看，其分配不公程度已達0.4以上的警界線，顯示居民的收入差距極大。

而連日來的多宗襲童案、自殺案，更說明富士康的事件不是唯一與偶然，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亦承認：「中國社會存在深層矛盾，而且日趨尖銳化，社會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問題，是導致事件發生的根源。」也就是說，農民工的脫軌行為，除了工廠主難辭其咎外，政府更應將解決當前弱勢群體的民生和基本權益問題作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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