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所信奉的血汗市場經濟理論，是建立在錯誤的心理學基礎之上。

富士康員工十二跳，本田在中國的工廠因罷工而被迫停產……突然間，這些消息從媒體消失，上面下達了「宣傳紀律」。找不到可靠信息的老百姓在那傳的「小道消息」：已經有十五跳了，據說第十六跳被制止……

富士康已經請來大量心理醫生。確實，不管什麼條件下，這種系列自殺肯定和心理問題有關。但人們在關注個人心理問題時，卻忘了整個制度的心理基礎。中國的市場經濟有心理病，因為中國的主流市場經濟理論是建立在錯誤的心理學基礎之上。

不管是富士康還是本田，都是世界著名企業。但是，他們在中國給員工的底薪，基本卡在當地最低工資線上。

富士康是九百，本田是一千五百。而員工大多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每週幹六天。

相比之下，美國最低工資七點五美元一小時，但汽車工人的工資，如果包含福利可達七十五美元一小時，整整高出十倍。

在發達國家，最低工資和大企業幾乎沒有關係。

一個年輕人也許可以找份錢多的工作，但這必須幹全職，使他無法完成學業。於是他決定一邊讀書一邊找些小時工，日後另謀前途。

所謂最低工資，經常是用來保護這種人的權益。

但在中國，最低工資居然成為跨國公司的常規。

為何會如此？這不得不涉及中國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

過去一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大談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為「襯衫經濟學」唱讚歌。其實，「襯衫經濟學」就是「血汗經濟學」。

七、八年前，我在美國碰到位國內來的「主流經濟學家」。當我表示對低薪的憂慮時，他不以為然地說：「這是中國的競爭力所在。看看美國，工人工資高得嚇人，他們怎麼可能有競爭力？」我馬上提出欠薪的問題。他則一擺手：「那都是極少數，都是被媒體炒作的。你下去看看，低薪提供的是工作機會，大家都是自願的。」

對話自然不歡而散。不過我們足以看出主流經濟學家對於「血汗經濟」的認同。這也怪不得，無論是富士康還是本田事件，主流經濟學家對於這種震動全國的問題集體失語。

我們不妨翻翻舊帳。幾年前，經濟學者張五常站出來高呼，所謂中國的貧富分化過大之說是「胡說八道」。他甚至說下崗工人是活該：「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魷魚，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魷魚……我的一個朋友在東莞開廠，軟件企業，一年會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流失。」「假如一個人真想找工作的話，你找到一個月六百塊錢一份的工是沒有問題的。」

房地產大鱷任志強幾年前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記者的採訪，在談起自己的「扶貧」經驗時更是義憤填膺：「我從那兒 (任曾經插隊的村莊，人均年收入四百元，)拉了六十個人到北京打工……拉到順義別墅區裏當服務員、當保安，我一個月給(每人)三百元的工資，管吃管住管服裝。可是，不到兩個月全跑光了，寧願回去受窮！幹了一年半的只有兩個人。該不該窮？我說我再不給你們捐錢。活該！」

對此，我們不能不說，富士康以及本田，對待職工怕是還好得多呢。中國經濟中普遍的血汗原則，要殘酷得多。

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信奉的是西方十九世紀的血汗市場經濟。

這種血汗市場經濟，是建立在那時人們對人性、人的動機的理解上。

這一點，被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心理學家克拉克·赫爾(Clark L.Hull)總結得清清楚楚。

他的心理學，基於簡單清晰的生物學原則：生物機體身受困乏之苦。

這種困乏創造了需求。需求激發出動機。動機激發出行為。行為則是目標導向的。

達到這種目標乃生存之必需。一句話，窮則思變。人首先要窮得不舒服、難以忍受，這樣才能有工作的動力。

想想看，在那個時代，上流社會可以公開用侮辱的語言說「無產階級是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戰後西方國家建立福利制度時，反對派的理由基本還是這一心理學原則：福利消除了貧困匱乏，無法激發出工作的動機。茅于軾至今還在不停地說，「福利國家的害處不僅僅是效率低，更因為會把人們的心思引向不勞而獲」。

照這些人的標準，戰後歐洲、日本、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發達國家，幾乎都可以說是福利國家。但為什麼反而經濟發展得最健康呢？

我們不妨還是回到心理學上來。一九五九年，羅伯特·懷特(Robert White)的一篇經典心理學論文推翻了赫爾的困乏理論。

懷特指出，當人的基本需求被滿足後，人不會像許多低級動物那樣停止獵食，或像機器那樣關閉停運。恰恰相反，人正是在這個時刻開始了最有創造性的工作、開始挑戰自己的極限、要建立對世界的把握以獲得生命的滿足。

所以我們可看到，許多基本需求未滿足的人，每天不得不幹自己不想幹的事，經常能偷懶就偷懶。可世界上一些最為富有、根本不需為生存而工作的人，反而經常過勞奮鬥，甚至會為此犧牲健康。

懷特以及戰後發展起來的「積極心理學」，既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也直接影響了這些社會中的管理理論。這也是為什麼如今西方國家的大企業寧願僱用高薪的「貴族工人」的原因之一。

在後工業社會的高科技競爭中，創新經濟而非血汗經濟才是正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領導層也必須早早擺脫血汗經濟學的束縛，以「積極心理學」為基礎設計一個創新社會。■

薛湧﹕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影響中國的五十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著有《直話直活的政治》、《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草根才是主流》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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