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隨著社會恢復正常，中國官僚系統重新強大起來，試圖再次控制 人們的生活與思想。

1879年，王之春(註2)奉南洋大臣沈葆楨之命到日本考察。在旅途上，他這樣寫道：「我朝威靈震，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文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於無遠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者所可同年語也。」

王之春的感慨是士人階層、官僚系統的普遍情緒。不到二十年前，人 們普遍認定清王朝即將崩潰。英法聯軍燒掉了圓明園，皇帝在承德駕崩，留下兩位年輕的太后輔佐一位幼兒天子；太平天國牢牢佔據了南中國，並發動一場差點奪取了北京的北伐。但如今，內亂已經蕩平，總理衙門穩妥的處理著與外來者的關係，新一代地方領導者的表現令人讚嘆——他們恢復了江南的生產，鎮壓了西北的分裂 力量，還開始了一場洋務運動。帝國似乎再次恢復了平穩，士大夫開始匆匆為它貼上了「同治中興」的標籤。王之春口中的「中天運會」沒能持續多久，僅僅十五年後，中日戰爭又把美夢都驚醒了。

從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國起義，到一八九四的甲午戰爭，僅僅半個世紀裏，中國從崩潰 到中興再到潰敗，如此戲劇性的命運是什麼？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變革只有在中央權力即將被摧毀時才可能發生，而一旦權力再次穩固，所有的變革都將停頓，自滿立刻佔據了上風，於是再次陷入停滯與衰敗。與其說中國是被外來者侵略，不如說我們是首先進行了自我摧毀。

(2) 另一次同治中興

過去幾年中，你從中國的官方媒體中、公共情緒裏，一定也聽到了王之春式的自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這些言辭是否像是另 一次「同治中興」？

鄧小平的改革是從一場危機中開始的。在一場令世界歷史黯然失色的「自我毀滅」之後，鄧小平領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正常 年代。他重建了與世界的聯繫、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國家從社會生活中逐漸退出。於是，中國社會、中國人再度煥發出巨大的生機，創造了傲人的經濟增長。但是隨著社會恢復正常、物質的豐沛，官僚系統也重新強大起來，它要試圖再次控制人們的生活與思想，要分到剛剛積累的財富中最大的一塊。在一九八八年前往美國 時，中國作家劉賓雁發現美國的漢學家們仍沉浸在樂觀情緒中，認定鄧小平的市場改革也必將帶來政治變革，而他卻意識到更大的事情即將發生。

天安門廣場的屠殺深深動搖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它在國內失去民心，在國際變得孤立。在一場危機中，又一次改革開始了，它許諾出更大的經濟自由。中國再次震驚 了世界，它變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生產與消費機器。於是再一次，樂觀情緒湧來，人們覺得中國不僅是中興，而且要領導世界。

但很有可能，中國 再度被「成功」擊垮了。在空氣中洋溢著自滿時，中國也正在丟掉所有令它成功的因素。它關上了對外學習的大門，以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示人；它忘記了市場經濟才是發展的動力，拼命的擴張國有企業；它忘記了自由思想、個人的創造力才是創造的源頭，它要再度控制教育、用黨化宣傳塑造年輕一代；它忘記了分散權力，才 會帶來社會的和諧、才會激發人們的同情與自主，準備通過官僚機構來推動社會變革；它忘記了因為信息公開、自我批評，才塑造了改革的黃金時代，它要用「和諧」的名義扼殺不同的聲音……幾乎所有的證據在暗示，中國正在滑向另一次危機。或許從西藏、新疆的騷亂，到幼兒園的砍殺、富士康員工的跳樓，再到青年一代的集體困惑與庸俗化，一場社會危機、道德危機已經到來，中國已經在進行一場慢性自殺。

(3) 源頭在官僚權力

為什麼「成功」總不持久，總要一場巨大的危機才能驅動變革？很有可能，不受制約的官僚權力是這一切的源頭。在中國的歷史上，官僚代表著最高、也是唯一的權威，它控制著政治、經濟、思想。因為它沒有競爭、不受制約，所以總是輕易的被腐蝕，它的腐爛又帶來全社會的腐爛。一場巨大的危機暫時衝垮了官僚系統，給予社會、公眾以暫時的喘息，個人的自主性得到了釋放，繁榮也隨之而來；但可悲的是，繁榮又激發了官僚系統的重新復甦，它又開始試圖把持一切，高聲的自我讚揚，直到下一場危機的到來……

我們或許暫時找不到解決的方案，但是，打破對中央帝國的迷戀、打破對統一國家變態式的偏執，卻可能是第一步。中國歷史最燦爛的時刻，是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是與遼、金並存的宋代中國，而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皇帝國，或是文字獄盛行的「康乾盛世」。■

(註1)：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祖國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

(註2)：王之春(1842～1906)　字爵棠，號椒生，清湖南清泉縣（今衡南縣泉溪獅子坪）人，王夫之七世孫。

先後作為曾國藩、李鴻章和彭玉麟的部屬，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歷任山西巡撫、安徽巡撫、廣西巡撫。

曾出訪日本、俄羅斯、德國、法國，多次向朝廷上書自強新政。

晚年因鎮壓四川餘棟臣起義，特別是預借法兵鎮壓革命黨起義，激起國內拒法運動而被解職，待罪京師，後遷寓上海。

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月，遭愛國志士萬福華謀刺未遂，萬被捕，黃興、章士釗等牽連入獄，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他從此在政治舞臺上湮沒，回鄉靜居。

曾籌資七萬兩銀子修建珠暉塔。光緒三十二年卒，葬于楊柳河黃屋山，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

[才華]

　　王之春是清政府中少有的文武兼備的洋務人才。政務之暇，兼事著述，有《談瀛錄》，其中第三卷《東洋瑣記》對日本的地理、戶口、租稅、兵制、官制、國債、物產、教育、風俗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簡要介紹。光緒五年（1879），根據清代順治至同治年間中外交涉的有關材料輯錄成《國朝柔遠記》一書，以為談時務者之資，影響流傳至今。還有《王椒生集》、《王船山公年譜》、《王大中丞椒生奏議》、《椒生隨筆》、《中國通商史》、《使俄草》等。

[生平]

　　1880年著《國朝柔遠記》，綜述1644至1872年清代外交歷史，為晚清統治者投降賣國政策進行辯護，深得清廷歡心，遂奉命出使日本和俄國。曾任浙江、廣東按察使，

　　1890年遷湖北布政使

　　1898年任四川布政使，殘酷鎮壓余棟臣起義。次年升山西巡撫，不久調任安徽巡撫。

　　1902年任廣西巡撫，主張以讓出廣西礦產權利為條件，“借法款、法兵”鎮壓廣西人民起義，激起國內拒法運動。

(附註)：1929年3月2日創刊，亞歐美術研究社投資創辦了《銀鐙畫報》它從創刊號就開始連載包道平撰寫的電影劇本《革命奇俠》，這個劇本詳細地記錄了革命志士萬福華刺殺清朝欽差王之春的珍貴史料。

時任天津特別市社會局第一科科長包道平(包師瑪)，在畫報中連載的電影劇本《革命奇俠》，以事件親歷者的身份，詳細地記述了他與萬福華刺殺前清欽差王之春的“一段慷慨悲壯的實事”，不但故事曲折驚險，而且還兼有纏綿的愛情，孫中山、張繼、章太炎、西太后、章士釗、蔡元培、柳亞子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均為劇中主要角色。察其劇情，需要演員數萬名，戰爭有數十幕之多，更有沉船、行刺、肉搏等驚險場面。

包道平的劇本寫到，清光緒三十年秋九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猛攻旅順口時，西太后密召前安徽巡撫王之春于頤和園，命以聯俄攻日。日本偵知即下哀的美敦書，中國危亡旦夕”。時在滬革命志士，于上海英租界秘密召開會議，商議應對之策。當時年僅17歲的包師瑪，慨然請求組織派其前往刺殺王之春。會議通過後，包師瑪懷揣手槍和王之春的照片，埋伏在英租界大馬路跑馬廳王家寓所門前。

傍晚時分，“忽見王之春穿大禮服乘馬車回寓，包師瑪正欲拔槍施射，竟被護衛者推倒，急起而王已入內矣”。當時擔任隨同監視的蔡元培、萬福華等，見包師瑪行動失敗，遂與包師瑪立即乘車撤回報館。“萬福華大聲呼曰：'師瑪年幼有才，當留大用，刺客我可為之！'堅欲行刺。”吳葆初說：“經過這次行刺，我恐王之春早已戒備，不可草率行事。我與王之春曾有私交，可假余名請其飲酒，屆時可成也。”於是，親自書寫請帖，請王之春於是日(十月十一日)下午5時，到四馬路金谷香藩菜館赴宴。

隨後，包師瑪與萬福華來到英租界新馬路民新學校。中午時分，他二人在此用餐，並且喝了些酒。“酒半酣，包師瑪前往教室叮囑學生不要外出，蓋學生皆同志也。急返會計室，已不見福華。旋起視屜內之手槍，驚悉福華誤持廢槍以去。”包師瑪於是急忙懷揣“槍實彈乘汽車馳往金谷香”。但當他趕到金谷香時，“適遇王之春自該館下樓，福華劫王于梯，大呼：'殺你賣國賊！'遂向王連開三槍，而彈未發。福華乃當場為印捕所執，送交捕房矣。”

見此情景，包師瑪立即意識到萬福華的家人很可能有危險，遂急忙拔腿向萬夫人所在旅社跑。等他見到萬夫人說明情況，剛剛帶著萬夫人奔出旅社，進入安全地帶時，大隊巡捕即已趕到。當他將萬夫人安頓好回到民新學校時，巡捕已將學校包圍。

這位“革命奇俠”的最後結局:當時的英租界法院以擾亂治安罪判處萬福華有期徒刑10年，不久又因其策劃越獄而加判10年。辛亥革命後，萬福華得以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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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共產黨在 台灣──『他山之石』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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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跳樓門、罷工潮─中國勞資矛盾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