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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回文章[註1]提到2002年我到雲南採訪陳喬恩與王紹偉，是因為他們那時候剛出道、分別主持了三立電視台的兩個中國旅遊節目，陳喬恩的是《中國那麼大》(後來進展為《世界那麼大》)、王紹偉的是《中國的故事》。

這是我第二次到中國，而且是至今我去中國行程中最長的一次；時間前後長達有九天，主要是在昆明與大理。

由於工作室今年正巧有個案子跟雲南有關，也順著這次文章一併把那次行程中，很有意思的幾次事件寫出來。

首先要講的是，那次跟中國的台辦人員的「貼身接觸」經驗。

跑影劇新聞出國多次，為了辦護照以及免除海關的特別注目，絕大多數的電影公司、電視公司與唱片公司，都叮嚀我們在相關文件上要以「觀光客」的身份自居，唯獨這次例外。

我「聽說」的消息是，三立這次為了打好他們跟中國官方的關係，因此特地要我們以「記者」的真實身份入境中國──這次的必要行程之一是，跟當時的雲南省副省長邵琪偉[註2]座談。

也因此，我們後來從大理採訪完回到昆明，雲南省官方還頒給我們每一個人一座「友誼獎牌」；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來了。

當時中央社的同業GG，拿著她的「獎牌」走到我身邊跟我咬耳朵說：「你們的牌子上面報社的全銜寫的一字不差，就我的被改了。」

她把牌子拿給我看，「中央通訊社」變成了「台灣通訊社」，她一臉不悅的緊繃，我卻有點想笑，但因為有當時的省台辦新聞處處長范文蓮女士在場(她代表副省長給我們「頒獎」)，我不好放聲。

緊接著「頒獎典禮」之後，就是當天晚上，由當時的雲南省台辦主任韓龍、范女士「代表雲南省政府」，給我們辦了一個送行晚宴。

宴後，我們返回旅館途中，我又再度進去旅館前方那家小茶莊喝茶，GG帶了許多同業來買茶；他們在閒談過程中，GG忍不住又把她那「被拿掉的『中央』」事件講了出來。

(B)

要先了解的是，在台灣平面媒體中的影劇記者生態圈中，電影線記者被評為「孤高自賞」(因為這時的台灣電影很弱，記者經常需要「孤軍作戰」)，唱片線記者則被說成總是「聽別人唱歌」(業內人士都說唱片線記者是被唱片公司的公關「餵大」)，而電視線的記者是影劇三大線中最是「能說善道」的。

那次出差我是代(電視線)班去的，我也不時在觀察電視線記者的素養與素質；外界的評論確實不差，電視線的記者確實是影劇三大線中最黏人的──不過，在跟副省長的座談會中便顯現不出來；大概是因為副省長對電視線記者而言，還稱不上是「明星」的關係吧。

GG仍然說的有點哀怨，好像她被誰大大地欺侮了。其中有位資深的電視線老記者，這時拍著GG的肩膀說：「感謝妳以及你們通訊社，為我們台灣爭光！」

大概是臨行前夕，所有同業竟然在此大肆買茶，把小茶莊主人忙到腳忙手顫、茶葉抖落一地，我之前「臨危受命」坐在茶莊主人的位置上泡茶給大家喝，這時我聽了他這麼說都不禁放下手、抬起頭望著那個老記者(他的年紀也沒有很大啦)。

他拿著GG的「獎牌」輕描淡寫的說：「妳看，『中央』被改成『台灣』，但妳別儘想著『我的中央』不見了，其實這不就是他們省台辦賞了自己一巴掌，給我們拍拍掌嗎？」

他說的話有點玄，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說的話有點「敏感的重」，連忙著包茶找茶到暈頭轉向的茶莊主人，這時都「定格」轉過頭來望著他看。

只見這位老兄笑嘻嘻地說：「看起來好像是『中央』被改成『台灣』，事實上不也就是『中央』“就等於是”『台灣』，他們就是在下意識裡這麼默默承認，所以這兩者才可以隨意代換嘛！」

我聽了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但似乎也只有我笑得出來，中央社的GG與茶莊老闆都是一臉愕然，其他同業都抱以「亂說瞎掰」的表情。

然而，無論如何，我仍然認為這是我當影劇記者期間中，至今所見識到的我們記者在外國的表現上「最有智慧」的一次。

時隔多年，我從這種「影劇的智慧」中所吸收到的經「驗」是：既然陳喬恩可以「不可思議」地從醜小鴨變形為「幸福」的漂亮公主，那麼，我所生長的邊陲台灣或許也有可能變形為某種「新中央」產物──正就是在台灣一步步被抹去「中央」意識，在台灣一層層被剝除掉「大」思考，在那些脫軌到「不可思議」的地帶？

這也就是我們將在下一篇要談到的「娛樂認識論」。

註：

1,〈陳凱倫‧女兒‧環〉

2,邵琪偉，男，漢族，1953年11月生，浙江湖州人。1970年4月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雲南省工作，1998年5月任雲南省副省長。2005年3月任國家旅遊局黨組書記、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