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1/14日，有家報紙在頭版上報導，陳水扁總統如果出席11/16日的(第三十九屆)金馬獎頒獎典禮，這樣的畫面必會在中國地區慘遭禁播的命運；由於這必將影響到轉播單位TVBS的商機，使得TVBS與金馬執委會聯手「婉拒」了陳總統的出席。

15日下午，高雄金典酒店39樓，第39屆金馬獎報到處前，以《香港有個荷里活》入圍本屆金馬獎十四項，創下金馬獎有史以來入圍最多獎項影片的香港導演陳果，被一群女記者團團圍住。戴著一副黃色眼鏡框的陳果，神采飛揚地放言闊談他的《香港有個荷里活》；他的身體在周圍此起彼落的呼喚聲中不斷旋轉，他的腳步如電影中的移鏡，絲綢般地飄動。

「片中那個很胖的朱老闆，到底有沒有跟那個瘦小的周迅這個妓女做(愛)？」一名瘦小的女記者問胖胖的陳果。陳果在眾聲喧嘩中小聲輕笑地回答：「如果會看電影的人，就知道他們有做！」陳果解釋說他運用電影的蒙太奇機械性，在朱小弟打開爐火的那個鏡頭中，「火熱地」暗示了那兩人之間的性行為。

「為什麼不直接拍兩人在做的鏡頭呢？」陳果的笑聲狂野地在大廳動蕩；朱老闆胖到有兩個人的體積，周迅瘦小到像隻小雞，陳果說：「這樣拍起來一點都不好看！」

17日中午，高雄金典酒店39樓，陳果縮坐在退房櫃台前不遠處的一張椅子裡，不知是否才剛睡醒？還是賽前入圍了十四個獎、最後卻只拿了三個獎，以致他的表情看來有點僵硬而疲累？我蹲在陳果的椅子邊，好奇地問他對於片中的妓女(周迅)的安排，「是否有其個人對中國在政治方面的諷刺意涵？」

陳果似乎在苦思，更像是在掙扎。他的頭歪斜著，他的眼神比剛剛更沉重；他眼睛的前方突然出現一個長得白晰的女孩，蹦蹦跳跳地走向陳果、乾乾脆脆地跟他握手。陳果臉上的肌肉像突然從床上彈跳起來的人，迅速地笑了起來。

胸前掛著某種証件的女孩直截了當地表示，導演下次再來台灣，她會很高興再招待他，而她如果去到香港也定會去找他，希望陳果也能好好招待她。陳果沒說話，或者他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白臉女孩已經說：「我這樣說，真是很不要臉喔。」

女孩走了，陳果轉過頭來回答我說，「諷刺是一定有的，」陳果語帶含混地繼續說，「其他的就比較敏感。」他又停下來，與走過來的香港友人談了好一會兒。他的香港朋友終於走了，他的「政治敏感」似乎也跟著走了。我索性逼問他「有沒有一股強烈的欲望想拍政治電影？」

陳果移動了一下身體說：「政治電影太敏感了…，但也不是就碰不得；」他舉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為例，說「時機對」，政治電影還是可以碰；他想了一下忽然眼睛亮了起來，「然後，再克服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我忽然對周迅在片中這個妓女的角色，感覺到一種前有未有的奇異性。這個外表看起來完全不像妓女的妓女，也許是世界影史上最毒辣的妓女，她不僅隨「性」玩弄香港最低下階層的人(涉世不深的少年皮條客，只會養豬、殺豬與烤豬的豬販)，而且還能「技術性」地挾暴力(她背後有個黑道集團在支撐她)以自重。

蘇聯已故大導演艾森斯坦原本是個舞台劇導演，後來他為什麼投入電影？根據他的說法是：「電影不像戲劇那樣，場景、觀眾、演員，各方面都受到『人為的』束縛！」艾森斯坦深入地發掘電影的「機械性」，並在其電影中大量展現電影在這方面驚人的「技術性」潛能。

片中的周迅這個「小」妓女，如果不是以電影的機械性法則運作(大銀幕、近景拍攝、單場人物特寫)，以她在片中拋頭露面的戲份如此之少，這個「小」角色對觀眾乃至評審不太可能產生，那麼「大」的衝擊力與說服力。八零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以來的台灣電影的一大漏洞正是，為了一種貼近中國古文人那種「素樸的」大傳統，反而過度忽略了電影的機械性的強大威力！

根據艾森斯坦的蒙太奇技術，陳水扁依然可以上台、更可以致詞，而無損於TVBS的商機。

既然這是一個被號/尊稱為「電影人的活動」，為什麼TVBS還要「尊」照新聞紀錄片的大傳統來「直直地」轉播？

陳水扁總統當然可以上台，攝影機更大可以「隨性」緊貼在他身後面──當陳總統一開始「放」話，鏡頭也立即跟著「放(推移)」出去──畫面這時儘可以悄悄地走到貴賓與觀眾席，陳總統的致詞，以電影式的「畫外音」，字字「新鮮」地映射在每位明星與不是明星，那更戲劇化的特寫之臉上！

即使不會看電影的人都看得出來，「看起來」完全沒有陳水扁總統出席的金馬獎頒獎典禮，每個出席者的臉上都大特寫出台灣總統的出席！

這種電影的機械性運作方式，比鐵更堅實地指明：台灣「從上到下」，是一個再「民主」不過的國家：──「上」自總統，「下」自任人玩弄妓女般的機器！(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