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蛋危機 - 從瑞士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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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蛋危機

2013/12/12 15:16:57瀏覽2519｜回應17｜推薦262

數年前，高雄，大立百貨公司附近的大街上，車輛行人穿梭來往。一名重度殘障，衣著容貌髒穢的男子在路上爬行。不是士兵那般在林地上的快速匍匐，而是一手的拖鞋先前置，另一手的拖鞋再跟行，並以拖鞋為兩手肘的襯墊，支撐下半身在柏油路上吃力地往前拖曳。究竟該男子是自立更生地販賣著什麼，還是另種形態的乞討，已不複記憶。這情形若發生在五十年前的台灣，尚可找得到容忍的藉口，然而二十世紀末有著百萬人口的港都，竟允許目睹如此破敗的景象，不禁令人強烈質疑，究竟是社會機制的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文／顏敏如 Yen Minju (舊文)

　

    數年前，高雄，大立百貨公司附近的大街上，車輛行人穿梭來往。一名重度殘障，衣著容貌髒穢的男子在路上爬行。不是士兵那般在林地上的快速匍匐，而是一手的拖鞋先前置，另一手的拖鞋再跟行，並以拖鞋為兩手肘的襯墊，支撐下半身在柏油路上吃力地往前拖曳。究竟該男子是自立更生地販賣著什麼，還是另種形態的乞討，已不複記憶。這情形若發生在五十年前的台灣，尚可找得到容忍的藉口，然而二十世紀末有著百萬人口的港都，竟允許目睹如此破敗的景象，不禁令人強烈質疑，究竟是社會機制的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瑞士，蘇黎世附近的一名三十五歲女子，獨居一間三房一廳的公寓，養著兩隻貓一隻狗，每天開著一部半新舊的福斯車上下班。她原是醫院裡的護士，近來不明原因地患上精神疾病，經診斷為憂鬱症，醫生判定她不適合繼續工作。現在她可先支領原來全薪的百分之八十，做為生活費，一段時間後，病情若無好轉，無法從事原來的工作，其轉業所需的再教育費用，將由殘障保險接手。前些日子她剛請人新裝一部電腦，目前賦閒在家，大玩線上遊戲…

    對弱勢者的服務品質是衡量一社會是否發展先進的重要指標。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取得相當均勢的瑞士，是高所得國家之一，絕對有能力對國內同胞做週延的照顧，然而近來卻開始有人對殘障判定標準與殘障給付規格提出批評，其由來不是瑞士街頭出現了殘障行乞者，而是有資料顯示，整個瑞士正逐漸淪為殘障國家！

    1960年瑞士開辦殘障保險，1990年的殘障保險支出是四十億瑞郎（和台幣約1與25之比），至今則增加到一百億瑞郎，每年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的成長，是全世界竄升最快的殘障保險增加率，引起國際間的注意。目前瑞士五十至五十四歲的人口中，每十人就有一個領取殘障保險金。所謂「不適合就業市場」的人口，每十至十二年呈倍數增加，換句話說，瑞士社會正在「殘障化」。

    殘障情況增加最多的，不是職業傷害，不是職場意外，也不是交通事故所導致的肢體殘缺或器官病變，而是耗時費日、不易診斷的精神性疾病或心理痛苦所引發「骨骼與行動器官」，亦即一般人統稱的「背痛」症狀。心志疾病並不是突然快速增加，而是現代人習慣以醫學術語來描述，或以醫學方法來干預生活的結果。亦即，當一個人患有「骨骼與行動器官」的毛病，就必定沒有好的生活品質。在好品質是瑞士生活最高標準的共識下，此人必定要就醫（骨科、神經科或心理醫生），以改善生活，然而真正產生「背痛」的緣由卻乏人問津。

    瑞士的新兵有四分之一被謔稱為「軟蛋」（幾乎是台灣草莓族的相關語），不適合當兵的人數在過去十至十二年之間增加兩倍，年輕人的殘障保險比例也跟著倍數成長。這些人的症狀往往介於精神病與身心學病徵（研究心理對疾病的影響）的模糊地帶。因精神疾病而被除役的人當中，有百分之八十從未接受過精神治療，換句話說，這些人在平常生活中根本沒病，一到軍中卻突然出現精神病徵兆，其潛在的原因便耐人尋味了。

    曾經有幅漫畫很傳神地點出，在優渥環境中長大的娃娃兵，如何不堪一擊，需要特殊保護：一架軍機旁，圍滿了因戰況吃緊，帶著行囊等著疏散的人群，一名軍官伸長脖子高喊「兒童、婦女及瑞士士兵先上機…」。漫畫是瑞士人自己的傑作，可見得，此一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並不是無人知曉，只是要扭轉當前的情況，絕非一蹴可及。這些被過度喝護「媽媽的小兒子」，是否有能力接續甚或發揚他們父執輩對瑞士社會辛勤經營的成果，似乎已經是可以看得到負面答案的巨大挑戰。

    和軍中相呼應，社會上的情形則是，有許多在台灣找朋友懇談、找社會機構諮詢、藉宗教活動抒發負面情緒的情況，在瑞士往往是由各類精神與心理醫師接手的「病例」。專業人士原本就索價甚高，若是加開和緩「病情」的藥劑，所要支付超標準的健保費，絕對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另種使自己開脫卻間接加重社會負擔的技巧是，在景氣差時，雇主特別容易將健康受損的員工虛報為殘障。逼人提早退休又可以不付退休金的簡便辦法，便是把人歸為殘障案例，而由殘障保險金給付。事實上，許多心理異常的症狀並非就是精神疾病，而往往是性格缺乏鬥志，不曾歷經磨練，無法因應困頓難局所衍生的缺失。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的偏頗，不致力培養個人忍受挫折、奮戰不懈的生存能力，其惡果則要由整個國家負擔。而大量金錢流入與殘障無關的健康折損事例，至今仍是經濟學尚未踫觸的領域。

    瑞士雖有對殘障的判斷標準，卻很理論化。許多接受支助者的症狀是難以診斷出病因的頭痛、失眠、昏眩、疲倦、無法專心等等，到底這些是疑心病者，是裝病者，還是真正的病患；到底是因身體受損而導致精神疾病，或者焦慮的情況是引發殘障的原因，並不容易判別；究竟是先有人格偏差傾向，在意外事件後顯露出來，還是先發生意外，無法承擔，才導致性情丕變，是個「雞先於蛋，或蛋先於雞」的無解題。此外，殘障保險加上養老金比失業救濟金還要有吸引力的事實，讓人願意殘缺一生過日子。前者可支領一輩子，後者只每個月支付原有薪資的百分之七十，四百天後即停止，此一懸殊差異無疑是對「潛在性殘障者」最大的鼓勵。

    背痛或精神上的疾病容易做假，保險或救助金額愈高，人就愈有興趣生病。在瑞士，任何人都可不斷更換醫生，直到找著一個願意證明他生病的「良醫」。一般對這些「不想」做事的人，醫生要釐清他們究竟「能不能要」做事，治療師則幫他們「願意要」做事，如此的診治程序曠日費時，所需的費用自是難以估計。

    瑞士國內充斥為數可觀孤寂生活的老人，以及在各種年齡層均佔有相當比例的獨居者，寂寞而缺乏生活目標的事實，或許可以解釋在家庭醫師處就診的人，將近二分之一被判斷為憂鬱患者的部份原因。當人們對疾病的概念愈來愈模糊，憂鬱流行方興未艾，憂鬱症也就榮登為瑞士的全民性疾病。此種可能由心志引發的生命失調現象雖已打破世界記錄，卻不是瑞士境內的公共議題。

    在港都大街上爬行的男子已邈無蹤影，或許可視為台灣社會的進步。豢養不吵不鬧四肢健全的軟蛋，以及不敢質問為何殘障者迅速增加的禁忌，正是瑞士社會最大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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