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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13 17:32:41瀏覽1956｜回應2｜推薦12 | |
| 一直以來，俄羅斯國家與斯拉夫民族的歷史主題，都是我閒暇時投注相當時間與精力的部分。花了幾天，在與其他二本書雜看之餘，讀完了馬克·勞倫斯·希拉德的《伏特加政治：酒精、專制和俄羅斯國家秘史》。
本來只是要將這本書作為「休憩用」的─在讀比較難的主題時，有時必須休息一下，岔開一下注意力，讓腦筋休息的意思。 結果休息用的書反而超前進度，先看完了！主因當然是主題引人入勝，作者功力高超，譯筆也流暢之故。其次，當我們徹底了解「伏特加」這種烈酒，在俄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飲料、東正教、男子氣概)，對所謂俄羅斯國家與民族性格的「潛移默化」作用，還有，更重要的，酒背後所隱藏的龐大政治經濟利益共生結構時，你會不寒而慄： - 俄國是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出現所謂「逆現代化」現象的─國民整體健康福祉狀況衰退，一度俄國男性的平均壽命由65歲倒退到57歲，遜於某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窮國。 - 俄國人每人每年喝掉的酒精，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安全量的二倍 - 刑事案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與酗酒或醉酒有關 …………….. 而俄國人當然不是血液裡有甚麼不一樣的「嗜酒基因」。酗酒的「政治-文化」共生體，其實源自於那個所有人都頂首膜拜的東西─錢。從留里克王朝到羅曼諾夫王朝，政府從酒類的商業活動所徵到的稅，常佔年度總預算的30%到40%。有甚麼理由會比「國家需要」更神聖，更能光明正大地酗酒？ 酒精的另一個「優點」，是便於控制。政府發照的酒館同時負有密探的義務；而且，喝醉以後，更容易探出人們心理的不滿或陰謀： 「獨裁制度必須採用其他方法來保持社會民眾對其統治的服從，避免社會內部的失衡以防止民眾有能力挑戰當權階層的統治。我認為對俄羅斯這樣一個具有飲用烈酒文化（而不是主張飲用諸如葡萄酒和啤酒等酒精濃度較低的酒）的國家而言，其建國歷程已經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與伏特加政治相關的動態機制，以及悲劇機制。」 看看以下這首民歌： 我喝著美味的伏特加酒，我喝著喝著美味的伏特加酒 我不喝小杯也不喝一大杯，要喝我就喝一桶...... 我抓著門邊的支柱。 噢，門柱，請扶著我，我是喝醉了的女人，我是跌跌撞撞的小淘氣 是的，這個跟辛棄疾醉後「只疑松動要來扶」的反應一樣醉的，是一位女性。是以酗酒也造成高流產率與發育不良的胎兒等影響下一代人民健康的問題。 而本應為人民謀福祉的政府─至少需要健康的兵源與勞動力的政府，為什麼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樣的人類悲劇的發生還需要一個武斷的獨裁專制國家和一個孱弱的民間社會，而這兩者都已在俄羅斯漫長的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政府為了稅收與管制，壟斷了伏特加酒的生產與分銷。這個便於鞏固中央皇權的制度，卻是罪惡的根源： 「從政府那裡以固定的價格買到定量的伏特加酒，不提價就把它賣給人們然後再付給政府十倍的錢，有誰可以做到這一點？ 《警鐘》上一系列措辭嚴厲的報告這樣質問道。《警鐘》是由亞歷山大·赫爾岑主編的。這一質問強調了腐敗問題固有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政府要求官員們嚴守字面規定; 另一方面，政府又只能通過私下的鼓勵，讓其下屬管理人員違背這些法律來使國家收入最大化（在有些情況下，還是政府積極鼓勵下屬人員這樣做的）。政府對稅務外包員的違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做法使傳統的友惠和小規模的賄賂轉化為一個從上到下都充滿群體自覺的腐敗政治體系。」 這樣的制度就是腐敗的溫床。一名昭著的稅務外包員瓦西裡·科科列夫也這樣承認：「在稅務外包權拍賣會上，真正被拍賣的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豁免權。」 「不肯同流合汙的人在俄國並沒有辦法堅持很久：這些講究的人不僅沒有因為自己的正直受到獎賞，反而會遭到人們的懷疑和諷刺。一份十九世紀的法國文獻記載道：大多數官員並不尊重一個正直的下屬，反而會將他當作一個空想家，一個不安分的 “反叛者”。而且，一個人如果拒絕賄賂，會引來富有且有權勢的稅務外包員階層對他的憎恨，而這個階層將竭盡全力剷除這些正直的官員。 而他們遲早會成功做到這一點。因為俄國有著複雜的法律和難以對付的手續，所有的官員都難免會有失誤的時候，而這就足夠了...... 結果往往是，一個正直的官員一旦招致稅務外包員的 憎恨，他的上司就會拋棄他，任由稅務外包員處置。公眾的觀點也保護不了他，他將一無所有，只剩下自己的良心。」 這個，好像不只俄國，哪裡的官場都一樣呵。 俄國歷史上也出現過真正決心禁酒的時代─1914年到1924年。就在一次大戰方興，軍需浩繁的時候，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突然宣布徹底禁酒，直接種下二年多以後，俄國經濟崩潰，他也被推翻的結果。「十月革命」之後的共產黨政權一開始倒是誠心誠意地繼承了這個「不得人心」的政策；只是斯大林為了財政的理由，籌措工業化的資金，在1924年放開了限制。 之後就急轉直下，俄國，再也沒脫離過浸泡在酒精的日子。數據常是捏造與誇大的，是為了特定的目的而「製造」的。就像當時一個風行的笑話： 問：蘇聯歷史學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答：他是一個可以準確預測過去的人。 特別是：當領導人也酷嗜杯中物的時候，反酗酒更像是笑話。像呆板平庸，守舊反動的勃列日涅夫。在冷戰時期長年擔任蘇聯外交部長的葛羅米柯曾回憶： 在1970年代的某天深夜，他與總書記一起從扎維多沃的一個鄉村寓所開車去莫斯科。葛羅米柯抓住了這個罕見的機會—與這位位高權重的蘇聯領導人獨處的機會—談起了一個困擾他多時的話題。 「列昂尼德·伊利奇 (俄國人對熟人都只稱呼名字與父名)」，他說：「我們必須對伏特加採取一些措施了。人們正在變成酒鬼。為什麼中央政治局對此保持沉默呢？」 勃列日涅夫盯著兩人眼前的道路，一言不發。在五分鐘的時間里，兩人都處於尷尬的沉默中，而葛羅米柯越來越後悔說出了那番話。「安德列，」勃列日涅夫最終回答道：「蘇聯人民一直都很享受飲酒。 沒有酒精的話，他們會活不下去的。」 「他不願就此展開進一步的討論，」葛羅米柯後來回憶道，「他尤其強調了這句話：沒有酒精的話，他們會活不下去的。 」 作者進一步評論道：「如果這些話聽起來很耳熟—它們的確應該聽上去很耳熟—是因為西元986年，基輔的弗拉基米爾大公在解釋他為人民選擇東正教信仰的合理性時，也說出了這般傳奇性的一句話。」 一千年光陰，從傳說時代的諸侯到「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權，骨子裡統治者的心態其實沒有甚麼改變。 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上台，為反酗酒運動做了迴光返照似地最後一次努力。後因財政壓力而不得不在1988年放棄。引發的民怨是可預期的；「然而，就在蘇聯人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的焦慮發洩在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身上時，他們挫敗感的真正來源其實是體制本身。這些處於一個封閉的等級制度最高處的領導人與世隔絕，通過大膽的政治宣言來鞏固他們的合法地位；但是，傳統的阿諛奉承的官僚體制又總使得政策的執行變得複雜起來。諂媚的官僚對待錯得最離譜的政策，也會盡職地推行，只有這樣做才可以讓自己在頂頭上司面前保持良好信譽。因此，就連最不切實際的指令也會被放大到近乎荒謬的地步。就像斯大林的集體化運動一樣，似乎蘇聯的官僚機構在打擊酒精的問題上又一次『被勝利沖昏頭腦』。」 這個，「黨永遠是對的」，為什麼讀起來跟近期上海的「清零」奇觀，感覺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而人民也感覺得出來：政治人物在玩真的還是假的：「克里姆林宮似乎滿足於使用應急的解決方案；對於伏特加政治所導致的病態社會而言，這些方案治標不治本。雖然這個國家用心良苦地實施著一個又一個反酗酒的政府專案，但它卻藉助行業內部人士的幫助虛偽地提升著伏特加酒的產量。 其間，財政部還呼籲人民為了國家可以獲得更多榮譽而屈從酒的奴役。」 以下的這一段，可以為俄國政治與文化裡，驅之不去的烈酒因素下一註腳： 「一直以來都是同樣的模式—過於強硬的酒精限制措施與制度化的腐敗相結合，導致不受監管的黑市伏特加酒和致命的酒精替代品迅速增長，而這侵蝕著公眾健康因為控酒而獲得的改善。」「俄羅斯歷史上只有兩種類型的反酗酒運動。 最普遍的一種是半心半意的充滿民粹主義的提案，旨在提升健康情況和經濟生產力；而這種提案毫無例外都因為政府最大化伏特加酒利潤的無盡慾望而遭受破壞。另一種—正如我們在尼古拉二世和戈爾巴喬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是為了社會健康而積極地犧牲掉國家財政的利益，而這種做法最終只會讓國家財政預算蒙受巨大損失並進而加速政權更迭。在上述兩種類型中，結果都是一樣的：失敗 (雖然後者的失敗在各方面看都更加怵目驚心。)」 在但丁的《神曲》中，撒旦所處的最深層地獄是留給叛徒的。而僅一步之外的第八層地獄則屬於犯下欺詐之罪的人：騙子、盜賊和腐敗的政治家被困在他們自己黑暗秘密的深坑中，在那裡經受蒸煮的折磨。在他們旁邊的是預言家和假冒的先知，他們的頭被往後扭，一直看著他們那些錯誤的預測。 願人民能試著看清騙子、盜賊、腐敗的政治家、預言家和假冒的先知，而不要有彼得三世的毛病： 「他總是以幼稚的眼光看待嚴肅的事情，卻以一種成年人才有的認真，對待很孩子氣的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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