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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3 19:55:32瀏覽4825｜回應16｜推薦40 | |
| 五四運動起於日本的侵凌，裡頭有三個惡名昭彰的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他們屬於公認的「親日派」。愛國者們的邏輯很簡單：國家弱小沒錯，人民無知沒錯，那一定有人得有錯、得為國恥負責。
有了鮮明的目標，才能發洩，才能動員；群眾運動只需要口號，不需要事實。只有燃起人最深層的「是」「非」的二分法意識，才煽得起「既然大家都覺得如此那我也上去踹一腳吧」的街頭熱情。 所以當時有許多「事實」，後來證明全是子虛烏有。像據說曹汝霖家的客廳懸掛了日皇的御像。連擺地攤說相聲的都編了套《揣骨相》，說這三個漢奸「沒骨頭，金錢摟足，以外人為護符」，是「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是「現代秦檜」！ 當這種簡單的言語植入群眾腦海以後，就沒有甚麼事情不可以納入「秦檜」的範疇而加以審視了。(想想網路上的「馬賽」「賣台」「腦殘」等現象？) 事實上這三個人只是在當下盡了他們外交官員的職責而已，而且比起後人，他們幹得還不賴。而且，他們個人立身所做所為，也不像漢奸。 陸宗輿曾在日本逼迫他接受「二十一條」的無理條件時，藏了一把手槍在辦公室，揚言如果再受逼迫，便要舉槍自盡。曹汝霖在五四運動中住家全毀，但當警察要加派人手保護他時，他卻說：「小孩子就讓他們鬧一鬧吧，沒有甚麼了不起的」。而被痛毆成重傷的章宗祥，人還在醫院裡時，聽說有學生被捕，不僅不提出控告，反而由太太出面代表他保釋學生。 而如果說「疾風知勁草」，那這三人更是潔身自愛。抗戰的時候，他們都留在日佔區，基本上都沒有做偽政府的高官或有其他叛國的行徑─他們後來在抗戰勝利後都未受國民政府追究。特別是曹汝霖，不僅多次婉拒日本人的「邀約」出山(想想吳佩孚被謀殺的例子，這種邀約的「誠意」可是很可怕的呀！)，而且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救了許多人，做了不少好事。 反而是熱血的學生們，那些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純潔孩子們裡，日後倒是出了一個鼎鼎大名的梅思平─他歷任汪精衛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組織部部長、工商部部長、實業部部長、浙江省省長、內政部部長等要職，1945年因漢奸罪被捕然後槍決。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還是柏楊說得夠透徹，他在評論南宋滅亡的史事時，談到以下的事件。 十三世紀蒙古大軍南下，南宋的謝太后派人乞和，蒙古軍統帥伯顏二次遣使到南宋首都臨安 (杭州)，二次都在路上被「愛國心強烈」的軍人狙殺。 柏楊說：蒙古最初的目的或許並非要完全滅宋，只不過要求南宋像安南或高麗一樣，做一個臣屬的外藩。可是一再發生的殺使事件，使得蒙古人領悟：眼前這個禮義之邦，其實是一個不可理喻又狡獪兇惡的野蠻部落。 柏楊最後加註：狂熱一但到了流別人的血來表達忠貞的地步，這種狂熱便成為二頭尖的劍，固然傷害別人，也同樣傷害自己。強烈的愛國心是可敬的，但只用別人的生命表達它，這個愛國心就不純潔，有邪惡的成分在內。 不只愛國，反核也好、反服貿也罷，再崇高的運動，如果到了必須毀滅不同立論者的人格或甚至人身才能延續下去的時候，這運動便也就質變成下一個被推翻的標的了。 另外在五四裡還有另一個殊堪玩味的現象，那就是「對自己國家的人施暴，特別是對那些公認是賣國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反之，一碰到外國人甚至是日本人，學生們都立刻變回彬彬有禮的面目。 像學生們打章宗祥時，是以鐵棍直接打他的腦袋，造成「頭部創傷一處，長約五厘米，深達骨膜」，另外還有大小傷二十八處 (北京日華同仁醫院診斷書)；但當章的日本朋友中江丑吉出面抗議時，大家一發現他是日本人，便不約而同地住手。 現今的學生 / 社會運動，到底可以把我們社會國家的問題，反省審視到甚麼程度呢？ 五四的起因與加害者是日本，但被修理得最慘的卻是一觸手就可及就打得到的「漢奸」─如果他們不夠「奸」，自然會有easy的八卦流言讓他們「合格」。 如果天真地以為世代分配、能源規畫、稅負不公、居住正義，乃至國家定位，都只是某個人或某屆政府的呆、無能、賣台，或腦袋控固力的關係，妄想透過一場選舉或「某人下台」就能畢其功於一役，而有意或無意忽視背後跨國資本主義與本土財團的縱橫糾葛，那麼毋寧是對多數信賴運動發起者的國民，他們單純的熱情最大的褻瀆。(試舉一例：無論哪一黨的政治人物，能脫離財團的競選經費挹注麼？) 我期待新一代的運動者們能跳脫這「拖出來打」的格局，回頭檢視目前國家困境的結構性原因。但「結構性原因」的探討通常又很無趣很不 sexy。 懶惰的公民們只好發包給製作懶人包的懶人們囉。 (有關五四資料採自《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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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